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虽然重变、重通，但变不失其常，通有其原则，“贵今”亦绝非拒绝“鉴古”。古典时期确立的一些原则，尤其是其中极为可贵的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经验，可以为后世提供重要的借鉴。就治国理政而言，先秦思想中最可借鉴的是道家和儒家，此二者不但是先秦思想的大宗，也是后世中国文化正统中的重要内容，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启发也最多。

去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人类进入 21世纪，也已经过了将近20年，在这个时候，中国学者不免会从各个角度对由新文化运动肇始的上世纪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反思。本文尝试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提供一些粗浅的思考与展望。

对于过去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文化”，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再持有简单机械的单线条的 “进化论”式观点了，尤其是，今天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过去那种“中西”二分的思维框架，太过简单化，西方亦有其“古”，中国亦有其“今”，“古今”之别经常甚至要远大于“中西”之别。在“古今中西”的框架下考虑问题，其思考显然远比简单的“中西”二分乃至对立要更为微妙复杂——后者事实上是简单把中国等同于“古”，西方等同于“今”了，也因此，就容易产生种种比较简单化的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要重新树立自己文化上的自信，就绝不可能是简单地 “复古”，而是要求思想文化尤其是思维方式的升级换代。在今天，我们已经有了重新开始深入认识中西文化的核心内容并进行比较、鉴别的可能，正如同某些学者指出的，“促进对中西大传统的深度理解”。在这个基础上，新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才可能拥有相对比较深入的根基，也才能出现其21世纪的新面貌，从而真正树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

陈寅恪先生说过：吾国历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先生的这个说法，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印证。

从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上来看，由于中国文化本身是一种原发性的强势文化，在历史上主流的文化态度向来是 “以我为主”，不失文化上的自主性，引进的外来思想文化新因素，只有经过深入的思考、反刍、转换，才能真正融入中国人的思想血脉，从而长远发生作用。历史上，佛教思想引入中国就是这样：经过汉魏六朝五百年左右的引进，隋末创立天台宗，意味着佛教中国化的开端；隋唐时期禅宗创立，更开创了独特的中国佛教的道路，融中印文化为一体，不但在当时光辉不可方物，迄今已历千年而余晖犹在，仍被世界人士推为中国文化的独特创造。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引进外来文化、词汇，也仍有这种特点，这与日韩等国比较就可看出：现代日语、韩语引进外来词汇，多是译音之后直接输入，现代汉语就不一样，尽管不乏译音的例证，但主流的态度却是意译——得其本义而重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语言是文化、思维的载体，也可见中国人文化、思维的潜意识里，仍是“化西”而非“西化”。自从明末利玛窦入华，中西文化开始大规模交流、碰撞和融合，迄今也已经过了500年；如果从鸦片战争战败被迫打开国门算起，也已经有175年；在没有大的挫折和弯路的情况下，中国人加深对世界文化的理解，从而催生新的中国化的现代文化，并非不可想象之事，也许现在正是可以开始的时候。

（一）

新世纪的新文化，不能不加深对本土文化传统的理解。就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理解来说，中国古典文化有几千年的灿烂历史，并且是极少数未曾间断的原发性文化之一，其中的精华部分，足以和世界优秀古典文化相比肩、印证。建立中国的新文化、新道德，的确不能忽视这一重要资源。

纯粹的中国思想中最有原创性的部分，是先秦思想。先秦思想，现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推称为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文化觉醒期的重要部分。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著名的世界文化史上的 “轴心时代”的命题，基本的意思是这样的：在公元前500年前后 （具体来说是公元前800到200年，尤其是600到 300年），世界不同地区（中国、印度、希腊、希伯来）都发生了 “终极关怀的觉醒”，其标志是人们开始用 “理智的方法”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与此同时，这些地区也产生了超越性的宗教。文明的这些进展，标志着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发生过这一觉醒的文化，就可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变动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存留下来，否则即使历史上再辉煌，也终究难以避免消亡的命运 （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轴心时代各个文化都产生了自己伟大的精神导师，印度有释迦牟尼和《奥义书》的作者们，希伯来有犹太先知，古希腊则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中国的先秦文化，尤其孔子、老子的思想，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轴心时代不同地区对原始文化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以后各个文化的不同形态——由于历史的发展，它们的后裔之间有许多重要差别，但在文化觉醒和超越的轴心时代，虽然这几个地区之间有着遥远的距离，但在文化上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雅斯贝尔斯的观察，可以给我们提供重要参考。中国思想中不但很早就发生了 “终极关怀的觉醒”，更有丰富的修身、齐家、治国乃至安天下的重要内容，既可以和世界文化的精粹互相沟通、印证，也是中国文化生命自身生生不息的来源。事实上，虽然中间有过许多的变化和波折，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化，尤其是其核心内容，却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有时是通过改头换面或转世重生的方式。轴心时代的文化构成了各个文明自身的原代码，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当在面临新的重大机遇和挑战的时候，人类社会总是习惯于回过头去，重温那个时代的前贤的思想和言教的原因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在今天，中国的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的时候，重新回头看看文化觉醒期我们的先哲是如何思想的，相信绝非完全无益的工作。

谈中国古典文化，之所以要上溯到先秦，除了它包含有文化觉醒期的重要内容，也与先秦文化气象博大、思想活跃有关。以气象博大而言，有“群经之首”之称的《周易》，其起首的乾坤两卦，法象天地，以效天地之德，气魄之宏伟，世所罕见。乾坤两卦的象辞，今日已脍炙人口——《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大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健”是天行之德，君子效之，乃能自强不息；坤者，顺也，阴顺阳之德，地效天之德，君子法地之德，乃能博厚载物。其余如载于《尚书大传》、相传为尧时欢宴群臣的《卿云歌》：“庆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其气象之广阔博大，意境之辉光日新，实非后世抒情之作所可比拟。有此先民精神之开阔博大、厚德日新，后代不断从中回顾效法，中华民族乃能虽历经患难而“其命惟新”，先民之德性伟矣哉！

虽然，亦非无患焉。夫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平衡，方有和谐。乾之刚德，必须坤之柔德配合。阳刚之德太盛，必至于亢，亢则必有悔焉。一个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社会，也离不开“道、德、仁、义、礼、法”的支撑——一个有道德、讲仁义、知礼节、循法治的社会，才是一个让各阶层的百姓能够安心的和谐社会，以此为基，刚强勇毅、盛德日新，方不至于脱空。

《周易》六十四卦，虽“乾”卦，亦非六爻皆吉，唯“谦”卦则六爻皆吉，“无不利”——系辞者之苦心可知。故虽高明之君子，亦不能不效地德之博厚载物，谚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斯之谓欤。《谦》之彖辞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大德君子，能不效法焉。《周易》之重谦德，也得到先秦文化之大宗、后世也是中国文化核心内容的儒道两家的印证。今本《老子》六十六章曰：“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故天下乐推而不厌。非以其不争耶？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论语·泰伯》则记夫子之言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孔夫子的话说得很重，也值得我们后人戒慎恐惧。谦虚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不能说与谦德没有关系。

（二）

以上略举一二，以见中国先秦古典文化之博大，虽在今日，亦可以提供重要的借鉴。在21世纪的新形势下，新的中国现代文化要产生，则以下几个方面是不能不考虑的：一是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粹；二是如何认识东西文化交流的现实及可能；三是如何认识和完成古典和现代的转换。不过，这些方面，在学术上都是难点，也是今后可以致力的研究方向。

以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识而言，对于何为中国古典文化的核心精粹，学术界的认识仍然不足，也不免经常有精华与糟粕误置之病。从历史和比较的视野来看，笔者服膺这样的观点——中国文化有复杂的内容：其中最精粹的部分，时至今日仍熠熠生辉，完全可以和其他文化的源头如古希腊罗马等对话；另外一些部分，则是历史性的存在，无论是认识其精华还是不足，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还有一部分，则是业已被历史淘汰的糟粕 （张文江《古典学术讲要·后记》）。如何辨别精华与糟粕，则最为困难，各家各派意见也并不一致，也最需要学术眼光和功力。

此外，中国古典文化重变、重通，尤其先秦文化学术，有其极其可贵的“贵今”思想（传本《老子》第十四章中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在马王堆帛书本《老子》中就作“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论语》亦谓孔子乃“圣之时者也”），绝非拘执不通、墨守成规。此所以在今天讨论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也不能不意识到我们必须面对的东西方交流、古代与现代转换的大势，也不能不承认，有一些地方，我们的古典经验是稍显不足的——譬如科学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发展不充分，导致科学思想和科学思维在今天我们民族的思维中根基尚嫌不深，也对进一步发展、建立创新型国家形成一些制约；又如今天我们面临的“依法治国”、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问题，传统文化这些方面的经验也可能稍显不足，如何转换与对接，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与这些方面相关，在重新树立文化自信的过程中，也不能没有开放交流、比较借鉴、相互取长补短的眼光。

不过，虽然重变、重通，但变不失其常，通有其原则，“贵今”亦绝非拒绝“鉴古”。古典时期确立的一些原则，尤其是其中极为可贵的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经验，可以为后世提供重要的借鉴。就治国理政而言，先秦思想中最可借鉴的是道家和儒家，此二者不但是先秦思想的大宗，也是后世中国文化正统中的重要内容，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启发也最多。此外，各家皆有其所长，如法家在执行法律过程之中的平等对待、一无偏私、执法严格，也有值得借鉴之处——但法家在当时是 “今学”，应时之举较多，于“道”为远，也比较教条拘执，他们理解的“法制”，也不同于我们今天倡导的“法治”，所以尤其要注意批判地吸收。

（三）

研究先秦学术，要注意从原始文本出发，同时不能忽略其历史语境。兹引《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略作论列。《太史公自序》的作者是司马迁，《论六家要旨》却是其父司马谈的成说。谈、迁父子之学，去古未远，渊源有自，于学术上又逢战国-秦汉之变，既可看出当时人对先秦学术的理解，又可见出因应时代变化进行的调整。

《论六家要旨》中评论道家：“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此所谓道家，已采百家之要而综核之，或当今人所谓战国秦汉的 “新道家”（熊铁基语），然核之以《庄子·天下篇》，所谓新道家，亦尚不失原初道家之心要（《天下篇》谓“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其于事也，贵能得其要，合于易理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汉高祖刘邦初入关中，与秦民 “约法三章”，得秦民之心，犹能得其遗意；其次则贵变化，故曰“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此犹今人所谓“一切以时间、地点、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亦合于“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易理。

至其用也，则于修身治国皆有其宜，司马谈总结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

其所谓“虚无为本，因循为用”，尤值得重视，“虚无”则无执碍，“因循”则不妄变（尊重现有的形势和条件）、顺自然。“时变是守”，则犹“贵今”也。有此三原则，故能综核百家，而无窒碍。又其所述为治事之道，而归于修身之要，尤有其理。

司马谈之学，犹有汉初重黄老的特色，故特尊崇道家，但于儒家，他虽然有所批评，却也能看到其长处：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他批评儒家之弊在于繁琐，下文解释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此实能见后世迂儒之病，然《易》为六经之冠，儒家学人倘能得其要，明白 “易简之理”，“博而有要，劳而有功”，且明其源流通变，则亦可不受其批评也。所以后世的通儒高士、大德君子，其实不在他批评之列。此亦高明之儒家，与道家相通之处。

司马谈推崇儒家的是礼学，以其能得当时人所理解的人间之秩序，然以六艺言，礼、乐相配合，乐阳礼阴，礼是“别亲疏，明贵贱”，乐则使人和洽协和，引导教化于无形，故此于儒家认识犹有不足。又孔夫子有言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贵得礼乐之意而因时损益变革，不贵仍其行迹也。且由古而今，一些原则已有变化，今人至少表面上不能不承认在人格层面和法定基本权利方面人人平等，所以今天的文明交往原则也不能不有所变化。

司马谈对法家批评最厉害，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此有其特殊背景，汉初当秦乱之后，君臣莫不究心于秦不二世而衰之故，司马谈归之于秦用法家之 “严而少恩”，是他的认识。此有其一定之理，因道、儒于传统皆有所继承，而法家乃是战国时代兴起的新学，譬之猛药，可以收一时效验，而不能为长久之计。道家的重道德、贵自然，儒家的讲仁义、重礼乐，都对此前文化积累（可推至远古）有继承，又能符合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习俗 （长期形成的自然秩序），对之有所尊重，合于人情物理，故其生命及传承要比法家远为长久。

另一方面看，战国秦代的法家所提倡的“法制”，也与现代“法治”的原则不同，现代法治贵在能明“群己权界”之要，使得公权、私权各得其宜，又有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设置，且尊重各国长期形成的自然秩序（所以各现代国家的法律，原则相同的基础上，其具体实行又有区别），要比“法家”所说的“法制”为优。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现代眼光看，则是执法时的优点，而不是缺点。

在古今东西之变的框架中,看中国先秦古典文化，道家的重道德、尚无为，儒家的崇礼乐、重仁义，都可以对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启发。重道德、尚无为，其要在于顺自然，尊重历史传统和几千年自发形成的秩序，疏而导之，海纳百川，自然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和风尚。儒家崇礼乐、重仁义，其要在于崇教化，以今天而言，就是吸收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精华，重视教育，重视制度建设，化民成俗，其功虽渐，收效却远。至于法治，则是文明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更要吸收人类法治思想的精华，慎重从事。现代法治不同于古代法制，现今中国发展迅猛，立法的需要很迫切，但也要考虑长远，养成人人守法的法治思维则更需时日。但如果能崇道德、讲仁义、尚法治，让人上有企慕的标杆，下有不能触碰的底线，21世纪的中国，逐步形成上能继承民族思想之精华、下不落伍于世界潮流的新文化，并非全然不可想象之事。

作者：刘志荣（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陈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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