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风景》古元 1943年

今天，15幅延安鲁艺时期的版画回到了中国，这些版画都是出自鲁艺的版画名家之手，在1945年元月，这些版画由毛泽东主席赠送给一位美国飞行员乔治·A.韩伦，如今他的后代把这些捐赠给了复旦大学图书馆。而捐赠的过程也是几经波折，密歇根大学的唐小兵教授参与并见证了整个过程——

去年秋天，在美国西北部犹他州的一个山中小镇里，当我亲手触摸到那些版画作品，看到作品衬纸后面粘贴的小纸条，纸条上面有油印的、用娟秀的英文标出的作品标题和作者名字时，我感觉是在触摸一段鲜活的历史，亲切而又凝重，遥远而又清晰。

尤其是当我意识到，这一册版画，很有可能是毛泽东在1945年元月那次宴请中，作为礼物亲手交给韩伦中校和他的战友们时，更觉得这些艺术品是如此神奇珍贵，蕴藏了如此丰富的历史气息。

我们知道韩伦中校一行七人是1945年元月下旬离开延安的，但一直要到当年11月下旬，他们才回到纽约。这年的4月9号，纽约的《生活》杂志，刊登介绍了十六幅来自中国的木刻作品。这也是这家当时极富盛名的图画杂志第一次介绍现代中国木刻。

《生活》杂志分别介绍了延安和国统区的作品，标题分别是“木刻帮助中国进行战斗”和“木刻展现战时生活，”还提到著名美国作家赛珍珠编选的《黑与白的中国：当代木刻选集》即将由纽约的亚洲学会出版。

《生活》杂志所介绍的延安版画作品，均来自鲁迅艺术文学院手印的《鲁艺木刻选》，我们知道鲁迅艺术学院创立于1938年四月10号，距今整整80年，也就是80年前的今天，鲁艺刚刚开学11天！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但人们仍然习惯称之为鲁艺。

因此很有可能的是，当时辗转在印度、北非的美军基地的韩伦中校，并不知道他随身带着的那一册延安版画里，有六幅已经出现在大名鼎鼎的《生活》周刊上。

我现在所知道的，起码有三册不同的《鲁艺木刻选》，每册含有15-16幅作品，在当时，这是送给去延安的外国友人最佳的纪念，不仅方便携带，同时这些作品又包含了很多关于延安生活的信息。

用版画真实记录延安变化

当时在鲁艺讲课和学习的年轻艺术家，大多都进行版画创作，古元就是鲁艺的学生，1938年到延安，还不到20岁，还有比他小两岁的林军，也是鲁艺的学生。他们兴致勃勃地用版画来记录发生在延安变化。他们的作品积极开朗，充满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正能量。

比如说古元的这两幅作品，一个记录的是现代式的婚姻登记，一个记录的是乡村里进行的村官选举。这都是当地农民生活中前所未有、翻天覆地的事情。也许在今天我们并不以为奇，但在当时，尤其是对当地的农民来说，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创新。正是这些活动，延安的版画家们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来记录、描绘、表现、宣传。

但这两幅作品之间，还有另一层面的变革，那就是艺术家使用的艺术语言的变化。

和《选民登记》比较起来，1943年的《结婚登记》在绘画语言和视觉效果上，就更接近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人物造型更本土化，黑白对比发生变化，画面更加明亮平和。这种表现手法上的变革，实际上体现的是艺术家对自身的定位、对艺术、以及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新的认识。《选民登记》就更多地是使用西方素描的方式来表现质感和造型，而在《结婚登记》那里，整个画面就整洁明亮得多。

艺术语言上的变化，在另一对作品中体现得更为戏剧化：《离婚诉讼》。允许妇女离婚，这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古元在1940年和1943年两次以同一个题材来创作，我们从中看到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空间和人物关系，也就是说展现的是不同的现实生活，从而暗示出这个现实发生变化的可能方向和潜力。

古元追求的这种明朗、朴实、简练、甚至可以说含蓄的风格，也体现在计桂森的《纺线竞赛》这幅作品之中。虽然表面上展现的是画面语言和造型构图上的变化，但实际上放映的是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的不同认识角度，以及艺术家对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的不同期待。

以舞台演出的形式感来表现集体活动

延安版画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在韩伦这批版画中体现得很充分，那就是对群众场面的戏剧化处理，更具体地说是以舞台演出的形式感来表现集体活动，展现人物间的关系。

这种剧场效果运用得最成功，也是最经典的例子，是古元于1943年创作的《减租会》；这里展现的不仅是戏剧冲突，每个人物既有个性，也有典型性，整个场面仿佛有一部小说为背景，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就是赵树理笔下的人物，也或者说这幅作品可以很自然地延伸为一部小说或者电影。我在写一篇文章曾专门讨论这幅作品，认为其开启了中国现代艺术上的一种叙事模式。其后很多关于政治、文化运动的想象和描述，在某种意义上都受到这个模式的影响。

今天在这里展出的韩伦家属捐赠的《鲁艺木刻选》中，还有彦涵的好几幅作品，都很有代表性。彦涵是鲁艺最早毕业的学生之一，跟古元一样，他的作品也极其丰富，同时在艺术手法上不断创新，积极吸收民间的审美习惯和表现方式。

比如说他的《移民到陕北》和《卫生合作所》，同样是描写群众场面，但采取了大不相同的表现手法，前一幅作品，用并置的三个板块，把新移民安家立业的过程，一一展现出来，既是叙事，也是图解，对当时的边区观众，这个画面可以说是既亲切又新颖。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胡一川，中国新兴版画最早的先行者之一，到延安后在艺术创作上发生的巨大变化。1942年前后创作的《牛犋变工队》，与他1932年在上海创作的反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到前线去》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和效果，从群情激愤的爆发，到一种浑厚凝练的开阔。

让艺术接近并参与生活

延安时期的版画，在现代中国艺术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它衔接并拓展了三十年代初以城市为主要背景，在鲁迅的大力推动下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木刻，同时也对五六十年代出现的视觉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延安的以鲁艺为中心的木刻工作者们，在创作的概念和方法、艺术的生产和传播方面，都在进行着全新的实验。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版画，都没有标号编码，因为当时的版画家绝不会认为他们创作的是待价而沽的商品，版画也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传播的。正因为他们完全以参与者的身份来创作艺术，所以他们会以平实而又积极的眼光，来展现新生事物和新的社会政治主体，在视觉语汇、叙事方式和构图上，大胆汲取本土民间艺术的养料，创造了独特的、既熟悉又新颖的艺术风格。即使在今天，这些艺术品仍然是既熟悉又新颖。

1996年，当代著名艺术家徐冰，为了纪念在中央美院教过他的老师，写下了《懂得古元》一文。“看他木刻中不过两寸大小的人物，就像读鲁迅精辟的文字，得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关于中国人的信息。让我们懂得我们这‘种’人根本上是怎么回事。如果说古元展现给我们的是生活中的中国人，那其他许多人的作品展现给我们的则是话剧中的中国人。”

他接着写道：“在众多的尝试与努力中，以古元为代表的解放区的一代艺术家，却在不为艺术的艺术实践中取得了最有效的进展。“

也就是说，那一代艺术家积极投入艺术实践，目的并不仅仅是艺术，而是要让艺术接近并且参与生活，让艺术在生活中获得新的内容，新的形式。

最后徐冰写道：“我始终都在寻找古元魅力的秘密，原来这魅力不仅在于他独有的智能和感悟，而是他所代表的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几千年旧艺术之上的革命意义。不仅是其艺术反映了一场革命运动，重要的是一切有价值的艺术家及其创作所共有的艺术上的革命精神，实际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前卫’精神。”

我觉得徐冰这段话点到了延安版画的精髓之处。延安的版画在艺术实践与生活实践之间开创了新的关系，在二十世纪的世界艺术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意义，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其后很多的艺术运动与思潮。我曾经写过一本专著，讨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兴版画运动，将其称为中国先锋艺术的起源。但正是在延安，这种先锋艺术开创了新的空间，有了新的方向，也获得了新的价值，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先锋艺术。

文：唐小兵

编辑：李晨琰

责任编辑：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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