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谱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先秦，经过漫长的发展，至清代达到了鼎盛，在安徽、浙江、江苏、湖南等地，几乎村村修谱、姓姓有谱。这一最具有平民基础的历史文献，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广，为其他史籍所不能比拟，与正史、方志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三大支柱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乘、家牒、世谱等等，是记载同宗共祖血亲群体世系、人物、规章和事迹等情况的历史书籍。它的价值，历来为史家所认同。清人章学诚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将谱牒与正史、方志相提并论。梁启超的论述则更为具体，认为族姓之谱“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近代，潘光旦、罗香林等学者付之实践，在研究、利用家谱资料上多有建树。

　　家谱的价值之所以得到史家的肯定，实取决于它的资料本身。自宋代欧阳修、苏洵修谱以来，私修家谱取代了官修谱成为家谱的主流。在修谱方式、记载对象、纂修体例等方面，私修谱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并进而促使家谱资料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史书的一些特点。

　　一、内容的独特性。中国家谱除少数统宗谱、联宗谱外，极大部分是一宗一族的家谱。这些以记载宗族历史为主体的史书，发展到明清时已成为宗族的“百科全书”，所记内容范围非常宽广，有序跋、凡例、修谱名目、宗族源流、祖先画像、恩荣录、族规家训、祠堂、坟墓、世系、传记、仕宦录，以及艺文、族产、行辈、五服图、领谱字号等。因所记对象与他书不同，其中很多内容为家谱所独有，或者少载于其他史书。如宗族源流、祖先画像、族规家训、祠堂、坟墓、世系、族产、行辈等资料，都具有鲜明的家谱文献特征。同样，传记、艺文等资料，除少量的名人传记和名人作品采辑于正史、方志、别集等外，大多系家谱原作，可补他书之缺。以艺文为例，收入家谱的艺文，其作者多为名不见经传者，与正史等所载的骚人墨客或中举有功名者相比，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更无名望，其作品的内容或为当地的民俗风情，或为与宗族有关的事务等，反映了一种带有地域性的宗族文化，并且这些作品多仅载于家谱，不见于其他文献。

　　二、资料的原始性。“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是家谱的传统纂修原则。在私修家谱兴盛时期，除非有不得已的原因，这一原则一直为纂修者所秉承，引导着纂修者制定体例、纪录事实。宗族纂修家谱，素材主要取自历年宗族内部积累的旧资料以及新出的资料，或者采自其他史书中有关本族的记载。宗族内部的旧资料包括前代世系、族规家法、旧谱序、旧凡例、旧有契约、诗文、人物传记等。新出的资料除了两次修谱之间新生、已亡族人的记录外，还有新谱序、新墓图、新契约等等。以往，续修家谱最常用的方法是在老谱之上增加新内容，很少对旧谱资料予以深入的考证，也不加甄别择取，而是一仍其旧。即使有些资料的真实性存有疑问，也不会随便删改。“传信传疑”的原则使家谱的纂修更倾向于资料的“堆积”，纂修者多数情况下不用重新撰写，只需专注于对以前的各种资料的编辑，大量的没有经过任何修改的资料因此得到了保存。可以说，家谱中的这些未被纂修者改动的资料，还保持了它的原样，实际上具有原始档案的性质。比如明清家谱，宗族为避免日后财产归属的纠纷，以及保护族产免遭他人侵占，按原文刻入了不少各时期的契约文书，以作凭证，以期永久。家法族规也是如此，依文刻入，不妄加修改。

　　三、记载的连贯性。宗族修谱最主要的内容是世系图录，随着本族人口的不断繁衍，修谱若干年后将会续修，一般定为二三十年大修一次，把前次修谱后新出生的族人和已去世的族人卒年、葬地等资料补入。假如某宗族长年不修谱，将被视为不孝子孙。中国的族谱正是在这样一种续修模式下，内容得以连绵不断地扩增。家谱的续修不仅扩充了世系图录，而且使新出现的其他一些有关本族的原始资料得以及时地增入，充实了家谱内容，保证了宗族资料的完整以及宗族历史记载的延续。在各类内容中，谱序、凡例、族产等资料，往往是旧有和新出的一同刊载，连续性最为显著。比如王逢泰等修的《[江西婺源]太原双杉王氏宗谱》(1924年孝睦堂木活字本)和倪易书等修的《[浙江金华]龙门倪氏族谱》(清光绪五年刻本)，都录有历次修谱的凡例数篇。尤其是谱序，一谱同载多篇者常见，十余篇乃至二十余篇者也不足为奇。中国有续修方志的习惯，但续修的频率之高、同类内容的连载之多，都无法与家谱相比。资料的连续性，使同类记载相集，或者一事多记，无疑有助于人们更为清晰地了解被记对象的发展演变之过程。

　　但是，家谱文献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宋代以后，宗族热衷于修谱，目的是想通过家谱来维系和强固宗族群体。这一特定的宗旨给家谱纂修体例带来了缺陷，即出现了家谱的两大弊端---扬善隐恶和攀附显贵。纂修者认为，祖先的劣迹或不良一面应该略而不书，为尊者亲者讳，而对能够光大门庭的人物和事迹则须大书特书，甚至不吝溢美之词。家谱纂修者还常常不顾史实,追奉古代同姓的名儒大臣为自己的祖先，如朱氏皆奉朱熹为始祖，包氏则以包拯为先祖。到了清代，此风愈演愈烈，几成常态。此外，不少纂修者粗知文墨，缺乏应有的文史知识，家谱中的人物地名、官爵称谓、源流迁徙等内容，与史籍比勘，错误之处屡屡可见。例如叙述姓氏起源，往往参照同姓的他人族谱，互相抄袭，不加考证，讹误脱谬不一而足。正因为有这些缺陷，家谱资料是否属于信史，遭到了部分学者的怀疑。清黄宗羲认为“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有二”，其一即为“氏族之谱”。尽管如此，家谱资料整体的史料价值却不容否定。就是黄宗羲也没有全盘抹杀家谱的价值，称始迁祖之下为可纪之世，又称“家传足补史氏之阙文”。对家谱文献的缺陷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应分而论之，所谓的“扬善隐恶”，关键在于隐恶，它违背了中国史家主张的秉笔直书的原则，致使宗族的部分历史因人为的因素而缺载;而“攀附显贵”的为害则较为严重，它不是单纯的缺载问题，而是伪造世系，冒认祖先，属无中生有的虚构。明清时，很多纂修者对此就不以为然，为真实地记录历史，将本族的最早先祖定为始迁之祖，不再追溯无法证实的远祖世系。

　　毫无疑问，家谱是一个宝库。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种种的制约，对它的整理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初始阶段，已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对家谱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并将它刊印出版，公之于众，对繁荣学术文化，推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谱牒学等的深入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家谱资料选编》正是为满足这一文化需求而编纂，以期通过系统的整理选辑，向学界提供一部具有较高利用价值的家谱原始资料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