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抵万金”的时代，大学里的信箱何其重要

陈开

很少写文章回忆母校，但并不意味着忘记了她。对我来说，印象深刻大抵是上世纪90年代的同济，那时的大学校园生活，算是我个人记忆中的一部分片段吧，杂乱无序却依然清晰。

有些课程，现在已经“绝迹”

刚上大学的那年，东方明珠还没有动工，同济校园外的零星菜地一直可以延伸到复旦。大学报到，每名新生领到两套床上用品和一套餐具，餐具包括一大一小两个搪瓷盆、不锈钢勺和搪瓷杯，搪瓷盆和杯上用红漆印有年份和编号以便区分。除此之外还另有一个束口布袋，大盆小盆钢勺装入其中，每到中午临下课时就听得南楼、北楼锣声大作，“饿死鬼”们赶着去食堂。别小瞧这提前下课的五分钟，去晚了可能就得在食堂多排半个小时的队。

大一的时候，经常有形势教育在大礼堂举行。和现在的大学生不同，那时每次上形势教育，我们都精神抖擞，因为这种能够远距离欣赏其它专业女生的机会并不多。

除了形势教育，我们当时还有一些现在已经绝迹了的课程，比如劳动课。劳动课并没有劳动专业的老师，带队的是校园的园丁，给我们布置的任务往往是从这个角落里把草挖出来，埋到另一个角落;到了下一周，再从另一个角落挖出来埋回到这个角落。这是实打实的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奇怪的是，那一丛丛顶着蓬松头的绿草生命力确实顽强，这么被我们折腾了一学期居然仍然健康、活泼、开朗，更甚于劳动了一学期的我们。

现在劳动课没有了，也许是草没了，空地不多了，都造起了楼。而当年，同济沪东、沪西、沪北、南校区都还没有并进来，本部仍显得十分宽敞。记得校本部原来的南门，就开在西南楼的旁边，往外一条小路通往赤峰路。别看这条路不起眼，当年可是晨跑大军的必经之路。晨跑大军从四平路正门出去，沿四平路、赤峰路再通过这条小路回来。体育老师等在门口，进来一个学生发一张晨跑卡。体育课上，每人每学期要上交若干晨跑卡，累计不足者体育课要重修，而黑市上晨跑卡的价格一直和食堂大排保持着1:1的联系汇率，在十几年的晨跑历史上完全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当年减肥有两种:晨跑减肥，和少吃大排减肥。

学校里正儿八经的娱乐活动，首推大礼堂的电影，一般在周六或者周日晚上———当年还是只休周日，后来才有大小周末，最后才是双休日。电影一般连放两场，周六下午下课后就有不少人在那里排队，也有人先打来饭菜，边排队边吃，在录像厅还未蓬勃发展的当年，大礼堂的电影票是非常紧俏的。不过，同济大礼堂四面都是玻璃，所以即便没有买到票，如果对默片理解能力够强的话，也可以在礼堂外站着看一晚上，除了对话听不清以外，观赏的角度甚至不输给某些买到票的同学。

到后来，录像厅就如雨后春笋一般了。校外最早的可能是鞍山路附近的“燎原”了，吃饱饭三五成群散个步走到鞍山，看时间还早买两个币打打街机，然后看上两场录像，完了再在路边大排档上吃碗小馄饨，这大概是当年大三大四的标准业余生活。再往后，曲阳文化馆慢慢占据了同济的市场，那里环境要更好，动不动地还来个赠票活动。别以为录像只有校外有，当年校内也有，最早在化学馆旁边的阶梯教室经常有港台的录像播放，后来化学馆建新楼，这个教室被拆掉了。另外在南楼的四楼也放过录像，白天是多媒体教室，大多播放的是英语、德语的教学片，晚上就成粤语的了。

当年上大学，通讯是个大问题。一般的通讯不是靠喊，而是靠写，和家人的联系、朋友间的问候和节假日的祝福，基本上都是通过写信、寄明信片和贺卡进行。在校门右侧有个大平房，每个班级在里面都有一个信箱，班上有两名同学掌握钥匙负责信件收取。“同济大学xxxxx信箱”就是我们常见的收信地址。这个信箱是当年维系亲情和友情的主要通道，每逢到月末，家书抵万金。

如果碰到有急事要联系家里，那只能去行政北楼一楼。那里有个电信科，里面有十台左右可以拨打长途的电话，一位老阿姨坐在外面按照通话距离和时长收费，尽管价格不便宜，但这里几乎每天都排着长队，有时候打个电话只有三五分钟，排队却排了一个小时。除了电信科，赤峰路西南门对面的大楼大门处也有程控电话可以打长途，队伍略短，收费似乎还要比校内便宜一点点。

宿舍其实也是有电话的，只不过整栋楼只在传达室有一台，可打进不可打出。要做到整栋楼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内力不足基本上干不了传达室大爷、大妈这个工作。“329，张三，电话!”那内力，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

大概到了1994、1995年的时候，黄色的　IC卡电话才开始进入校园，电信科前面的长龙开始分散到校园中各个IC卡电话亭前。因为通话价格下来了，所以煲电话粥开始普及起来。夜里走过校园，经常能看到一长发女子依偎在电话亭上一动不动，偶尔发出咯咯的笑声，听得让人发毛。又过了大概一两年，201卡电话进入宿舍，宿舍才可以真正称之为有电话，电话粥也就从室外搬进了室内。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BP机，架“猫”(Modem)　上网，那差不多已经是90年代末的事情了。

再回到入学的时候，除了手里拿的碗，身上盖的被，每人还买了一个小收音机。这个收音机据说除了正常的调频调幅节目以外，还能接收同济电台的信号，方便外语学习和外语考试时的听力内容收听。后面这个功能应该是真的，因为很多同学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捧着这个宝贝进入考场。在平时，收音机确实也是当年学生拥有的为数不多的电器之一，中午听听《空中体坛》，下午听听　《滑稽王小毛》，夜里听听　《悄悄话》，当年为数不多的知识都来源于此。

过了两年，不少同学开始用上了Walkman，简单来说就是索尼的收音和磁带单放机。一个Walkman，配上爱华的耳机，在当年是非常时髦的装备。光有单放机没有磁带也不行，当年流行的是卡口带，“90后”小朋友们估计又要懵了———卡口带是一种非常具有仪式感的磁带，这种舶来品因在入海关时在磁带边上打了口子而得名。因为是舶来品，而且音质相对要好，所以卡口带比正规音像店里买来的磁带更自带一种天生的历史沧桑感和品质优越感。Walkman，爱华耳机加上一盘雅尼的卡口带，那就是当年的酷炫。

挂一漏万，最后说说吃。“吃在同济”，这个名号响了几十年，确实不是虚的。90年代初同济食堂里的一顿饭，差不多几毛钱就能解决，五毛五的肉丝配青菜，再加上一点点饭钱，偶尔还有免费咸菜汤供应，一个月下来伙食费也就是几十块钱。大排也一直是全市最公道价格，从90年代初的几毛钱到90年代末的一块二，真的是不二良心价。

都说每所大学校外都有一条美食后街，那时同济校园外可远不止一条美食街。除了流动性的大排档以外，最早在“汽配一条街”赤峰路上就有不少小饭店，在同济合并城建学院、赤峰路转型为设计一条街以后，这些饭店迁走和关闭了不少，剩下的几家逐渐找到依托生存了下来。这里面最有意思的饭店就是“红辣椒”。“红辣椒”最开始开在现在的南校区门口，客人点菜后老板不开单子，跑堂的也不知道谁点的是什么，每每端出一碗面就高喊:谁要的炒刀削?有人答应她就给。不少人看出这个门道便选离厨房近的位子坐，见到跑堂的喊就忙说“我的我的”，即使后到也能先吃;甚至还有靠这个吃白食的，面也不点，钱也不付，大剌剌直接坐那儿喊“我的我的”……

我们当年最经常去的应该是四平路校车队出口附近的一家小店，店名已经记不得了。店不大，当年我们也没有什么钱，菜刚端上来一人一筷子就没了，人还没醉，酒瓶子也已经空了，到后面行酒令时输了已经无酒可罚，只好换成喝菜汤或者舔盘子，到最后酒干、盘净、夜深、扶墙归。

(作者为同济大学化学系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