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日友好主要是以双方学者交往和学问交流的方式发展的。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5月23日《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中，以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等的来中国学习生活，与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来说明“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今人承传发扬这个文化传统，中日双方学者理应有所担当并有所作为。对于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重视并加强中日大学汉文学研究交流机制的建设，以使两国人文交流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

所谓汉文学，是指用汉字书写的诗文和典籍，包括历史上在日本翻刻出版、数量浩瀚的“和刻本”。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在历史上主要是以汉文学的传播为方式和途径，汉文学是中日历史文化关系的主要中介。

日本文字的产生就是基于汉文学传入日本以后产生的重大而持久的影响。现代日语的平假名与片假名，既蕴含着日本文化人的独特创造力，也烙有汉字文化的深刻印记。世界上首部双语诗歌集产生于11世纪初的日本，即《和汉朗咏集》。该书首次将中国汉诗与日本和歌对应编列，作为早期文学经典和文化启蒙读物，对日本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的古籍都是用汉字书写。例如最初的《古事记》（712）与《日本书纪》（720），以及最早的诗歌文学《万叶集》等。至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学问家多以《论语》《白居易诗文集》等为基本文献，日本平民教育的启蒙读物也是基于汉代传入日本的《千字文》等。 日本是世界上吸纳、保存和使用中国文物最多的国家，仅《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述及的“唐物”，就有舞蹈、音乐、书法、绘画、围棋等，其中乐器类有七弦琴、琵琶、笛、筝、笙等，生活日用品有唐衣、唐纸、唐屏风、唐锦、唐笠等。（参见石田穰二、清水好子校注《源氏物语（八册）》，新潮社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所藏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赠书）

汉文学也是现代中日民间交流共同的软实力。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主要途径之一是以日本为中介。中国文化人早期留学日本的人数远超留学欧美者。李大钊、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等皆有留日或赴日学习的经历。缘此之故，现代汉语外来词大部分是来自日本学者对英语的翻译。（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日本汉文学研究在明治维新后依然堪称中国之外的世界之最。1897年问世的《支那文学史》（古城贞吉著）被推重为中国文学史著述的先驱。1906年后持续40年的著名“京都学派”，其汉学研究在当时“脱亚入欧”背景下主张亲和认知中国，其研究方法是推重清朝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其创始人狩野直喜及内藤湖南等与王国维、沈曾植等中国学者交往密切。稍后的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仓石武四郎等都选择来中国留学，这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背景下，不仅是日本其他学术专业所无，也是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鲜有。（参考吉川幸次郎著、拙译《唯一的中国文学史》，《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0辑，2010年；《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68年）

古代亚洲的汉字文化圈也包括朝鲜半岛及越南等，但是唯有日语文字始终没有废弃汉字，迄今依然使用“和汉混合体”。笔者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讲学期间还注意到，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每周末都有面向广大市民的“汉诗纪行”之类常规节目（主讲人石川忠久教授也是日本全国汉文教育学会会长、全日本汉诗连盟会长、汉字文化振兴会会长）。笔者在日本学习期间的导师，原九州大学文学部部长冈村繁教授，也经常在日本九州地区市民文化中心做汉文学专题的讲座。（参见《中国文学论集第44号·冈村繁先生追悼号》第43页，日本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2015年）当今日本大学普遍开设中国语作为教养课程，该课程的普遍性及选修人数之多，是欧美大学、亚洲及其他地区国家等罕见的。仅就中国语教学所需专业资格教师而言，日本大学的汉文学研究者队伍就堪称系统庞大，人数众多。

汉文学还是蕴藉持久的中日友好正能量。日本现代文学第一人夏目漱石的作品集中录有汉诗专集，他提出的“则天去私”思想烙有鲜明的汉文学印记。夏目漱石的弟子芥川龙之介也有自觉追求的汉文学素养，这种素养与他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学作品密切相关。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李大钊的老师）是《资本论》最初的日译者，他在日本侵华期间以中国抗金诗人陆游为榜样撰写《放翁鉴赏》，该书手稿战后得以出版。战后日本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多有鲁迅作品《故乡》《藤野先生》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自述早年受到鲁迅文学的深刻影响。日本文艺家协会前理事长井上靖一生曾27次访问中国，其大部分作品是以古代中国为题材，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孔子》（1989年）。井上靖生前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的常任顾问。

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初与日本学术交流是从汉文学的《文心雕龙》研究开始。王元化先生在其1981年撰写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中写到：“几位日本学者曾将他们所撰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寄给我，使我产生了编选一部集子的想法。”“九州大学教授冈村繁来信以其论文见示，使我知道了日本自战后以来，有关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首推《文心雕龙》。”（王元化编选，彭恩华译《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3年）

重视发挥汉文学对于中日友好关系的正能量，这是我们接续两国友好传统的题中之意。从大学教育的角度看，中日两国大学之间足以发挥此一正能量的交流机制尚未建设形成。在此也略提一些看法。

比如，目前我国大学的日文专业与汉文学专业之间沟通不足，相应的学科教育大体是偏于一端。这不利于与日本大学汉文学研究展开有效交流。再如，高校人文学科中与日本汉文学相关的博士点也不足，目前高校中文学科中仅有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在下）担任培养对日汉文学交流人才的博士点导师。这几个凤毛麟角的博士点还存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由王元化先生（我国及华东师范大学最早的中文学科博士生导师）开创了与日本大学汉文学研究交流的事业。其主编出版的《冈村繁全集》（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与日本九州大学汉学家冈村繁教授主编出版的日文本《王元化著作集》（三册，日本汲古书院2012年），已经在中日大学汉文学研究界产生重要影响。日本九州大学等的汉文学研究机构及相关教授曾多次来函来邮，期望与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进一步持久交流合作（参见《中国文学论集第44号·冈村繁先生追悼号》，日本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2015年），而我方因种种客观条件制约，目前仍难以积极回应。凡此种种，都是需要予以关注的问题，诚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中日两国在文化交流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远的不说，近六十年来，两国文化互相影响之巨，实堪瞩目。……老一辈学者对日本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是关心并重视的。我觉得，我们应保持这个传统。”

（作者为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本文为华师大2017年智库项目《关于重视“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倡议以推进中日友好的建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