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泰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先生2019年6月25日凌晨逝世，享年105岁。

特此重刊一文，以志缅怀。

徐中玉先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那天，我来到华师大二村，看望这位前辈。徐先生在阿姨陪护下刚从长风公园“走步”回来。百岁高龄的他，背不驼，腰不弯，思路依然清晰，只是耳朵有点背。徐先生让阿姨拿出6本大书，高兴地告诉我，他的6卷本《徐中玉文集》已经出版。同时告诉我，他的五万册藏书将向他告别，原来，他已准备将它们捐赠给华师大图书馆和家乡。于是，我跟着他到各间房间“巡视”了一圈，又一次参观了他的宝贝，他笑着说，下次来，你也许看不到它们了。回到他的卧室，我看到五斗橱上堆着的一大摞各式版本的《大学语文》，老人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连说，这不送的，因为我还要修改。我知道，由徐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仅华师大版已经出到了第九版，可先生仍说：“我想，还可以改得好一点。”就此，我们的交谈从这已经发行了3000多万册的《大学语文》课本开始了。

恢复高校通识教育国内第一人

大学是否应该开设语文课？这本是显而易见的事，然而自1952年以后此课在大陆却缺失了整整30年。徐中玉先生说，其实，大学语文在建国前许多高校都已开设，虽然当时无统一的教材，但在师资上，各大学安排的多是知识面最博的老师。如清华大学，由最有教学经验的朱自清、吕叔湘等来担任。他当时就读的青岛国立山东大学，语文课也由沈从文等系里最好的老师来教。

但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文理不兼，大学语文课（非中文专业）在高校的课堂上消失了。就此人文素质教育与其他专业教育严重脱节。毋庸讳言，这是根本违背教育规律的状况。于是，徐中玉成了提倡以中文为根基的高校通识教育的国内第一人。1978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徐中玉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教授共同发起，在高校中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此举立即得到了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数十所大学同仁们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1981年，经国家教育部门批准，中断了整整三十年的“大学语文”课终于重见天日。

1978年11月徐中玉在泰山南天门留影

徐中玉告诫大家，母语教育是贯穿一生的，大学语文应是高等层次的母语教育，它兼有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这种学习乃是一辈子的事。可以说，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一生受用，只能进一步加强，力求做得更好，决不可忽视、削弱。

就此，他担负起编撰大学语文教材的重任。他说，编第一版大学语文时，因为那时文化空间不能让我们完全自由发挥，编选文章不免有些保守，选编的只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没有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结构上采用的是文学史的办法，从先秦两汉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最后到近代、现代。尽管这样，这版大学语文一问世就受到欢迎，两年时间里，三百多所大专院校都采用了这本教材，一次发行量高达34万册。

《大学语文》（1981年第一版）

为配合教学，也为弥补没有外国文学的缺陷，编第二版时，就增收了现当代文学作品8篇，外国文学代表作品10篇。到1985年修订第3版时，不仅撤换了与中学语文教材重复的文章，而且补充、修改、重写了某些说明、注释和思考练习题，增加了《常用应用文写作要点》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要点》等。

《大学语文》（第九版）

“不管编哪种大学语文，传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宗旨不能变。”徐中玉坚持主张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力主启发、感悟，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薰陶滋润，结合有准备、有重点的讨论。从1981年到现在，大学语文随着时代和视野的变化，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自1981年的第一版起，至今已经出了九版，而修订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我翻开最新版的《大学语文》，在附录中，增添的不少“常识”内容马上吸引了我，如《诗词格律简释》《古汉语常用虚词》《常用修辞例解》，及《我国历史朝代表》《简化字总表》等。难怪新版课本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徐中玉主编的各种版本《大学语文》

近二十多年来，除华师大出版社版外，徐先生还应邀编写过各有其用的大学语文教材7种。作为教育家，徐中玉还提出，上好大学语文课，不尽在于教材，更在于教学。鉴于大学语文的实际定位是通识教育，所以徐先生认为，编好教材重要，教好这门课，方法更重要。大学语文能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关键在于教师。有些人认为，大学语文这样的基础课、公共课谁都能教，其实不然。大学语文对于教师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它要求授课者古今中外广泛涉猎，文、史、哲相贯通。因此，高校应该重视大学语文课的师资队伍建设。徐先生对有些高校安排新来的教师先教三年大学语文，教满三年走人，新人进来再接着教三年的做法很有看法。他试问，这样怎么能把大学语文教好呢？

他说，大学语文一定不能搞成中学语文的延续，它应该更侧重于人文性和审美性。文学作品是以艺术的方式表达真、善、美，它通过文学的语言来感染人、打动人。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评论，作为教师，要有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和胸怀，不能要求学生的观点一定要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考试不能搞理科化的“标准答案”，因为，文学欣赏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教师站在讲台上一人讲到底，要采取互动式、启发式教学。教师在课堂上要鼓励学生多提问，师生在课堂上或课堂下平等讨论，这样才有利于“教学相长”。

同时，徐先生对大学的教育改革一直抱有热情，并身体力行予以支持。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徐先生多次在大会上热情鼓励学生课余文学创作。对在创作上有一点成绩的学生，还常常点名表扬。学生写毕业论文时，徐先生在系里宣布，对创作上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孙顒、赵丽宏、王小鹰等人当年的毕业论文，就是诗集和小说集。今天已成为知名作家的他们，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不无感慨：“这样的做法，该是史无前例的。华师大后来涌现出的作家群、评论家群，与徐先生的教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大有关系。”

《徐中玉文集》

“实事求是”，治学一生

徐中玉还是作家，更是文艺理论家，特别对中国古今文论尤是研究专家。他是江苏江阴人，母亲来自农家，不识字。父亲以中医为业，过着清贫生活。两个姐姐读完初级小学，就去袜厂摇洋袜，家里将读书机会给了儿子。他后来考进省立无锡高中的师范科，读师范免学费还可供饭。毕业后按规定去小学教了两年书，凭这个经历才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七七事变”随校内迁，转到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又在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后留校任教。从此他辗转教书，一生未出校门，以教学研究为业。

徐先生毫不讳言，“我不喜欢读理工科，读书时数理化成绩一直平平。”他高中读书时已爱好写作，在江阴县报上发表。最早写的是小说，都是关于教书生活的题材。进大学后，开始在《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益世报》等许多全国性报刊发表文章。也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大风》一类小品文杂志写文章。因性格关系，他的小品文字并不闲适。

老舍先生当过他的老师，老舍讲述的《小说作法》对他影响很大。他大学时代开始爱好文学写作完全是受老舍先生的指点和鼓励。但后来从习作小说转向文学研究而且重在古代文论，那是他遇到了叶石荪先生。

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心理系的叶石荪教授，乘暑假之便来山大讲学。叶先生是朱光潜先生的好朋友，在美国、法国专攻心理学，还写得非常优美的旧体诗词。徐先生至今没忘，上叶石荪先生的课，让他一生受用。叶先生的讲授给了他四点启发：一是要有适合自己兴趣，有意义而且力所能及的研究目标；二是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叶先生给徐中玉看了他的大量卡片和笔记，并且告诉他怎样做，怎样用；三是对不同学派要培养提高分析辨别能力；四是不能为研究而研究。

徐中玉先生深得其道，自此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他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全国高教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至今还是《文艺理论研究》杂志的主编。我很想听听他治学经验，徐先生却谦虚地说不敢妄谈，最后才用“实事求是”谈了其治学的“体会”。

徐先生说，首先要“实事”，治学应该从实事出发，也就是从实际出发。搞文学研究的人，“实际”同样是无比丰富、复杂的，有过去社会、过去各色各样人的实际，又有当前社会和当前各色各样人的实际。实际既记录、反映在书本里，有的也会生动感人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需要我们从种种现象中及时去捕捉、理解、思考。这句话的核心是“求”，而且是“求是”，即不但去求，还必须求出个“是”。知也无涯，是也无涯。所以“求”，一定要“勤求”、“力求”， 甚至“苦求”才有效。松松垮垮，打一天鱼，晒三天网，肯定不行。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真是心得良言。学术研究不能有丝毫懈怠之心，只有狠下功夫，学术之功，才能大有建树。求“是”，还要“博采众长”，无论谁说谁写的，只要是正确、合理、有长处的，就应该博采广集，取精用宏。

在很多学者心目中，徐中玉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其实他在读书期间做研究已经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特点，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曾去中山大学查阅过徐先生的档案，“因为看到先生在自传中说，自己的硕士论文有30万字，几乎不敢相信，特地去档案馆查阅了，发现果真如此。并且，当年徐先生为了查阅论文材料，辗转跑去连县图书馆，因缺少返程车费，结果不得不向学校申请资助。”

正是这“实事求是”，徐先生做学问没有半点虚伪。几十年来，他的著述已有几百万字，编写教学书刊逾2000万字，其代表专著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他》《古代文艺创作诗集》《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激流中的探索》等。其主编的《古文鉴赏大辞典》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一等奖，《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获国家图书出版最高荣誉奖。

对如此的成就，他却说，“我搞文学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体系，高谈一套一套理论。我也从不迷信文学流域内五光十色的主义，特别是以为主义可以解决所遇到的一切问题，这把钥匙可以开通所有的锁，切记主义容易变成陷阱。”

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专书最高明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并无理论专著，以创作为主的苏轼，则是留下最多文论资料、而且最有创新见地的代表人物。先生直言，现在的文学研究之风，远不如他们精细而阔大，富有艺术魅力。所以，他建议，今天的论者须把从使用电脑节省下来的时间精力，转用到精心思考和反复推敲上去才好。

平民生活，省下一百万捐赠作基金

这位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徐中玉教授坐在我的对面。我不能想象如此的大教授今天依然住在这样陈旧的房子里。先生的寓所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华东师大教工宿舍，自文革后迁入，一直住到了现在。在这套90多平米的老房子里，书桌、五斗橱、沙发、茶几、床等等，没有一件新式的家具，甚至有些柜面和把手都已经斑驳或脱落了。

“我有很多书，到处都是书。”这是徐先生很自豪的话。当他笑着领着我观看他的藏书时，我估算着约有五万册，涉猎之多，宛如一个小型的中文系图书馆。桌子、架子、柜子、窗台，还有过道的走廊，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间，全都放满了书。除了徐先生和保姆的床，其它两间房已没人睡的床上也堆满了书，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床”。

“我有这么多的书要看，哪有时间玩呀？”徐先生看着这些宝贝，珍爱之心溢于言表。五万册书，除了摆放在书橱里的能看出大致的分门别类，其余的都显得杂乱无章、随意无序，整理它们是一个难题，但对先生来说，每天在每个藏书间里“巡视”，就是在心里为它们整理秩序。

这里，似乎除了书，先生再无其它爱好。他不吸烟、不饮酒，也不喝茶，茶几上的保温杯里永远都是一杯温热的白开水。看书累了，他就用吸管喝几口。儿孙们给他买来的新衣服，他几乎都不穿，总是说“旧衣服穿着舒服”。甚至连那副老花镜，都是先生花15元钱在地摊上买来的。

如今，在卸任了所有社会职务之后，徐先生仍然每天戴着老花镜或是拿着放大镜，一如既往地为他写过的、编过的、出过的书纠错。“学问做了不少，但不一定好，有一些被大家讲得蛮好，”先生指着书桌上他近期经常翻看的书说，“在我看得到的日子里，能改多少就改多少吧。”

《大学语文》占据了徐中玉教育生涯中的重要地位，书桌上一摞不同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这是他最近正在看、正要改的书，“我们出的四五种大学语文教材，都还在修订中。”作为主编，他不提成就，而是一再重复地说，“还是可以（弄得）更好”。

徐先生现在每天依然要看三四小时报刊，见到好文章就剪下来，根据不同主题装在不同文件袋里。有的写着“孔子儒家”，有的写着“鲁迅研究”。“这样我写文章时，查资料就很方便。”徐先生解释道。从剪报中可以看出，老人家不但关注学术研究，还很关心教育。《“红警”拉响能否自动停工停课》《学生守则被指“空洞”行为规范其实“具体”》等文章，都是他在近期所剪下的，并在其中一些字句下划了重点线。

那年春节，趁着儿女们都在场，徐中玉先生表达了想要献出稿费等生平积蓄100万元在华东师大设立助学扶贫基金、并向学校和自己老家的图书馆捐出家中数万册藏书的意愿，结果，获得了家人的“全票通过”。

徐先生说，这100万元怎么用他不管，由学校决定，但他强调：“这笔钱不是资助一个人的，是一批学生。”阿姨在一旁说：“徐先生自己很节俭，他吃饭穿衣都不讲究。他现在早餐是牛奶麦片；中午小碗饭加薯类等粗粮；晚上则是馄饨、面条之类的面食。这些钱都是他省下来的。”

如今，徐先生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儿孙们来看望他，知名学者的光环之下，他也是一个希望享受天伦之乐的平常老人。“我现在是四世同堂，”说到这里他喜形于色，“最小的是我的重孙子，星期天他妈妈带他来看我。”先生的女儿在上海，两个儿子在美国，儿女们继承了老人的事业，都从事教师行业。女儿退休前是上海仙霞高中的生物老师，一个儿子在美国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工作。先生说，“过一段时间儿子就要回来了”，每隔三个月，老人的儿子就会回来呆一段时间，陪陪老父亲。

望着眼前的徐先生，淡然自在，却一脸幸福，我不禁想起复旦陈思和教授向徐先生送上的百岁华诞贺诗：“文界天王尊海上，无私无欲则威刚。风波劫后青松柏，雨雪行前赤叶霜。修水残年豹愁隐，香山晚岁鹤闲翔。新苗恨不长千尺，犹忆丽娃逢盛唐。”

徐中玉先生，一路走好！永远怀念您！

转载自“上海文联”

编辑：邵岭

责任编辑：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