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学模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纪念牌

蒋学模教授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有机结合，在《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方面具有特别的地位。

蒋学模先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一本发行量达2000万册、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教材。教材以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明快流畅的文笔受到师生的广泛欢迎。同时，教材也凝结了蒋学模先生的学术理论贡献，体现了他紧扣实践锐意创新的学术品格。重拾这版教材的创新精神和理论贡献，对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成功得益于蒋学模先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勤奋的学术研究。蒋学模先生是老一辈政治经济学家中最高产、最活跃的理论家之一，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在历次重大的学术争论和众多热点议题中，都能看到他的理论创见。除影响广泛的1980年首版《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蒋学模先生还主持了其他教材的编写，我们选择蒋先生与姚耐、雍文远等合作的1961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试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他主编的2001年版《高级政治经济学》(蒋学模、张晖明：《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蒋学模：《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本体论》，复旦大学出版社)为参考，将三本教材作为三个时代的学术缩影，结合蒋学模先生的相关学术成果，就他在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理论贡献进行简要梳理。

缘起：理论构建之载体、中国经验之总结

一般而言，理论体系的构建成果须采用学术专著的形式。但是在经济学界，教材一直具有比较明显的体系构造功能。例如，萨缪尔森和斯蒂格利茨等学者都在其编著的教科书中体现自己对理论体系的理解。在经济学界，各版知名的教科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著者关于理论体系的认识。在政治经济学界，尤其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界，以教科书为载体的学术构建传统就更为明显。这一传统可能与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采用了官方统筹、集体创作的方式，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苏联官方对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总结概括，换言之，理论体系是以教科书为载体进行构建的。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之前，国内学者已经开

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是，关于理论体系的集中研究是在此之后。受1956年苏共二十大意识形态波动影响，以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需要，我国特别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从1958年到1961年，毛泽东四次提倡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戚义明：《“大跃进”后毛泽东四次提倡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建议中央各部门党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组织读书小组读政治经济学。他与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在组织读书小组在杭州读书期间，他在信中说“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5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高潮。编写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学者的努力方向。薛暮桥回忆：“1955年，党中央宣传部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和于光远、孙冶方两同志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能否写出一本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意味着能否做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指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毛泽东主席的这一判断，既反映了他对构建完备的理论体系持冷静客观态度；也体现了我国政治经济界以教科书为载体进行理论建构的基本思路；还表明毛泽东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视为实践经验的理论反应，认为理论建构以实践为前提，以总结实践经验为方向。蒋学模先生的教材编写工作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些观念：将教材视为理论构建的载体，教材编写直面理论难题，紧扣社会实践，力图通过研究总结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对此蒋学模先生曾写道：“归根到底，理论是实践的反映，是受实践的制约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成就，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蒋学模：《〈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辅导讲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这一时期，蒋学模先生紧扣实践的教材编写思路，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大成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总结这一经验是教材编写者的重要任务。在读苏联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满意教科书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论断：“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统购统销、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这一时期全国各地掀起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高潮，当时13个省编写了14个版本的教科书，1960年到中央党校讨论，会后有两本教材公开出版，蒋学模与姚耐、雍文远等主编的上海版教材是其中之一。1961年，在华东局组织的教材评比会中，这一版教材也被推选为范本（张生：《社会主义的“中国经验”：1961年沪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始末》，《史林》，2016年第3期）。这本教科书的第二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两节系统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详细介绍了“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形式” （姚耐、雍文远、蒋学模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试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版教材是我国总结社会主义改造经验的早期政治经济学文献，充分体现了紧扣实践的理论创新精神。

长成：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学术前沿的理论集成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和体系构建工作，受“文革”影响基本被打断。改革开放后，1980—90年代，政治经济学迎来第二次理论发展高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文革”之前学者已经围绕如何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一时期推出的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文革”前的理论探讨，此前一些未能实现的体系构建工作得以实现。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于1980年正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1、紧扣实践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过程

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这一时期的教科书编写提供了全新的实践经验，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突破，为丰富和完善《政治经济学教材》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初步确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结合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邓小平对此高度评价，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蒋学模教授也对此高度重视，基于新的指导思想，在修订第四版教材时，把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重新编写。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初蒋学模教授就主持修订了教材，5月份教材第七版正式出版，其中第十二章“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机制”的第三节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确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所共同具有的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范畴，第七版开始把这三部分内容构成的“商品经济”从“资本主义部分”中独立出来。蒋学模教授概括道：“这一次修订，总体结构上的变化，是把原来的《商品与货币》一章，从资本主义部分划出来，作为《对象》之后独立的一章。……主要的变动集中在社会主义部分。修订的指导思想，是力图依照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来充实完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教材（第九版）》）。

总之，《政治经济学教材》每两年左右修订一次，每次修订都尽可能地体现实践变化和理论创新。正如蒋学模教授在第九版后记中所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应当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新观点、新经验”。蒋学模教授为每个修订版所撰写的后记，成为记录和解读中国经济中改革开放重大变革和重大事项的“改革开放大事记”和梳理相关理论动态“理论发展大事记”。

2、集各派思想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对象、起点、红线和体系

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框架也是编者所理解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框架。从1950—6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开始围绕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深入探讨，也发生了激烈争论。把什么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哪个范畴作为整体理论的逻辑起点，以哪个问题作为理论的中心线索，如何安排整体内容框架，成为理论体系构建的“对象论”、“起点论”、“红线论”和“体系论”。一本教材关于“四论”的回答，也就构成了这本教材在国内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阵中的基本定位。蒋学模教授积极参与了关于“四论”的讨论，将自己关于“四论”的理解认真贯彻到《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之中。因此，虽然教材的13个版本始终锐意创新不断调整，但是基本的理论框架却保持了严格的逻辑一贯性。这是《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理论骨架和灵魂所在。

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蒋学模教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辅导讲座》。此书的基础文稿来自蒋学模先生在贵州省委党校做的辅导报告，是教材前四个版本历次辅导报告的汇总集成。这本书的第一讲就集中回答了关于理论体系的“四论”。具体内容的编写集中概括形成自己的理论叙述风格，使《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体系特征更加鲜明。

蒋学模先生在回答上述四论的同时，也概括了学界关于上述四论的不同观点。这里，就蒋先生对“四论”分歧的概括与自己的回答进行简要梳理，就可以清晰地总结出国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理论方阵，以及《政治经济学教材》在方阵中的定位。

关于“对象论”，蒋学模先生总结，学界存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三种不同观点，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虽然生产力非常重要，部分教材也设专章论述，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是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重的。……研究生产关系，总要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这样两个方面来考察，才能把问题看透”。

▲蒋学模手书文稿

关于“起点论”，蒋学模先

生概括，学界存在产品、所有制、企业和劳动等不同观点，他认为应从精神实质上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从分析商品开始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是劳动表现、是历史前提和经济细胞。而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归根结蒂，都要追溯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和特点。所以，我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从分析所有制开始”。

关于“红线论”，学界存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经济效益、经济利益、剩余劳动规律、必要价值规律等不同观点（张宇：《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上）》，《经济导刊》，2016年第6期），蒋学模先生认为，“剩余价值规律作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支配着资本主义运动的全过程的。照此类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也应该成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红线”。

关于体系结构，蒋学模先生总结，“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按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环节来组织的。一种是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来组织的。我们的教材属于后面这种类型”。

3、引领学术前沿的理论创见

蒋学模先生长期活跃在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前沿领域，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作为国内历次学术大讨论的亲历者，蒋学模先生能够准确把握学术前沿动向和基本学术共识，及时吸收前沿成果和理论共识进入教材，使《政治经济学教材》观点新颖、创见丰富。

1994年，洪银兴教授就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蒋学模经济思想述评》，指出“蒋学模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将蒋学模的经济思想概括为六个方面：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存关系、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商品关系、计划和市场结合的调节机制。这六个方面的理论贡献，也成为《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重要理论创见。

第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方面，相关理论观点已经融入第十章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导论”之中，其中关于“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的“四权”理论融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

第二，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存关系方面，相关理论观点已经融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中教材中关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公平竞争的讨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两个毫不动摇”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第三，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方面，蒋学模先生是最早将宏观经济运行引入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学者，这部分内容被置于第十六章“社会主义再生产”部分，将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国民收入核算和宏观运行融入一体，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生产原理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理论创新和实践总结的经典之作。

第四，在社会主义经济危机问题上，部分观点体现在了第十六章第一节的“经济波动”部分，提出从经济增长波动来看，“可以说我国也出现过危机”，同时重点论述了危机的不同性质。这些观点直到今天都有鲜明的理论创新性，是重要的政策参考，也值得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

第五，关于公有制内部商品关系的观点，体现在第十一章“社会主义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这一部分对于公有制生产中的劳动和劳动者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析，对于准确理解“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个当前理论界的热点议题，依然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第六，关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机制的观点，体现在第十二章“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机制，其中关于计划与市场各自优缺点，以及将两者结合的观点，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洪银兴教授的概括还停留在1994年。在此之后，蒋学模先生依然长期活跃在学术前沿。例如在“劳动价值论”的大讨论中，蒋学模先生重点论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适应性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现代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学说》，《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4期；《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应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蒋学模先生直面争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有争议的理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对于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当然，由于一些前沿高深的学术创见，可能面临相应的争议，不宜在初级教材中体现，蒋学模先生并未将上述所有理论创见都写入教材，反映出他对教材内容范围和理论深度的准确把握。而一些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可以通过教材推广的创新性观点，他则尽可能地吸收进入了教材，例如，蒋学模先生也参与了关于“生产劳动”和“价值创造”范围的讨论，关于服务业和精神产品的价值创造问题，他就较早地引入了《政治经济学教材》，在教材第9版中他指出：“在本书第二章《商品经济》中，新增加了一节《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商品外延的扩大》，依据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的观点，把商品的外延从有形的物质产品扩大到无形的精神产品和服务产品。相应地，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从物质生产领域扩大到商品生产的一切领域。”

总之，1980年首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二十余年的13个版本中，始终坚持紧扣改革实践的理论创新道路，严格保持了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学术风格，积极吸收学界前沿成果，始终服务于教学和科研一线，为中国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做出卓越贡献。这版教材对于几代学者的成长具有重要影响。

▲国务院颁发给蒋学模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蒋学模的论文获奖证书

升华：迈向未来理论体系的高级政治经济学

蒋学模先生始终将《政治经济学教材》作为政治经济学普及读物和初级教材进行编写，严格要求教材的观点是初步达成理论共识的观点，教材的表述做到“深入浅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材理论体系和学术观点的深度创新。在1980版教材连续再版二十年后，蒋学模教授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筹划在更高的理论水平和更深的理论层次上编写高级政治经济学教材。虽然这版教材的使用范围不及1980年的初级版本，但是教材的理论框架和理论风格，延续了1980年的版本，尤其是紧扣实践的理论创新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当前，在我国全面讨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背景下，重读蒋学模先生编写的高级政治经济学教材，会惊讶于蒋学模先生深刻的理论洞见和超前的理论创新。直到今天，教材中的很多研究，依然超前于学界所讨论的议题范围，堪称一本面向未来的先驱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教材和读物。

蒋学模先生将高级版本的教材的编写设想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原则[蒋学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编写〈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设想》，《经济问题探索》，1997年第10期]：第一，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写。第二，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第三，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教材出版了“总论卷”和“本体论”卷。这里只简要介绍这版教材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的三处理论创见。

在本体论卷中，理论框架的安排基本实现了与《资本论》的对应，尤其是将《资本论》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地租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地租问题，不仅讨论了农村地租和城市地租，还具体分析了地租的分配问题——直到今天，这一领域依然缺乏全面广泛的讨论。

在总体论卷中，围绕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问题，重点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激励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联系，强调两者的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原则。

在本体论卷中，关于市场与计划机制的调节，教材将这一理论置于马克思“按比例分配劳动”的原理基础之上，不仅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界限，还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内在关联性。这一观点，预见性地系统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其中的很多观点与后来“政府与市场关系”讨论中“既要有效市场，又要有为政府”的观点不谋而合。

蒋学模教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工作，贯穿了1950—6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初创期，1980—90年代的理论繁荣期，以及2000年初积极推进高级版本的教材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时期。蒋学模教授的教材编写工作，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界总结“中国经验”逐步走向“中国理论”的时代缩影。《政治经济学教材》除对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普及、教学科研工作的卓越贡献外，其紧扣现实的理论创新精神，深入浅出的学术风格，对于当代学者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2000年之后推出的高级版本，为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大量的学术素材和高质量的理论创见，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理论宝藏。

作者：  张晖明  刘刚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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