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正如您的第一部专著《俄国在撒马尔罕的统治，1868—1910：与英属印度的比较》（Russian Rule in Samarkand 1868 – 1910. A Comparison with British India）书名所示，您在南亚历史研究方面着力颇多。据我所知，在英美学术体系中，南亚研究与俄国研究有着很大差异。您在从南亚研究者向中亚历史专家转变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什么困难？您如何体会英美学界这两个学术领域之间的差异？

亚历山大·莫里森：是的，的确存在一些困难。这两个领域有一些交集，其中一点是，波斯语对于这两个领域而言都是重要的研究语言。无论你想研究的是中亚还是印度的前殖民时代历史，波斯语都是这两个区域的官方语言。尽管也有一些次区域使用其他语言，但波斯语在两个区域内都是最有用的语言，尤其对于书面材料而言。

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有着很不同的文化。南亚研究者倾向于左翼，他们常常对东方唯灵论观点感兴趣。这一领域深受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从伯纳德·科恩（Bernard S. Cohn）到后来的尼古拉斯·德克斯（Nicholas Dirks），他们都是专业的人类学家，在美国的南亚研究领域主导多年。而从事俄国研究的学者往往是冷战时期成长的学者，因此更倾向于右翼。当然，这种划分大致适用于30年前，现在已经过时了。但这一文化层面的分野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以人类学为例，俄国研究学者通常不注重田野调查，因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展开实地调研，也不被允许进入档案馆工作。所谓美国“苏联学”很大程度上是猜测工作。实际上，美国的苏联研究常常是在重复苏联学界所进行的各类研究，并完全依赖于从苏联获得的书面资料。与之相反，南亚研究者则可以实际访问对象地区，对英国殖民时期的行政统治史、财税史、军事史、农业史、社会史等子领域的历史进行大量开创性的研究。我对这些领域都有着很大兴趣。这些研究在60年代至80年代初已经完成。

俄罗斯帝国历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转变源自1991年之后原苏联各地档案馆的开放。学者们能够展开他们通常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才能进行的研究工作。这一进展与整个欧美历史学界自70年代以来发生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相结合，促使第一代学者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一代学者中的大部分来自美国。他们有的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的前往塔什干，有的前往阿拉木图进行档案研究。他们探讨了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身份和宗教政治、贾迪德运动、伊斯兰改良主义等，而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文化问题。我要说的是，这一时期学者们很少也不愿去关注国家机构史、军事史和外交史，当时欧美学界的潮流并不关注这些议题。在我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我很想知道沙俄当局是如何在中亚征税的。但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研究，我只能自己探索。然而，在南亚历史领域，相同的问题可以通过查阅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典著作来了解。这一情况我认为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已有所改观，物质层面的历史研究开始复兴。可能是因为苏联历史学界关注的主题几乎都集中在物质层面，上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欧美学界对此有些反应过度。我们希望能打破这一局面，而现在我想我们已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文汇报:现在有哪些机构还在延续着中亚历史研究的传统？

亚历山大·莫里森：因为中亚是一个偏远的地区，人口不多，对其他国家也不是重要的市场，所以很少有专门的中亚研究中心。尽管麦金德曾提出“心脏地带”的说法，但中亚并非世界力量的枢纽。因此，人们倾向于以从俄国或南亚切入（或像我一样兼具两个地区的研究背景）来对其进行研究，而很少有人从一开始便从事专业的中亚研究。同样地，这一情况也在发生改变。现在出现了如美国的詹姆斯·皮克特（James Pickett）和伊恩·坎贝尔（Ian Campbell）这样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在学术生涯伊始便获得了中亚历史专家的指导。

同时，像印第安纳大学这样的机构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乌拉尔-阿尔泰研究中心在内的印第安纳大学的相关机构均为冷战时期创立。该中心最初几乎是匈牙利科学院在北美的“前哨”。它聘任并培养了一批语文学家（philologist），而语文学研究的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后来，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邀请尤里·布雷格尔（Yuri Bregel）加盟。该中心在语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增设中亚伊斯兰文化研究。尤里·布雷格尔堪称是沙俄时代东方学研究传统的代表人物。在这一学术传统中，许多分支学科领域都要求掌握极为深奥的研究技能，需要通过类似苏菲教团道统（silsila）师承关系才能得到延续。谢赫（Shaykh）对弟子进行指导，弟子从谢赫那里获得智慧并进一步传达给再传弟子。这便是这一学术传统的传承的方式。

文汇报:您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属于这一传统吗？

亚历山大·莫里森：我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其实并不属于这一传统。如果一定要说我归属于哪一“道统”，我想答案应该是剑桥大学南亚史学派。我曾得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以及我的导师大卫·沃什布鲁克（David Washbrook）教导。这种学术传统对于从事某一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欧洲的许多科研机构，例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大学、威尼斯大学，德国的哈雷-维滕贝格大学、波恩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也都保留了这种源自19世纪的学术传统：研究中亚人民必须要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使用他们所生产的一手史料来开展。如果你认可这一点，这就是你所必需的学术训练（语文学训练），否则你将无法阅读任何内容。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抱怨中亚研究的边缘化，但最为重要的不是学者在哪里接受或接受何种训练，而是他们最终产出的学术成果的质量。由于一些学者不了解中亚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他们的一些学术观点并不成立。例如，一些学者基于对伏尔加中下游地区的研究，为穆斯林与俄罗斯国家间的互动建立了模型，然后试图将其直接应用于中亚而不考虑任何存在的差异。我认为这是不成立的。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研究俄罗斯其他地区的学者总是把中亚看作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同质的地区。而那些专门研究中亚历史的学者往往又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学有所成。我认为这是目前存在的困难之一。

要想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中亚研究专家，全面掌握该区域的语言，你需要接受极为漫长而高强度的学术训练。只有少数人能够到达这一终点。以我自己为例，俄语是我的主要研究语言，同时我也能阅读波斯语，尽管还读得不够流利。但我不懂察合台语或其他突厥语族的具体语种，这就对我的中亚研究造成了一定限制。此外，主要研究语言为俄语的学者又与主要研究语言为汉语的学者在研究上存在鸿沟，鲜少有人能够贯通这两个领域。这一过程需要数年时间，但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是有限的。这时候我们必须怀念伟大的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他贡献了很多精彩的学术作品，却英年早逝。他花费了漫长的岁月来学习他所从事的研究需要掌握的语言，而最后这一努力因寿命的限制未能产出足够的学术成果。

作者：施越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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