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

[美]施珊珊 著

邵长财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

在传统认知中，明朝封建专制高度强化，平民基本没有政治话语权，只能保持“绝对臣服”的姿态。本书借由对生祠理论与实践的考察，挑战了这一偏见——在明朝专制集权的土壤中，生长着另一套政治模式：地方官受命于皇帝，并由平民决定其价值，平民借此实现政治参与。而生祠，正是平民获得政治话语权的工具。与“天子受命于天”相对应，作者将这一模式称为“小天命”，其背后是政治生态、神灵信仰、儒家思想之间复杂的互动。

>>书摘

父母还是窃贼？

祠祀同样能表示反对，这就为批评者提供了一个公开的场域，使他们可以宣称（无论是否真的）得到民意的支持。湛若水，与王阳明友善，同为明代重要的哲学家。尽管他的著作和创办的书院在16世纪30年代末被禁，但他本人还是活跃于嘉靖初年的朝堂之上。大约在嘉靖四年（1525年），当时他还对嘉靖皇帝寄予厚望，曾为广东同乡、绩溪知县李邦直写了一篇生祠记。或许是为了争取更广大的读者，湛氏将文章的重点放在了腐败的政府上，这正是他后来试图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一篇纪念文章确实呼应了湛氏的观点。］

湛若水开篇即言：“生祠非古也，其衰世之志矣乎？”他回答道，是的，不过并非因它本身是不正当的。而是说，古时并不需要生祠，因为那时的官员“尚德”。当一位官员离任时，百姓们知道下一个官员也会像父母一样照顾他们；他们甚至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更不用说怀念已经离任的官员了。而时至今日，简选官员则“尚力”，大多数官员竟为盗百姓。只有当众百姓意湛若水开篇即言：“生祠非古也，其衰世之志矣乎？”他回答道，是的，不过并非因它本身是不正当的。而是说，古时并不需要生祠，因为那时的官员“尚德”。当一位官员离任时，百姓们知道下一个官员也会像父母一样照顾他们；他们甚至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更不用说怀念已经离任的官员了。而时至今日，简选官员则“尚力”，大多数官员竟为盗百姓。只有当众百姓意识到父母之恩的深重时，才会去珍视和怀念之。

有民盗者在民，将曰：“时盗曷去？”诸计之已几日几月几年矣。“其久割我矣。”其去也，民将相率逐盗焉，且掷之石，且扫之迹。惴惴焉，惟恐其复来尔也。

对那些像父母一样的人（自然包括被纪念的人），人们会尽量挽留，最后建一座生祠，就如同他们并未离开一样。湛氏认为，生祠确实是一个腐朽时代的标志：只有极少数的官员爱民如子。现在大多数官员都是“盗民者”，故而人们对为数不多的好官更为珍惜。

这方由精英知识分子所撰写和刻立的石碑，以民众的声音为民众说话，完成了地方和国家两个层面的政治工作。湛氏写道，生祠和碑记将告“来裔”之官员，让他们在被爱为父母和被恨为盗贼之间，做出严峻的抉择。碑记谴责了李氏之前所有的官员，他们中的许多人依旧在世，活跃于官场。而这篇具有浓厚批判意味的碑记的作者也是受到朝廷认可的：湛若水的四部著作即由国家出版。湛氏认为，责任在于高级官僚糟糕的简选官员的原则。他止步于此，没有进一步去指责皇帝；但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也是东林党人之子）写道：“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

民众对某一具体的、往往还在世的官员的憎恶和对朝廷政策的强烈不满，不仅仅表现为街头暴动和投掷石砾。普通民众的声音，还会刻写在石碑之上，刊布于公共场所，为其所纪念的生祠神圣化。总而言之，生祠——它们是如此普遍以至于难以计数——允许地方社会对朝廷官员加以评判。而这些官员是由天子委任，经朝廷考诠，在各个地方职位上进行调动的。生祠的建立无需官方的允准，而筹建者也会忽略不准为在位者建立生祠的禁令，碑记则往往会对此做出解释。理论上，生祠的正当性和长久性仅仅取决于当地的民众。而地方也会利用它向当时或未来的官员施加压力，告诉他们什么样的政策才能赢得当地百姓的认可和遵奉。他们还加入了情感的因素，以唤醒地方官员的儒者良知，希望促使他们置地方利益于朝廷之上。

>>作者简介：

[美]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曾任美国明史学会会长。著有《明代的社学与国家》《两个西瓜的传说：明代的皇帝和大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