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蒋介石计划逃往台湾。当时部分川军将领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策划起义，打算在蒋介石逃跑前将其一举活捉。可惜，由于两则不知有心还是无意散步出的假新闻，起义的川军错失了活捉蒋介石的机会。】

国民党胡宗南部云集川西，使原准备起义的一些川军将领感到很大压力。万一此时走漏风声，难免束手就擒。夜长梦多，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倒戈一击，固据成都，等待几百里外的解放大军的到来。特别是过去曾与共军兵戎相见的将领，眼看马上就要解放了，最好能拿出点实际行动来作为弃暗投明的见面礼，争取戴罪立功。

还在前几日，刘文辉、邓锡侯潜出北门，到达崇义桥本军的防地后，随即派人全副武装至斑竹园接陈离。并嘱陈离函促川西地下党留蓉临时工作部与邓锡侯部参谋长牛范九速去共商起义大计。

前日上午，“临工部”王逸平、邹趣涛按约前往。在刘文辉、邓锡侯部防地龙桥小学内，刘、邓、陈、牛、王、邹等密商起义具体部署，决定刘、邓等人即日去彭县，于9日宣布起义：王、邹、牛马上返回成都，安排城内刘、邓部应变事宜，刘、邓将其留城部队交“临工部”统一指挥。

王逸平、邹趣涛、牛范九返城后，王、邹以“临工部”名义立即在华兴街九十五军军部召开会议，传达龙桥小学会议决定，城内刘、邓部队杨晒轩、董旭坤部官佐到会听取了传达。明日马上举行起义的消息对到会人员震动很大，大家都明白，城外部队起义后可占据原有防地固守，而城内部队势单力薄，仅是几个守备营团和机关，怎样对付得了随之马上就来的巨大压力呢?

杨晒轩听后主张说：“明日即将起义，我部已来不及撤离了。”为了防止蒋军的突袭，他提出利用军部和右侧的邮政总局大楼与潘文华公馆构成三角形的制高点防御圈，筑好防御工事，举行城内暴动，准备迎击敌人。并列举了他在江油与红四方面军作战时，固城而守几个月“不败”，坚持这次暴动也必获胜利。一些将领和地下党人员也积极赞成暴动这一主张。

然而也有不同意见。第九十五军参谋长王大中坚决反对，以为不可冒险，一是构筑工事，形同请战；二是寡不敌众，必遭覆灭。还是走为上计。并说江油之战取胜，是因为那时红军没有重武器，现在胡宗南部既有重炮，又有坦克，城区工事难以固防。

但是，撤离又来不及了。会议最后商定，要作最坏打算，边撤边准备应战，赶紧联络城内一切反蒋力量，筹组武装暴动。联络工作由地下党组织出面约集；杨晒轩负责具体策划暴动计划；撤退协商问题由王大中通过成都防卫副司令余锦源向城防司令进行疏通，借以有利于防卫为借口，命令刘、邓驻城区部队移防城外，并上报国防部顾祝同总长核批，另一方面由牛范九以保定同学关系，请求顾祝同予以批准。

撤离与随时应战暴动工作双管齐下急速进行着。杨晒轩的暴动计划很快就拿了出来，拟定该部固守军部之三角制高点；刘文辉驻武侯祠董旭坤团及刘部其他城中零散部队，立即集中于武侯祠加强防御工事，固守应战；正被地下党所策反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部由郫县等地推进至成都北门外作为策应；并邀请第四补给区司令曾庆集率部直接参加城内暴动。驱逐胡部，解放成都。拟定全城在10日举行武装暴动，并制定了活捉蒋介石的计划。

昨日上午，曾学圃按“临工部”指示，将暴动计划通知了曾庆集。曾对这个突然的决定甚是惊讶，便立即与曾学圃作了仔细研究，认为暴动计划很难取得成功，尤其是作为策应的罗广文部谢直等三个师难以按约来城。曾学圃解释说：“三、四天前，谢直师长已与成都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曾庆集则认为，这个外援不可靠，罗广文虽有起义之意，但谢直仅在重庆解放前夕才任命为师长，罗广文不可能将3个师的兵权交给谢。此时城内与地下党有联系的仅有杨晒轩九十五军军部少量机关部队和联勤部分部队，其余均为零散杂牌地方武装，而成都城内外则有胡宗南部20余万众，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若在南北两路解放大军未到达前冒险行动，结果定遭失败，受到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这与川西地下党组织原定的保卫成都不受破坏的指示是相违背的。

曾庆集坚决反对暴动，而曾学圃说这是“临工部”不得已才作出的指示。曾庆集有些进退两难，最后决定还是以大局为重，视情况慎重参加暴动，并提出了两条意见让曾学圃迅速转达：一为推迟暴动日期，俟曾庆集亲与谢直见面后再决定；一为请约定与谢在成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杨晒轩等人接到曾庆集的意见后，也觉曾的考虑有道理，主要还因为曾庆集部队在城中已占据举足轻重地位。曾部若不参加暴动，城内也就再无像样的正规部队，其他外援力量进不进得城来，还得另当别论。这时，疏通撤退的工作还正在进行，胡宗南部还未采取敌对行动。所以，杨晒轩及“临工部”商定，还是先听听曾庆集与谢直的会谈后再作最后决定。并约定曾、谢二人于10日晨8时在潘文华公馆见面。

曾庆集与曾学圃都对谢直不甚了解，感到与谢会晤，后果难测，很有顾虑。二曾又立即前去访晤杨晒轩，商定十日会面临时改在第九十五军军部与谢直晤面，以防意外。

10日一大早，王樵生带车把曾庆集送到九十五军军部，又到潘文华公馆接谢来。参加会面的有曾庆集、谢直、吕振修、曾学圃、杨晒轩、王樵生共6人，大家见面后，吕、曾在中间穿针引线，但为防万一，多未以真实姓名相介绍。

会谈后，曾庆集、杨晒轩对谢直能否带出3个师的兵力参加暴动仍表怀疑，认为有必要再次约请谢直部各师长、团长作会晤洽谈，谢直表示同意，会谈地点仍在第九十五军司令部。第二天，由于种种原因，谢直难以召集各师长团长赴约，曾、杨在约定地点到时未见谢直面，知情况有变，谢直部已显然不能参加成都暴动。这一暴动计划终因多方周密考虑和蒋介石频施计谋而作罢。但“捉蒋”计划仍在进行着准备。

蒋介石在10日这天，是一整天都没有出黄埔楼，身未动心中却并不平静。以后的事实可说明，此时的蒋介石一定对“成都暴动”特别是“捉蒋”计划有所风闻。

前面说到地下党“留蓉工作部”在策划“炮打黄埔楼”和“成都暴动”两方案不成之后，又曾制定了活捉蒋介石的方案，计划这样做既可在蒋介石去机场的途中行事，避免在市内发生战斗，又易手到擒拿。

前几日，在华兴街国民党第九十五军军部，副军长杨晒轩听了地下党吕振修等人的“捉蒋”计划后，很是激动，他意识到这也正是自己能够实现由二野派出的敌工代表裴治镕所交代的“立功赎罪，迎接解放”要求的良好时机。那还是在月初，由重庆来的联勤第四十四补给区参谋长王樵生，秘密转达的裴治镕秘信中所提出的要求。

杨晒轩自告奋勇地向吕振修等人说：“只要组织一个两百人的敢死队足够了。就在我们九十五军里挑选队员，我任敢死队队长。”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批准了杨晒轩的要求，并决定由正率部驻守城内的王樵生、徐震球等人组织武装力量配合行动。

王樵生、徐震球等人接受任务后，在城区积极作好一切应战准备，只等蒋介石出洞后，便堵住其后退入城的道路。

徐震球对这一“捉蒋”任务，更是特别细心关注，其中缘由是因为他还在重庆时，就参加过那时策划捉蒋的密谋。时任国民党反情报队队长的徐震球等人在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下，曾试图策反守卫蒋介石公馆的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总队长彭斌，计划在蒋介石公馆或机场捉蒋，后因彭斌胆小怕事不敢行动，意志不坚决，其部队力量也薄弱，又受杨森节制，彼此又有矛盾，在重庆解放前夕的捉蒋计划就这样流产了，此事在前文中已有细述。所以，徐震球一提起这事很是惋惜，并引以为戒，提醒在成都的这次捉蒋计划一定要行动坚决果断，各方“捉蒋”力量立即进入角色。

杨晒轩说干就干，在两天内就组织起了一个由200余人组成的“捉蒋敢死队”，大家摩拳擦掌，宣誓要在这一行动中立头功。埋伏在北较场、励志社大门口的便衣人员机警地监视着门内外的进出人员，与敢死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旦发现蒋介石的行踪，“捉蒋敢死队”就会立即出动。

然而，便衣人员却一直没有见蒋介石的车队由大门中出来。

大出乎人们所料的是，9日的成都地方晚报以通栏大标题写道“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地下党组织和杨晒轩、徐震球等人对这消息很感突然，忙召集敢死队核心人员和便衣人员商量对策。紧急商议意见结果，认为既然蒋介石已经飞走，“捉蒋”也就再无什么补救办法，大家有些灰心丧气，最后议定开始着手下一步的发动起义，另行举事。

现从历史档案中查知，地下党“留蓉工作部”在1950年1月14日上呈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关于策反工作的报告，也明白无误地写道，蒋介石是在12月8日离蓉飞台的，可佐证“捉蒋敢死队”是在得知“蒋总裁昨已离蓉”报导消息后，才放弃“捉蒋计划”的。但就在当日的下午，蒋介石竟又在成都的城门街头公开露面，这实在是令人难解的事，而且又是那同一种报纸，也相继刊登了“总裁下午轻车简从巡视蓉市区”的消息。这消息立刻又引起了正准备解散的“捉蒋敢死队”的高度注意。

10日午后，“捉蒋敢死队”核心人物在华兴街九十五军军部再次秘密开会，重新准备展开捉蒋工作，组织力量伺机动手。真是好事多磨，又突然传来消息说，蒋介石于中午已经离开北较场，在城北凤凰山机场乘飞机离蓉飞台，这消息同样刊登在了成都各大报纸的报端。

“捉蒋敢死队”的队员们连呼上当，又失去了一次捉蒋的机会，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和杨晒轩等人则认为，这很可能是刚宣布成立的成都防卫司令盛文在中间耍了什么花招，蒋介石早在前天就跑了。至此，“捉蒋”计划不得不全部放弃。

作者：陈宇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邵岭

摘自《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当代世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