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者：国际联盟与帝国危机》，[加拿大]苏珊·佩德森著，仇朝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守护者：国际联盟与帝国危机》是历史学家苏珊·佩德森对国际联盟历史研究的力作，以四大洲的研究和数十种档案为基础，深入挖掘国联从诞生到衰亡的全过程，提出了许多与过去不同的对国联的新观点，也从国联的角度重新阐释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及其原因。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主体行为者动机的考察，苏珊·佩德森克服了过去我们对国联的刻板印象，展示了多面、矛盾和动态变化的国联形象。

国联秘书处委任统治部主任威廉·拉帕德曾指出，有三个相互独立的国联。

第一个，号称“宣布战争不合法的国联”。在这个意义上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国联在1945年后饱受抨击；当今天人们说国联“失败了”时，心中想到的依然是这个意义上的国联。我们对国联的第一印象也是她的无能！尽管立顿调查团得出了东三省是中国领土的结论，却并无任何实质性干预的能力，鲁迅也对此不断的挖苦和讽刺。

第二个是“技术上的”国联，它致力于解决日益互相连通的世界中不断增加的危机和贸易。这个国联为航空运输、无线电广播以及儿童福利确立了标准；打击性交易和毒品走私；建立研究工作站追踪传染性疾病……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国联为我们今天的全球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也正是它当前还受到注目的历史价值所在。

第三个意义上的国联可称为“世界秩序塑造者”，它致力于裁决与主权有关的关系。制定少数民族保护制度，要求主权国家兑现承诺。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国联建立的为委任统治制度，“二战”后少数民族保护制度崩溃了，而委任统治制度却延续下来，并在1945年作为联合国的托管制度再度出现。

本书重点的研究对象正是国联委任统治制度的兴废历程。

国联的委任统治制度之设立，不能不追溯到结束一战的巴黎和会，和会上面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又称“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其中第五点承诺，“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在决定以前有关主权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和殖民地政府之正当要求”。由于美国后来没有签署《凡尔赛合约》，威尔逊总统去世，美国也不加入国联，“十四点和平原则”中的思想被吸收应用于国际联盟，而国联的主导者实际上是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为了处理战败国德国的殖民地，也就是国联的“公共财产”，尽管英国也受到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驱使，但实际上协约国并非要实现“十四点原则”中“民族自决”、“自治”，而是旨在通过国联建立的“委任统治制度”，将协约国管制战败国殖民地的行为合法化，并通过国联来协调协约国之间在殖民地的利益冲突，本质上国联乃是帝国主义建立新国际统治秩序的工具。

杰出和辛辣的批评家温尼弗雷德·霍尔比认为，委任统治制度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仁慈帝国主义”所称的“更好和更聪明的土著”机制，而不是锻造独立国家的熔炉。这种理念认为，奥斯曼帝国的中东部分和原德国殖民地居住着的“在现代世界的紧张条件下还不能自立的人们”，委任统治者将由“先进民族”根据“这些人民的幸福与发展构成对文明的一种神圣信任”这一原则进行管理。

苏珊·佩德森指出，国联大会不可能成为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讲台和支持非殖民化的力量。它过于受欧洲和白人控制。然而，通过档案研究，苏珊·佩德森发现，国联大会是小国能够大声说话的地方，其精神是民主的，其威尔逊式的同情是非常强烈的。委任统治机制建立了一套核心程序——年度报告、定期会议以及申诉程序，这些制度都被后来的联合国继承。申诉程序是国联创立的新制度，尽管委任统治制度是受委任统治国与国联之间的契约，而不是国联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契约，居民不被允许直接向国联提出申诉，而必须通过受委任统治国提交。但随着这套制度的扩展，其运作变得更加公开和透明。申诉者的不满进入了公开记录，这些讨论的会议记录会被出版。向国联申诉几乎很少有实际效果（只有10%的案例得到支持），但却可以让受委任统治地区的声音上升到国际舞台，形成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舆论谴责和舆论监督。

委任统治制度最初在巴黎拼凑而成，然后在日内瓦（国联总部所在地）又被彻底改造，开始只是帝国协调与合法化的方案，但后来却为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自治”“民族自决”打开了缺口。苏珊·佩德森指出，这种制度导向规范性的独立国家地位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和非故意的——不是任何有意识计划的结果，而是这种制度自身无法抑制的动力造成的。特别是委任统治委员会的成员们，将《国联盟约》中委任统治制度的条款发挥文本主义到极致，居然让书面文章的系列漂亮话逐字逐句在现实层面加以落实，这种结果最后导致了帝国主义者意想不到的结果。

1927-1933年，可以视为委任统治制度最具创新性的时期，作为这套制度“修正主义”的高潮，则是战败国德国、意大利加入了国联，打破了国联过去作为协调协约国地缘政治协调工具的简单目标，现在国联还需要获得德国、意大利等“中立的”成员的支持，委任统治委员会基于文本主义，加强了两个核心原则：受委任统治国在委任统治地并不拥有主权，以及贸易和劳动必须是“自由的”。委任统治委员会的这套“作为”标志着此制乃至国联在国际影响力的巅峰时期。帝国主义秩序原有的殖民地主权遭到了否定，强制劳动和资源掠夺被宣布为非法。但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立即开始寻找其他替代的方法，他们通过策划受委任统治地有条件交换的“独立”，“独立”后帝国继续享有受委任统治地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国防方面的优势地位。

1933-1937年，德国、日本、意大利三个大国退出了国联，随着纳粹的崛起和委任统治制度“修正主义”的胜利，国联各帝国纷纷离开了谈判桌，委任统治委员会对协调帝国殖民地利益和限制帝国优势制度的成员身份逐渐失效，一旦委任统治制度不再是一种调解的舞台，它不仅对修正主义国家不再重要，它对受委任统治国也不那么重要了。大国一旦缺席国联的圆桌会议，协商就不得不以其它方式进行，国联的影响力和寿命实际上在纳粹发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今天，联合国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单边主义盛行，某种程度上也与国联的衰落极其相似。国联的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已被今天联合国所继承，而其缺陷和衰落的原因则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本文作者系资深媒体人、独立书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