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流浪地球》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引爆了春节档银幕，目前票房遥遥领先，已成2019年第一个爆款。早在10年多前，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流浪地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重度科技爱好者严锋写下长序，评价“刘慈欣的创作历程并不算很长，但他的爆发力一波比一波强悍……我毫不怀疑，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在严锋看来，比起国内大多数科幻作品“太软太空”，刘慈欣作为“硬科幻”代表，痴迷于世界的构筑，科学的根据，细节的可信，他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主义，以惊人的冷静描写人类可能面临的空前危机灾难，提出了会被认为是极其残忍的各种解决方案。重温这篇序言，或许能从另一层面看懂《流浪地球》。

20多年前，在一片“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声中，我加入了“科幻”迷的庞大队伍。那时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最喜欢的刊物是《科学文艺》和《科幻海洋》，最喜欢的小说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当时像我这样的孩子一定很不少，因为《小灵通》一销就是三百万本，足以羡煞今天畅销或不畅销的所有作家们。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80年代中期，席卷中国的科幻狂潮就像恐龙那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里面据说有些内幕。不过据我看来，读者的唾弃恐怕更是主要的原因。那时候的绝大部分“科幻小说”，既没有科学，也没有幻想，更谈不上文学。即使是像《小灵通》这样最优秀的作品，充其量不过是毫无情节的科普读物罢了。比如说，里面写到将来有一种“电子报纸”，可以调节旋钮在屏幕上阅读——哪有今天我们用鼠标点击那么方便？

在本国科幻热退潮后，很多像我这样的读者转向了外国科幻作品。不幸的是，那时候外国作品我们常常挑最糟糕的引进，除了飞碟就是水怪，翻译的数量和质量都差强人意，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在这些萧条的日子里，我常常会哀叹我们文学家科学意识的薄弱，科学家人文素质的低下，更怀疑国人是否存在幻想能力的先天不足，总之，很有点本国科幻虚无主义的味道。我一直顽固地认为：当代中国文坛上，像王安忆、韩少功、莫言这样的“纯文学”作家，早已具备了向马尔克斯们叫板的实力，但我们的丹·布朗在哪里？我们的罗琳在哪里？我们的阿西莫夫在哪里？

转眼间走进了新时代，我渐渐开始闻到一些新的气息，感觉到新的潮流的涌动，耳边也开始听到人们又在喊嘁喳喳地说一些名字。我终于读到了一个叫做刘慈欣的人的作品，然后我对中国人幻想能力的所有的悲观和怀疑仿佛在一瞬间烟消云散。

事情是从我无意闯入《科幻世界》论坛开始的。我发现大家都在那里谈论一篇叫做《乡村教师》的作品，便忍不住找来看了。平淡的书名很可能恰恰是吸引我眼球的理由。这部短篇读到快半的时候，我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弄错了，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科幻的味道啊。一个极度贫困山区的平凡的乡村教师到了肝癌的最后时刻，他用微弱生命的最后一点余烬，给小学生们上了最后一课，他想努力再塞给孩子们一点点知识，哪怕这些知识很可能对这些孩子的将来不会有一点点作用。

这难道不就是《凤凰琴》的翻版吗？但是我读下去了，因为即使不是科幻，浓烈的文学味道已然把我卷入了小说中的情境。然后，突然出现了样的文字：

在距地球五万光年的远方，在银河系的中心，一场延续了两万年的星际战争已接近尾声。那里的太空中渐渐隐现出一个方形区域，仿佛灿烂群星的背景被剪出一个方口，这个区域的边长约十万公里，区域的内部是一种比周围太空更黑的黑暗，让人感到一种虚空中的虚空。从这黑色的正方形中，开始浮现出一些实体，它们形状各异，都有月球大小，呈耀眼的银色。这些物体越来越多，并组成一个整齐的立方体方阵。这银色的方阵庄严地驶出黑色正方形，两者构成了一幅挂在宇宙永恒墙壁上的镶嵌画，这幅画以绝对黑体的正方形天鹅绒为衬底，由纯净的银光耀眼的白银小构件整齐地镶嵌而成。这又仿佛是一首宇宙交响乐的固化。渐渐地，黑色的正方形消融在星空中，群星填补了它的位置，银色的方阵庄严地悬浮在群星之间。

这后面的转折绝对是大家难以想象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乡村教师的最后一点可悲的努力，作者融入了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为壮阔的太空史诗。而这个教师的意义，也被发挥到了一个广袤的宇宙的尺度，可以说这样的尺度在普通的文学作品中是很难达到的。

我从来没有在中国的科幻文学中看到过如此宏伟的想象力，而这想象力又是从最平凡的角度展开，用坚实的技术化的细节来具体化刘慈欣的世界，涵盖了从奇点到宇宙边际的所有尺度，跨越了从白垩纪到未来千年的漫长时光，其思想的速度和广度，早已超越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传统境界。

但是刘慈欣的意义，远不限于想象的宏大丽。在飞翔和超越之际，刘慈欣从来没有停止关注现实的问题，人类的困境，和人性的极限。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世界都面临着各种巨大的危机，而在种种匪夷所思的解决方案中，正隐含着对种种现实问题的深切思考。

在《微纪元》中，人类通过基因技术把自身缩小到细菌的大小，只要有很微小的生态系统，消耗很微小的资源就可生存下来。这恐怕是针对能源和生存空间危机，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另类的解决方案了，但是刘慈欣在信手拈来之际，却对这个微世界的物理和生物特征写得丝丝入扣，栩栩如生。

在《超新星纪元》中，刘慈欣描绘了一个奇特的未来：全部的成人都被一种宇宙射线消灭，只有13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具有免疫能力幸免于难。当地球上全部都是孩子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得怎样？戈尔丁在《蝇王》里探讨过类似情境的哲学意义，当代作家刘恒在《逍遥颂》里挖掘过类似情境的政治意义。

刘慈欣显然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切入这一可能性，可是他决不限于技术层面的想象，而是最终展开了此一命题的文化意义。物质的过剩是否也是一种灾难？网络的绝对民主会带来集体疯狂吗？终极的游戏是否会带来终极的战争？这样的未来无疑映射着现在。想想我们现在集体宠养的一个个似乎永远也长不大的小皇帝，我们就更能深切体会到刘慈欣这部作品的洞察力和强烈针对性。

刘慈欣的创作历程并不算很长，但他的爆发力一波比一波强悍，在读过最新出版的《三体》以及《三体II·黑暗森林》以后，我毫不怀疑，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别的不说，光里面那个三体游戏，想象之奇崛恢弘，与任何世界科幻名著相比都毫不逊色。三体星系由于拥有三颗太阳，其不规则运动使得三体文明的生存条件极为严酷。为了应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他们随时可以将自己体内的水分完全排出，变成干燥的纤维状物体，以躲过完全不适合生存的恶劣气候。

对于这一个极为奇幻的想象世界，刘慈欣充分发挥了他在硬科学上的特长，赋予这个世界完全真实可信的物理特性和演化发展规律。作为一个电脑工程师，刘慈欣甚至设计了一个三体程序，来模拟三体世界的运行轨道。刘慈欣以虚拟现实的方式，借用地球文明的外套来讲述这个遥远文明两百次毁灭与重生的传奇，三体与地球遥相辉映，在最不可思议的生存景象中蕴涵着触手可及的现实针对性，既是对地球文明自身的一种独特反省又是在宇宙级别上的一种超越。

要是换了别人，《三体》写到这个程度，早已可以满意收场了，但是对刘慈欣来说，好戏才刚刚开始。在构造了一个丰满坚实的三体世界以后，他进一步让三体世界、地球，甚至还有更高级的文明，发生更加猛烈而意味深长的碰撞。

在刘慈欣的作品中，我最看重的是他的想象方式。他的想象，和其他中国科幻作家们有很大的不同。刘慈欣的想象不是零散的，哪怕是在很短的短篇中。这些想象背后有一种组织和秩序，它们指向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世界”。

我以为，中国科幻，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学中，最缺少的就是“世界”。比如，我们古代不乏灵动鲜活的传说，但是我们的神话故事多零碎、散断、各自独立，没有形成完整而系统的神话故事体系。

中国古代神话的不发达，固然与重实际而轻玄想的现实传统有关，也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缺乏一种关注类似“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到哪里去”那样的宏大叙事。中国古代有过灿烂的科技文化，但是后来陷入长期的停滞不前状态，这与我们强烈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有没有关联？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学，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近似的同构关系？

在《三体》和《三体II·黑暗森林》，刘慈欣描写了三体人用智子把人类的基础科学锁死，使得技术的发展最终在各个方向都碰上壁垒。在这背后，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寓意的。

步入新世纪，中国的文学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现实主义大有式微之势，科幻小说逐渐登堂入室，奇幻小说更是异军突起，仿佛预示着那种认为中国人缺乏想象力的时代终将一去不返。但是我们好像总是喜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多少作品笔走龙蛇，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却脱离大地，轻忽逻辑，漠视人性。对此刘慈欣又是具有宝贵的意义。当我们为他空前的想象力而迷醉时，又会被他锐利的思考和批判所震醒。如果说，我们的文学往往要么太现实，要么大虚幻，那么，刘慈欣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或者说一种宝贵的平衡。

刘慈欣是新时代的，又是中国的。他仍然属于那个心系现实的伟大传统。民族国家、社会问题、城乡差别、地缘政治这些尖锐的问题从来没有从他的笔下消失——在《光荣与梦想》里，人们设想用奥运会上的竞技替代战争血与火的厮杀解决国际争端。在《魔鬼积木》中，处于弱势的非洲国家用基因工程来对抗世界强权。在《中国太阳》中，进城民工在三万六千公里高的同步轨道上，承担起清洁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的人造太阳镜面的使命，通过改变大气的热平衡来影响大气环流，最终改善了家乡的干旱与贫瘠。

在中国庞大的科幻大军中，刘慈欣一直被认为是“硬科幻”的代表，他痴迷于世界的构筑，科学的根据，细节的可信。这应该是一种褒扬，因为我们的大多数科幻作品，实在是太软太空了。但刘慈欣绝不仅仅满足于对技术的描写，而是自始至终都贯穿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思考。而这种思考，一旦从大尺度的时间与空间的角度展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其结论也往往令人震惊。

在“2007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期间，在女诗人翟永明开办的“白夜”酒吧，刘慈欣和科学史家、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之间有一场十分精彩的论辩。刘慈欣的旗帜很鲜明:“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全世界敢这样直接亮出底牌的人不多，在中国就更少。刘慈欣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人类将面临巨大灾难，问在这种情况下可否运用某种芯片技术来控制人的思想，从而更有效地组织起来，面对灾难。

这样的观点当然会引起巨大的争议，这正是在《三体II·黑暗森林》中出现的场景。作为一个长期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的人，这一回我本应对刘慈欣的科学主义倾向大加挞伐。但是，在看完《三体II·黑暗森林》后，我知道他看似极端的“科学至上”和“唯技术主义”的旧瓶子里面，其实已经装了很多的新酒。这也正折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转折：精神、人性、道德、信仰，这些原先是哲学家、伦理学家、神学家的专属论题，如今正日益受到科学家的关注。具有理科背景、又是作为科幻小说作家的刘慈欣，恰好站在一个难得的位置上，从科学的角度审视人文，用人文的形式诠释科学。

他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主义，以惊人的冷静描写人类可能面临的空前的危机和灾难，提出了会被认为是极其残忍的各种解决方案，但是我们将理解他对人性的终极信念。刘慈欣相信最美的科幻小说应该是乐观的，中国的科幻作者们应该开始描写美好的未来，这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刚刚开始的使命。反乌托邦三部曲已经诞生，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土地上创造出科学的乌托邦三部曲。

在这样一个终极的高度，刘慈欣涉及了信仰的问题。这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稀缺的元素，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在偶像的黄昏，在“上帝已死”的现代，更是显得尴尬和不合时宜。但是，信仰不死，只是转型。未来、理想、乌托邦，这些都是人类永恒的心理需求。这些渴望在不同的时代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在宇宙大爆炸和坍缩的背景下，光年和基本粒子的尺度上，信仰又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科学又会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刘慈欣的心目中，科幻小说的最高境界是幻想宇宙规律，并以此构建一个新世界。“这是最高级的科幻，因为没有比幻想宇宙规律本身更纯粹的科学幻想了；同时也是最难写的科幻，比如把万有引力与距离的关系改一下，成线性或三次方，那宇宙会变成什么样？这绞尽脑汁也难想出来。”他认为这是“造物主的活儿”。从《流浪地球》《微纪元》《超新星纪元》到《三体II·黑暗森林》，这个世界已经卓然成形，日趋丰满。

对刘慈欣，我们有大希望。

作者：严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范昕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