“上至直立行走和火的使用，下至粒子物理和精神分析，对思想史的研究，能让我们看到人类思维的发展和变化。”日前，75岁英国作家、学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辗转中国多座城市，与读者分享《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上周末亮相上海思南读书会、思南书局时，他多次强调人类长河中的发明创造——“很多发明本身并不是思想，但是发明会改变我们思考的方式。比如，火本身不是思想，但人类学会如何使用火，就改变了整个生活方式，使得我们能够对抗野兽、开垦耕地等。”

由译林出版社引进推出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是一部拒绝“简化”的思想史，上下两册百万余字，突破了朝代更迭的撰史常规。书中梳理的历史线索不再是王朝更迭和成王败寇，而是那些为了推进人类理解世界、理解自己而做出贡献的重要思潮。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英] 彼得·沃森 著 胡翠娥 译

译林出版社

“我们今天生活在高速发展的世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不妨设想一下，从世界上没有电话时候，到电话刚刚发明的时代，再到今天大规模使用iphone苹果手机，这不同时间段的三个世界到底有着多大的差别？再比如，从没有飞机，到全球第一台飞机问世，再到眼下各种高科技歼击机，不断更新换代的发明过程当中，世界的变化究竟有多大？”沃森二连三抛出自己的疑问：是这些不同阶段中发生的变化大，还是1850-1950年这百年间诸多发明问世前后的世界变化大？再继续往深处想，电影、抗生素等不同新物种的面世，哪一样发明给人类带来的变化更大？今天我们到底是处在快速变化的世界，还是说各项发明已经相对稳定处于趋于定型的世界？

沃森甚至认为，西方大学里的PhD制度，也可以视作是一项重要的发明。他在书中用两个章节专门讲大学，“在我看来，一个社会中，除了国会等重要政治机构以外，大学是第二重要的机构，因为它们是原创思想的家园 。在西方，早期的大学最初培养的是律师、医生等比较专业化、职业化的人物，大学在19世纪初的德国经历了一场重要变化，诞生出一批研究型大学，发明了PhD制度，也就是哲学博士制度。我觉得哲学博士是大学历史上一项重要的发明。设想一下，你要经过若干年研究，才能最后训练成专业学者，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发明。”在沃森看来，有了这样的制度以后，经过两百年时间，我们对于世界的研究较两百年前要深入得多。

对于中国，沃森也感触良多。他在书中同样花了两章篇幅写中国文明，“我尤其为宋代文明而着迷，宋文明甚至比欧洲大变革发生得更早。当时中国产生了大量创造发明，印刷术、陶瓷彩绘、纸币、科举考试等，都是对世界文明有重大意义的发明。此外，绘画艺术也在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高峰，体现了一种内在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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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家+金融企业家，将爆发出什么？

文/彼得·沃森

美国1866至1896年，每年颁发的专利数量翻了一番以上；1879至1890年这十多年间，从每年18200份增加到26300份。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其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写到美国商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到赫尔曼·麦尔维尔的警告，“人类被大众科学降低品格，乃至变得残酷”；他也提到范·怀克·布鲁克斯对马克·吐温的斥责，因为“将他对机械设备的热情与对文学的热情相比，后者简直微不足道”；还提到亨利·福特那有名的评论，“历史几乎鬼话连篇”。

但美国的第一代发明家似乎并不特别反智。恰恰相反，他们处在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时期，原因如我们所见，在19世纪，大学学术和研究方法尚处于形成阶段。大学依然主要是宗教机构，直至19世纪末才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现代大学。

同样，因为工业研究实验室在1900年左右才普及开来，这些发明家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自己搭建私人实验室。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和留声机，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了电话，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后来电报和收音机也相继面世。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埃尔默·斯佩里为海军首创回转罗盘和各种自动控制装置；1885年，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着手制造并示范操作“世上最具杀伤力的机关枪”。马克沁发明的机关枪利用前一发子弹的后坐力来装填和发射下一发子弹，远远胜过发明于1862年的加特林机关枪。在帝国的鼎盛时期，是马克沁机关枪在殖民地引起无尽的恐慌。1916年7月1日，也正是德国的马克沁机关枪在索姆河造成六万人死伤。这些发明家与金融企业家的合作，创办出美国最经久不衰的企业和教育机构，它们都是现在耳熟能详的名字：通用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电话公司、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麻省理工学院。

在本书中，我们或许要把电报机从其他发明中单独拎出来讲一下。约1750年就有人提出用电作为一种信号方式的想法，但是第一台可运行的电报机是弗朗西斯·罗纳兹于1816年在他的花园（位于伦敦汉默史密斯花园）发明的。伦敦国王学院的实验哲学教授查尔斯·惠特斯通第一次测量了电的速度（虽然结果是错误的），也是第一个认识到欧姆（一种阻力单位）是电报中重要概念的人。他和同事福瑟吉尔·库克在1837年首次获得专利。

同电报装置的技术细节几乎同样重要的是惠特斯通和库克要求在新建的铁路沿线铺设电线的想法，它保证了电报的快速，而公众津津乐道的约翰·塔维尔被捕一事更是带来了正面影响。他在斯劳杀人逃逸，多亏了电报，在伦敦被捕。塞缪尔·摩斯的代码当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摩斯也是提倡铺设跨大西洋电缆的几个美国人之一。电缆的铺设是一项史诗般的工程，但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当电缆铺设时，许多人满怀期望，以为更快速的通信将为世界和平带来助益，让政治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事实证明希望落空了，但是1866年完工的跨大西洋电缆很快在商业上建立奇功。

正如吉利安·库克森在《电缆：改变世界的电线》一书中所写：“从这一刻起开始了一种共同的经历，它是两个说英语的不同文化的汇聚。”

文汇记者：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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