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竞争论》版权印花

▲商务印书馆所用严复版权印花

▲文明书局所用严复版权印花

【导读：1903年，由于《天演论》和《原富》翻译的成功，严复此时已成为新学代言人和书商竞相罗致的畅销书作家，他也有意专事译述，通过版权收益来维持生活。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在“不识版权为何等物事”的中国出版业建立起保护著作权的制度。1903年初，严复的又一部译著《群学肄言》译成，并将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这为严复实现自己的著作权保护计划提供了机会。】

1903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初只能算平庸年份，但对中国的著作权保护和严复的翻译事业，却是重要一年。

由于《天演论》和《原富》翻译的成功，严复此时已成为新学代言人和书商竞相罗致的畅销书作家，他也有意专事译述，通过版权收益来维持生活。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在“不识版权为何等物事”的中国出版业建立起保护著作权的制度。1903年初，严复的又一部译著《群学肄言》译成，并将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这为严复实现自己的著作权保护计划提供了机会。

版权合同与版权印花

《群学肄言》原著是英国社会　学家斯宾塞尔　(Herbert Spencer，1820—1903)　的　The StudyofSociology，出版于1873年。光绪七、八年之交(1891-1892)，严复初读此书，“辄叹得未曾有”，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随后着手翻译，几经中辍，译本终于在光绪二十八年年底杀青。

在《群学肄言》的“译馀赘语”中，严复说：“不佞往者每译脱稿，辄以示桐城吴先生……此译于戊戌之岁，为国闻报社成其前二篇。事会错迕，遂以中辍。辛丑乱后，赓续前译。尝以语先生，先生为立名　《群学奇胲》，未达其义，不敢用也。壬寅中，此书凡三译稿，岁暮成书，以示廉惠卿农部。农部，先生侄女婿也。方欲寄呈先生，乞加弁言，则闻于正月十二日弃浊世归道山矣。”

“桐城吴先生”先生即吴汝纶，卒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戊戌之岁”译成的前二篇，是发表在《国闻汇编》第一、三、四期上的《劝学篇》。这三期杂志出版于光绪二十三年的十一月至十二月，其年实为丁酉，“戊戌”系严复误记。廉惠卿即无锡人廉泉，时任户部郎中，也是文明书局的创办股东和在北方的经理人，其岳父吴宝三(1838—1889)与吴汝纶为堂兄弟。光绪二十八年，吴汝纶在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任上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先返桐城，未料遽归道山。

严复看重　《群学肄言》，对自己的翻译也很自负。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当《群学肄言》　付梓之时，他写下一段题记：“吾译此书真前无古人，后绝来哲，不以译故损价值也。惜乎中国无一赏音。扬子云期知者于千载，吾则望百年后之严幼陵耳。”(《严复集补编》12页)

在期待《群学肄言》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严复还期望它能带来更多经济收益，乃至可以从此摆脱官场、专事翻译，依靠版权收入生活。译著即将完成时，他给夏曾佑写信说：

又《群学》将次校完。前与菊生有定约，言代刻分利。顷来书问疏阔，不知尚有意否？又代刻售卖后，如何分利，如何保护版权，均须菊生明以示我。复自揣不能更为人役，若于此可资生计，即弃万事从之，姑以此刻为试探而已。(《严复集补编》262页)

此时他已在考虑争取利益、保护版权等问题，并与张元济商定由商务印书馆代印出版。实际上，当两年前《原富》在南洋公学出版时，严复已为争取更多著作权收益做出努力。在南洋公学斥银二千两购买译稿后，他还函商能否从售价中分利两成。这次他把　《群学肄言》的版权谈判放在出版之前。

不知是严复提出的条件太高，商务印书馆无法接受，还是严复感念吴汝纶的知音旧情，最终《群学肄言》书稿并未交给商务印书馆，而是归由文明书局出版。文明书局为廉泉和丁宝书(字云轩)等无锡人集股合办，俞复(字仲还)任总经理，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一日在上海开业，出版的书籍除蒙学教科书外，偏重于译著，故又名文明编译印书局。廉泉在光绪二十九年初看到《群学肄言》译稿，当即向严复约稿，并由文明书局与严复签订合同，约定版权和分利事项。这是目前所知中国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合同。这份合同虽未能保留下来，但廉泉在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写给严复的长信中，复述了其主要内容，严复作为著作权人的权利，大致有以下几项：

严复将《群学肄言》交由文明书局出版，版权双方共有。印数限六千部，每部译者分利七角五分；待前三千册销完，书局向译者支付全部六千册的译利；后三千册销完，书局归还版权，合同撤消；书局未及时或足额支付译利，属于背约，译者可收回版权；书中须粘贴译者提供的版权印花，否则视为盗印，一经发现，书局罚银二千两，版权归还。

在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严复将另一部译作《社会通诠》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与商务“议立合约”，这份合同保存至今，条款与严复同文明书局所立合同相似。文明书局的合同立于春季，商务的合同要晚半年。中国出版史研究一直把《社会通诠》　的出版合同看作近代最早的版权合同，未免抹杀了严复与文明书局在著作人版权保护方面的开创之功。

严复与文明书局另有一个创举，就是在书中粘贴著作人的版权印花，由作者监控印数和销量，以便分利。这个办法后来通行了几十年。过去的出版史研究也是将《社会通诠》视为第一种贴有版权印花的书，不知《群学肄言》已开先河。在严复研究领域，皮后锋　《严复大传》曾留意到此节，说“为了保护自己的版权收益，至迟从出版《群学肄言》开始，严复开始在译著上粘贴自制的版权印花”，提供的图片却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严复译著中的印花。显然，《大传》　作者仅根据廉泉书信所言立论，并未见到实物。

严复提供给商务印书馆的印花，为圆形纸片，红色图案，画有三个同心圆，中心为一只飞燕，外写“侯官严氏版权所有”，再外圈写英文“KNOW THYSELF”。印花贴到版权页上后，商务印书馆又在外围加盖“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中英文墨印及“翻印必究”字样。而严复提供给文明书局、贴在《群学肄言》上的印花，是钤有“侯官严复”阳文印章的方形纸片，贴好后，书局在上面加盖“上海文明书局活板印造所”蓝色圆章，表明双方版权共有。

不过，现在所见贴有版权印花的中国书，《群学肄言》也并非第一本。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无锡人张肇桐翻译的　《权利竞争论》　在日本印刷后，由文明编译书局在中国发行。此书版权归张肇桐所有，他在书中贴上“竞宁版权之证”印花，并骑缝加盖“竞宁版证”朱文印。此前版权印花在日本已

普遍使用。严复与文明书局商定使用印花，显然基于书局成功引进的经验。将在中国最早使用版权印花归功于文明书局，并无不妥。

与作者谈好版权合同，文明书局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1903年2月23日)开始，在报纸上大做广告，预告《群学肄言》即将出版。《大公报》广告略云：

斯宾塞氏　《群学肄言》一书，为侯官严先生生平最得意之译稿……先生于此书凡三易稿，今始写定，约二十万言，交本局承印出售，予以版权，准于三月内出书。用先登报，以告海内之能读此书者。

在《群学肄言》发行前后，文明书局和严复为保护版权还做了更多工作。先是廉泉以户部郎中和文明书局创办人的身份，于四月向管学大臣张百熙递交呈文，称“出版专卖之权，为五洲之公例，各国莫不兢兢奉守、严立法条”，请求“嗣后凡文明书局所出各书，拟请由管学大臣明定版权，许以专利，并咨行天下大小学堂、各省官私局所，概不得私行翻印或截取割裂”(四月二十六日《大公报》)。与此同时，严复也于四月二十三日呈书管学大臣，要求保护翻译者的版权。廉泉的呈文在五月一日即得到张百熙批复，内云“嗣后文明书局所出各书，无论编辑译述，准其随时送候审定，由本大学堂加盖审定图章，分别咨行，严禁翻印，以为苦心编译者劝”。廉泉、严复以及张百熙的这些行动，成为中国版权保护史上的著名事件。

得到批复，廉泉立即将《群学肄言》　送审，由官方确认版权。文明书局还在书后附上北洋大臣袁世凯保护书局版权的通告，印装成白棉纸、连史纸、光蜡纸三种本子，定价有差。这部在著作权保护方面前无古人、用足功夫的书，终于面世。

盗版与反盗版

事实证明，文明书局和严复围绕版权保护的这一番布置，绝非庸人自扰。《群学肄言》在四月出版、五月发行，不久就发现翻印之书。七月十一日，廉泉在给严复的信中说：

泉来保定，本拟将局务付托得人，即行赴浙，查究史学斋翻印《群学》之事。乃来此为各学堂运书事，于风雨中奔驰数日，时疾大作，饮食不进者已三日……浙行不果，迟则恐误事。闻《原富》亦被史学斋同时翻版，盛公已咨请浙抚提办。吾局事同一律，已发一电请盛转托浙抚同保版权，擅将大名列入(电文曰：上海盛宫保鉴。史学斋翻印《原富》《群学》，请转电浙抚提办，同保版权。严[复]、廉泉切恳)。今日泉函请俞仲还赴浙讼理，拟再约股东有力者数人发一公电与浙抚，似较有力，未知股东中有愿出名者否？要之先生此书为吾国

空前绝后之作，不得不出全力与争也。(本文所引廉泉　《与严复书》均见《严复集补编》)

《原富》的版权是盛宣怀主办的南洋公学花费两千两银子买来的，这次被史学斋盗版，引起盛宣怀的震怒，遂咨浙江巡抚查办。《群学肄言》五月刚出版时，廉泉已给盛宣怀寄赠一部，此时他抓住机会，用严复和他两人的名义，电请盛宣怀一并保护《群学肄言》版权。盛宣怀很快就给廉泉发来回电：

严幼陵观察、廉惠卿部郎鉴：《原富》已先咨禁。接齐电，并《群学》电请浙抚提办，顷准翁护院电覆，已饬县出示查禁，并将陈蔚文提案判罚、取结备案云。宣。真。(七月二十四日《大公报》)

廉泉得电后，去信向盛宣怀道谢：“前月泉在保定又奉电示，《群学》一案全仗鼎力匡诤，得保版权。泉与严观察同深感荷。闻史学斋翻印书片将由钱塘县解沪销毁，此足惩一警百，并为苦心编译者劝矣。”这封信作于八月二十九日，其“前月”为七月。韵目代日“齐”为八日，“真”为十一日，后者正是廉泉给严复写信的那一天。从廉泉发电求助，到问题解决，不过3天，透漏出盛宣怀的官场影响力。

史学斋开设在杭州，从光绪二十八年开始印书，也以编译相标榜，但对他人的书大肆翻印，仅严复的译著，就翻印了《天演论》《原富》及《群学》。不过，《群学》的底本并非《群学肄言》，而是早前严复在《国闻汇编》发表的《劝学篇》第一篇。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史学斋主人将其更名《群学》排印出版。此书出版在《群学肄言》之前，与文明书局没有关系，却侵犯了严复的版权。

《群学》被毁版，严复的版权保护初获成功。据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大公报》报道，当年杭州书业冷淡，各书店收入不及上年之半，因而各有退志，当时已停止两家，史学斋等也将次第歇业。盗版被罚，大概也是史学斋倒闭的一个原因。

事情平息后，盛宣怀又给廉泉写信，谓“《群学》一案，弟因从前未定罚章，仅饬销毁板片，以示薄惩。今读抄示管学大臣批语，极为明切，而未言如何惩办，恐市侩无畏心，仍无益也”，对没有制度支持的版权保护前景表示无奈　(廉泉与盛宣怀往来信件见　《廉泉致盛宣怀手札》，邓昉整理，《历史文献》第二十辑)。

被盛宣怀不幸言中，更多盗印陆续出现。十一月十九日，廉泉写信给严复说：“(俞)仲还费尽心力，各地托人密查翻版，今已购得五种，邮寄来京，属与先生筹查禁之策”。此时去《群学肄言》出版不过半年，能查到的翻版已达五种，一方面说明严译何等风行，另一方面可见盗版的猖獗。

十二月初六日，廉泉致电苏松太道袁树勋　(字海观)，控告又一位翻版者———国民书店。初八日《大公报》报道说：“文明书局所刊行之　《群学肄言》，原系有版权之书，近被上海国民书店翻刻，已被查获呈控。兹将廉部郎由京致上海道之电文录下：上海道台袁海翁鉴：国民书店黄子善翻刻《群学肄言》，已人赃并获，呈控在案，请饬廨员严究惩罚，以保版权。文明书局廉泉。鱼。”

袁树勋是一位热心的官员，很多上海出版的书后都附有他保护版权的告示。接到廉泉的电报，他就派员将黄子善关押审问，不想惹出一个案中案来。

光绪三十年正月初十日(1904年2月25日)的《申报》报道说：

前者国民书店黄子善翻印《群学肄言》　一书，被陈仲英所控。谳员关炯之司马饬即将黄提

到，讯供管押。嗣黄母张氏日至陈所开书店中滋闹，由陈指交包探方长华解案请讯。襄谳委员王松丞刺史以氏年已老迈，不予究惩，申斥数言，交人保释。

可见当时对盗版者的惩处已较严厉，除受经济处罚外，还会有牢狱之灾。

虽然廉泉与文明书局为保护《群学肄言》所做的工作细致而坚决，但仍无法禁绝盗版翻印。严复在光绪三十年三月离京南下，到上海后曾有一信致熊季廉说：

复在北，岁入殆近万金，一旦不居舍去，今所以自活与所以俯畜者，方仗毛椎，觊幸戋戋之译利，固已菲矣。乃遇公德劣寙之民，不识版权为何等物事，每一书出，翻印者猬聚蜂起，彼使无所得利而后已。何命之衰耶!则无怪仆之举动为黠者所窃笑而以为颠也。其《原富》《群学》两书，湘粤沪浙之间，翻版石木几七八副，固无论矣。(《严复集补编》第251页)

盗版猖獗，给计划依靠版权收益谋生的严复带来严重困扰。

严复与文明书局的冲突

为保卫《群学肄言》版权，文明书局对盗版者四面出击，这时另一个权利人严复也突然出手。不过，严复的一击狠狠打向文明书局和廉泉。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严复写信给廉泉，索要《群学肄言》的译利，并指责文明书局违约。严复的原信没有保存下来，但从廉泉的两次回应看，事情是这样的：

严复与文明书局原本约好《群学肄言》印刷六千册，在售出三千册后，书局支付全部译利共四千五百元。严复初次给了书局四千枚印花，到十月，他从张元济那里听到，文明书局已经印齐六千册书，却未向他索要剩余印花，也没有支付译利。他认为书局存心欺骗，并有盗印之嫌，遂通过廉泉与书局交涉。

廉泉身在京师，并不了解上海书局经营的细节，他去信指责俞复背约，要求书局向严复支付四千部书的译利。这又引起俞复的不满，连番来函说明，才渐渐知道事情原委。

当初严复要求签订版权合同，俞复即对“预提译利”一条不甚赞成，并且对六千册印量没有信心，只肯印刷二千册。因廉泉和严复坚持多印，才在四月初版印三千册，十月再版加

印三千册。到严复索款时，初版实际销量只有一千二三百册，远未到可以预提译利的三千册，因此没有给严复分利。此时为解决问题，俞复和廉泉商议出一个变通之计，即先由文明书局垫付译利规元一千两，四千印花以内的书由书局继续销售，没有印花的二千册算作书局代印，由严复收回，自行发售。

此议显然不符合约定，严复知道后更加不满，十一月再次去信交涉，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文明书局要么如数支付六千册的译利，他可以额外赠送二千枚印花，要么废约交回版权，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大概他在信中还提到诉讼的可能性。廉泉遂于此月二十九日用一夜时间，回复了一封长信，对严复的指责逐条辩解，出人意料地要求废约，表示即使发生诉讼，他也会坚持废约。他建议已经售出的书按约定提取译利，剩余部分由严复取回自售，文明书局则登报声明不再经销此书。至于书局由此吃大亏，“既立约在前，亦复何言”，果真亏损，由他个人赔补。

廉泉主张废约的理由，是盗版书低价倾销，让文明书局难以打赢价格战：

盖当时立约时，不知版权如此难保，故一一唯命。今因版权不能自保，若不及早奉还，由先生自行查禁，日后销路盖不可恃，先生所失之利甚大，泉于先生何忍避废约之名而坐观成败乎？……先生倘采纳鄙言，将全收回减价出售，则此书虽有翻版，亦可自销。若照原约办理，则吾局实难减价而销路绝矣。此非当时立约时所及料，异日万一因此涉讼，泉亦力持废约之说，因官府不能保护版权，安能禁吾废约？　此书版权一日不交还，泉心一日不安，请及早与商务馆定约，泉奉示后当电属沪局将全书即日交付，其余各地寄售及京保两局所存之书当陆续交付该馆。(《严复集补编》第378页)

从廉泉信中看，这次风波也有同业竞争因素在内。文明书局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商务印书馆，而张元济既向严复通报　《群学肄言》　的实际印数，又说文明书局每部书印费五角价格过昂　(“张君来函所论印资，泉亦不辩，因先生日后必自印也”)，商务印书馆还要替严复销售此书并重新出版，多少有些“挖墙脚”的意思。至于廉泉说“谗间者”不可不防，当有所指。

廉泉的回复言辞恳切，又态度坚决，看来最终说服了严复。虽然此时严复的新译作如《社会通诠》《群己权界论》等都拿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他与文明书局的《群学肄言》合同并未废除。报纸上未见文明书局不再出售　《群学肄言》　的声明，反倒是售书广告中一直将其列为“本局出版之书”，到后来价格还有所上涨，说明存书已经不多。从再版更换印花、所钤印章由“侯官严复”改为“严复”，以及将初版的“版权所有”声明改为“著作权所有”并不再钤盖书局版权章等情形看，严复应是接受了文明书局提出的“变通之计”，将四千枚印花之外的再版本收回自售了。这次合作虽然过程曲折，销售不如预期，但他应该没有受到大的经济损失。

版权风波之后，严复与廉泉并未反目成仇。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廉泉之妻吴芝瑛因义葬秋瑾，被御史常徽奏请严拿惩办，一时舆论大哗，声援尤为有力者，当属美国女教士麦美德在天津《泰晤士报》上的英文报道。事件稍稍平息，严复即将麦美德文章译成汉文，又作《廉夫人吴芝瑛传》，发表在《大公报》上，表彰吴芝瑛的义行、品格和她首开女子参与外事先河的勇气。这是严复声望最高的时候，借重他的译笔和文笔，身处险境的廉、吴夫妇得到有力支持。民国二年(1913)，廉泉请吴观岱绘制《津楼惜别图》，征集友人题咏，严复先题七绝三首，再题五律与七律各一首，足见二人论交，不以利害义，诚所谓古之君子。

在这场激烈而复杂的版权保卫战中，文明书局难言胜利。虽然它惩处了几个盗版者，也未失去　《群学肄言》　初版的版权，但流失了严复这个重要作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廉泉急切要见严复，想的还是商谈再版《群学肄言》并到日本印刷平装本的事。版权风波一起，此事无法开口，严复的新书从此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接受严复开出的条件，认真保证他的版权利益，使他获得可观收入。后来严复又入股商务，先持有400股、后增加到500股，每年分红都在七八千元之数。民国八年，严复政治失意、老病侵寻，尚能在北京一掷七万元购买住宅，资金多来自他在商务印书馆的版税和股息。

经此《群学肄言》一役，中国的版权保护在实践层面取得局部成功，并推动了制度层面的法律在数年后出台。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颁布《大清著作权律》，严复与廉泉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作者：  艾俊川  (《金融时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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