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体系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推动WTO改革渐成共识。日前，在“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论坛（2019）”上，多位专家学者就“贸易争端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其中WTO改革及后WTO时代的区域化趋势成为议论焦点。

核心是规则主导权之争

当前，国际治理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核心是规则主导权之争，这一点在WTO的改革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之前的WTO改革，主要是关于制度的一些改革，但这次关于WTO改革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关于它的规则范围或者内容，跟通常理解的改革不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WTO的机制是基于所谓的协商一致，但美国认为这种方式是低效的，而且从义务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平衡的，所以主张一种所谓的周边谈判模式；发展中国家特殊差别待遇，这是WTO以往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但美国现在对此质疑。美国针对的是WTO的一些根本性原则或者运行机制，对它提出挑战，同时进行改革。”在屠新泉看来，美国希望利用自己单边的实力来确保其利益或者所谓规则的实施，因此在争端解决机制上的诉求是用单边来取代多边。“现在也有个说法，美国并不是在改革，而是要回到关贸总协定，要推翻上诉机构的模式，甚至取消这种模式，回到以往专家组裁定，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但目前WTO其他成员国看法不一，比如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还是希望维护一个多边体制，从争端解决机制的角度，包括从谈判的角度来看，跟美国还是有些分歧；但是对非市场经济，包括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他们跟美国比较一致。在此情境下，中国该做些什么？屠新泉认为，一方面要坚定地支持多边体制。另外，对于所谓的非市场体系的做法，我们也有所调整，比如刚刚公布中欧联合声明，关于产业补贴的方案，中方已经同意跟欧方进行合作开展讨论。目前争论比较大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中国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到底要不要争取特殊差别待遇？屠新泉认为，中国还是要坚持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身份，但是具体到WTO的谈判，要比较现实或者比较客观地去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在WTO里面本身就是个政治概念，不是个法律概念，没有标准，也没有定义。就现有的做法应该叫自我认定，你想坚持永远都可以坚持，新加坡、韩国还都是发展中国家。然而最主要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WTO内所谓的权利义务平衡问题，也就是一个成员是否应该承担跟其发展资源禀赋相适应的义务。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WTO谈判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复杂，更多地是具体的谈判，而不是过去一揽子谈判，或者单一的工业品关税谈判。我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分法本身不科学，所以从宏观来说，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具体到某一个谈判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学所助理研究员孙南翔认为，WTO改革的核心议题归纳起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一是以更新原有规则为导向的议题，比如争端解决领域，包括在透明度领域、国家安全领域，核心是解决WTO成员和世贸组织的权利分配和制衡这一组矛盾。二是以构建一些新规则为导向的议题，核心是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比如说解决技术发展及法律规则滞后之间的矛盾。第三点和中国最为相关，即与特定市场模式相关的议题。“市场经济标准和非市场经济标准，这并非是国际法的问题，因为WTO并没有明确对它进行界定；它其实是一种话语权、制定权之争，中国应该推行自己市场经济的标准；也通过多边机制去约束一些区域机制里面不公正的条款。”

最优策略是做好自己的功课

在后WTO时代，全球会出现区域化、区块化的情况，这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余振的判断。他就此提出的“中国之策”分短期和长期两个部分：从短期来看，中国作为现有规则最大的受益者，应该维护WTO的连续性，在多边环境下获取自身利益。但是更要着眼于长期，长期要求变：1、战略重点要变，着眼于谋划后WTO时代区域化的发展；2、自身调整要变，针对美国主要国家在贸易规则里面条款的变化，做出自身制度改革；3、具体的做法要变，在谈判当中要更明确设立负面清单。

“全球化正在向区域化、板块化甚至集团化方向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廖峥嵘也提到了这一趋势。他提出：目前全球化有三个特点：一是全球“慢”化——WTO数据显示，去年的贸易数据远远低于原来3.9%的预测，只有3%——当前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基本上接近全球GDP增速，而在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化高峰时期全球贸易增速在GDP增速的一倍以上。二是数字化，从电子商务到数字经济，在整个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将来是更重要的推动力。第三个特点，就是向区域化、板块化甚至集团化方向发展。

廖峥嵘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了全球化变化的动力：“前半程主要是发达经济、发达世界来带动，比如规则制度的设定、技术革命引领、贸易便利化推动方面。后半程主要是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来推动，中国的需求带动了全球大宗商品的走势，甚至是整个市场的走势。中国的内需增加也是这几年全球贸易增速降低的主要因素。”在廖峥嵘看来，未来，中国不但要在原来的低端或者中端贸易领域形成很强的竞争力，可能还要向中高端发展。“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原来是一个互补的关系，我们提供生产产品，发达国家提供消费市场，还有一些国家提供资源，比较容易形成互补结构。我们现在往中高端进军，和发达国家产生更激烈的竞争关系，未来全球化结构性的冲突应该会更加明显。”

针对贸易摩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通过可计算模型分析得出了应对方案。结论是，无论如何，对中国来说最优策略都是做好自己的功课，发展科技，开发原创性的技术。“深化改革开放是最重要的，加入区域贸易协定虽然有用，但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发展科技，掌握核心技术和原创性技术，这个比参与自贸协定更为重要。”

作者：刘力源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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