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伦·安·霍尔特（Sharon Ann Holt）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阿宾顿校区 （Penn State University’s Abington）的历史学教授。她于199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美国史和公共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她的丈夫迈克尔·朱克曼（Michael Zuckerman）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史教授，熟悉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朋友们或许了解，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邢承吉与清华大学博士陈志宏曾于2016年对朱克曼教授做过一次关于美国早期史的访谈。

朱克曼教授荣休后将自己的两千余册美国历史藏书无偿捐献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资料室。2018年5月30日下午，在参加“朱克曼教授赠书捐赠仪式”之后，邢承吉和美国历史访谈团队以此为契机，邀请霍尔特教授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师生进行了一场座谈，探讨女性在历史学界的位置以及美国公共史学研究。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莎伦·安·霍尔特教授参与我们的访谈，聊聊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女性职业史学家的境遇以及美国的公共史学。

我们与不同时代的女性学者做过访谈。从哥伦比亚大学的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那里，我们了解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女性学者的艰难境遇；随后，我们又采访了70年代成长起来的玛莎·豪厄尔（Martha Howell）；从年轻的汉娜·法伯（Hannah Farber）教授那里，我们发现，与之前几代女性学者的遭遇相比，在性别平等和多样化影响下，新一代年轻学者的经历已经完全不同了。当然，只有几代人的不懈斗争，才能换来我们今天的改变和进步。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1963年出版《女性的奥秘》（Fem inine M ystique），书中开篇便指出“无名的问题”（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美国妇女表面看似幸福，实则埋藏着痛苦和无声的挣扎。妇女被视为家庭主妇，被认为应该相夫教子、采购日用品、整理床铺。专业研究物理、数学或历史学的女性注定无法获得幸福——她们神经质且没有一丝女性气质——她们离开家庭追求事业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到20世纪60年代，很多女性主动放弃自己的学业，全力支持自己的丈夫实现学术梦想，她们因此获得了“Ph.T”（Putting Husband Through，让丈夫完成学业）的称号。

霍尔特教授，我们首先想了解您的求学经历。您与我国著名学者、第一位女性大学教授陈衡哲一样、毕业于瓦萨学院，能否介绍一下这所女校？

莎伦·安·霍尔特：瓦萨学院曾经是一所女子学院，也是美国著名女子学院里唯一实行男女同校的学院。从1972年起，该学院从低年级开始男女同班教学；我在1976年入学，当年5月，瓦萨招收的第一个三年制男子研究生班完成学业。到了20世纪70年代，像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许多男子学院在法律强制要求下，陆续开始招收女学生。大部分学校都很不情愿。我有朋友在普林斯顿和达特茅斯读书，她们经常遭到骚扰。有些男学生把她们的书扔进泥里，在她们的宿舍和个人物品上泼抹红色颜料。在普林斯顿，女学生不能加入一些俱乐部，参与社交活动。

瓦萨很有吸引力。男女同校政策一施行，男生就占据了领导职务，如学生会主席、高级班的班长和学院报纸的编辑等。我入学时，人们正开始重新反思男女同校的意义，意识到历史的重负始终在女性一边。在瓦萨，女性就是传统，而非人们口中的“男女同校的女学生”（coeds）。就读四年间，我从女性立场出发，试图弄明白：男女同校是什么样的？对男学生来说，男女同校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当权力关系翻转时，我们如何处理传统与革新的张力？我曾是一个年轻的女性主义者，现在只不过更为年长了。

所以能否说，瓦萨的多样化教育，使您很早就有了女性主义者的认同？

莎伦·安·霍尔特：我很想承认这一点，但实际并非如此，在去瓦萨之前我就已经是女性主义者了。在我10岁的时候，我父亲就送给我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女性的奥秘》明确告诉我，作为女性，我必须在心智生活和心灵生活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个伪命题。比如，让一个人从“工作”和“爱”里做选择是极其愚蠢的，“工作”与“爱”都会让人幸福，是人的本质，让人从中做选择，极大违背了人之为人的现实。没有人费心思从女性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女人

不是完整的人。对社会而言，我们是“女人”，它与“人”是有点对立的范畴。10岁的我领悟出这条结论，并非常确信，我要最大程度地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我要避开做抉择，相信鱼与熊掌可以兼得，我会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

您到瓦萨学院就读，当年瓦萨学院面对并入耶鲁大学的邀请，并没有同意，而是坚持开放男女同校。

莎伦·安·霍尔特：瓦萨实行男女同校就是对耶鲁的回应。在年度舞会等社交场合，男子学院通常与女子学院搭配，耶鲁大学的男生一直是瓦萨学院女学生的舞伴。每次舞会前，瓦萨学院的女学生从波基普西市乘车去纽黑文，一排耶鲁的男生站在一片空地上，审视每一位下车的女生。这一点都不浪漫，甚至有一点残忍。我们不想失去美丽的校园，拒绝合并。在大家强烈的反对声中，瓦萨最终拒绝了耶鲁合校的邀请。

回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史学职业化早期阶段，以历史学为职业的女性很不受待见，这并非孤例。记得贝蒂·弗里丹曾讲过一个故事，哈佛曾拒绝一位女性的求职，理由是她打算结婚生子。直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早期，对职业女性的排斥依然存在。职业化早期对女性的偏见是如何产生的，又对后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莎伦·安·霍尔特：19世纪末的医学经验声称，如果女性过度思考开发大脑，她们卵巢就会停止工作，子宫也会收缩。因此，像露西·梅纳德·萨蒙（Lucy Maynard Salmon），或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等年轻女孩告诉父母自己想要上学时，家人通常会拒绝她们，因为这将终结家族的延续。为反驳这种理论，自1864年起，包括瓦萨学院在内的所有新式女子学院都规定，从学生入学到毕业这四年间，都须接受体能测试。女学生每天早晨做操、跑圈，以保持身体健康。等到她们学成毕业，校方一再强调她们具有生育能力，可以做母亲，从而证明当时的医学理论是错误的。因此，在19世纪末，女性的求学环境非常艰难。

当时学术组织和医学知识非常敌视受过教育的女性，这导致一些女子学院走向另一个极端。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毗邻费城，也是一所精英女子学院，我曾在那教了4年书。自学院建立起，每年年底都举办滚铁环比赛，由高年级的女学生参加。这个游戏起源于19世纪，非常有趣。参赛者竞相跑过校园中央的草坪，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女生，将成为这一届中最先拿到博士学位的人；第二个则最有可能先结婚。这又是一个心智与心灵的选择，在这里，结婚即意味着失败。这样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你有做学术的雄心壮志，你就必须放弃所有个人生活的希望。

研究美国早期史的人都知道，在美国革命修辞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论及女性和女性教育时，人们倡导：“我们要教育好妇女，因为她们将会成为下一代男性公民的母亲。她们应该准备好培养聪明的儿子。”教育女性就是为了让她们培养优秀的儿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又重拾这一观念：我们美国现在是世界强国，我们需要培养杰出的领袖。我们怎么培养领袖？教育母亲们！二百年过去了，人们的观念没有太大变化。

在美国革命修辞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论及女性和女性教育时，人们倡导：“我们要教育好妇女，因为她们将会成为下一代男性公民的母亲。她们应该准备好培养聪明的儿子。”二百年过去了，观念没有太大变化。

作者：邢承吉 刘雨君 鲁迪秋 于梦圆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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