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瘟避疫神话是中华抗疫神话中的特别存在，它集中展示了世代先民积累的防瘟避疫的智慧与经验，可以称为古代版的防瘟指导手册。
（一）春节饮药酒防瘟神话
在描写春节的古诗中最出名的恐怕要数王安石的《元日》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提到的“入屠苏”即饮屠苏酒。屠苏，亦称屠酥、酴酥，屠苏酒是用中药浸泡而成的药酒，古人认为在春节期间饮用屠苏酒有预防瘟疫的功效，这种习俗至晚在南朝已经产生。《荆楚岁时记》载：大年初年早晨，一家男女老幼穿戴整齐，按照辈分依次拜年祝贺后要共饮屠苏酒。
相传，屠苏酒是由中华民族的共祖——黄帝发明的，所以又被称为“轩辕黄帝神方”。除了黄帝发明屠苏酒的神话之外，民间还流传着其他的屠苏酒创制神话。东晋时期的中医方书《经方小品》说：让人不生瘟疫的屠苏酒配方是东汉著名医学家华佗创制的，大年初一饮用它，能够避瘟疫及一切不正之气。而明代的《通雅》则说是隋唐时期的医药学家孙思邈调制了屠苏酒方。相传，孙思邈曾在常州城中居住，他看到冬末春初时民众常身染瘟疫，就潜心研读医书，拟出了一个药酒配方。常州的病患服了孙思邈的药酒后，身体很快康复。后来孙思邈公开了药酒配方，并告诉大家每年除夕时饮用此药酒可预防瘟疫。
神话不是历史，屠苏酒究竟是谁发明的并不重要，在黄帝、华佗、孙思邈分别担任屠苏酒发明人的神话中，我们看到的是先民以药酒防治瘟疫的知识传承过程：原始社会晚期，先民在与植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了某些植物对于防治瘟疫有着特殊的效果，由此产生了黄帝发明屠苏酒的神话；汉末三国时期，社会的动荡加剧了瘟疫的传播。在治疗过程中，从原始社会传承下来的瘟疫治疗方法不断得到补充与改进，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瘟病药方，由此促发了华佗发明屠苏酒配方的神话；到隋唐时期，随着治疗经验的累积，医者发现温热的酒可以加速药效的发挥，屠苏酒的治疗效果越来越好，药王孙思邈配制屠苏酒挽救病患的神话因此产生。
屠苏酒神话中还传承了防止瘟疫人际传播的经验与观念。东晋的《肘后方》云：全家一起饮用屠苏酒时，要从幼至长依次饮用。“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明代的《本草纲目》记录屠苏酒的饮用方式说：制作屠苏酒的药材配好后，装在三角形的红色袋子中，于除夕夜悬挂在井底，初一取出放于酒中，将药酒煮沸几次，去掉药渣后，全家人从幼到长依次饮用。喝完之后的药渣仍然放入井中。这里有几个细节很有意思：第一，全家一起饮用屠苏酒是为了防止瘟疫的人际传播；第二，饮用水是瘟疫传播的重要载体，而将炮制药酒的药材和药渣浸入井水，其目的就在于净化饮用水，防止疫病的传播；第三，从幼至长饮用屠苏酒的顺序与一般的长者为尊不同，表现了幼小为先的种群延续意识。
春节饮屠苏酒防瘟的神话与习俗中传承了以药物预防瘟疫的经验，它在中国古代得到了广泛认同，苏东坡有“但有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除夕野宿常州城外》）之句，赞赏了屠苏酒的保健功效，并针对长者后饮的风俗评论说：我只要健康，不怕年老。
（二）端午节驱虫防疫神话
在中华传统节日中，不仅春节有相关的防瘟神话，端午节也有大量防疫神话，比如雄黄神话、菖蒲神话、艾草神话等。
雄黄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矿物，具有杀菌防瘟的效果。雄黄很早就被认为是蛇类的克星，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记录说：从前，园丘栖息着很多又大又毒的蛇，同时也生长着诸多珍贵的药材。黄帝想上园丘，仙人广成子教他在身上佩戴雄黄，毒蛇因此都被驱走了。宋代《云笈七签》中的《轩辕本纪》也载：黄帝时期有巨蛇到处害人，黄帝用雄黄把它们赶走了。关于雄黄克蛇，最为我们熟悉的神话可能是白蛇传：许仙在法海的挑唆下，于端午节当天劝白素贞饮下雄黄酒，白素贞因此现出了原形。
菖蒲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典术》说：尧帝当政时，上天降下精气在庭中化为韭类植物，感百阴之气而长为菖蒲，因此菖蒲又被称为“尧韭”。《春秋运斗枢》又载：玉衡星散落于大地化为菖蒲。从神话内容来看，大约在原始社会后期，先民对菖蒲的药用价值已经有了一定认知，因此将其神化为上天降下的精气或吉星。因为有这么显赫的出身，先民对菖蒲相当重视，形成了菖蒲崇拜。《后魏典略》记载说：魏孝文帝南巡的时候，在新野的潭水边遇到了两次菖蒲花，他认为这是大吉之兆，于是下令修建了一座两菖蒲寺来纪念。
艾草也是一种很早就被先民认知的药用植物。早在先秦时代，艾草就被用于灸术，被认为是能驱邪治病，杀菌消毒，延年益寿的神草。在江苏如皋，流传着一则汉代方士费长房用艾草治疗疫病的神话。相传，费长房有一次站在海边眺望远方，发现滨海的风水宝地如皋有病魔作祟，于是便下令徒儿带上驱邪神草——艾草前往，艾草治好了当地民众的疫病。此后，如皋民众便形成了在端午节前后供奉鲜艾的习俗。
上述防疫神话在端午节俗中得到了传承。元代《岁时广记》载：“端午刻蒲剑谓小人子，或葫芦形，带之避邪。” 明代《山堂肆考》云：“端午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虎，粘艾叶以戴之。”明代《五杂俎》也记录说时人于端午日“以雄黄入酒饮之，并喷屋壁、床帐，婴儿涂其耳鼻，云以辟蛇、虫诸毒。”以雄黄、菖蒲、艾草防疫的神话与习俗在端午节的集中出现，与端午节的节日性质密切相关。可以说，端午节是古代的卫生防疫节，它的起源与防止夏季疫病有关。《后汉书·礼仪志》说：端午与二十四节气的夏至日接近，即将到一年中最热的时间。随着温度升高，天地间阴气胜过了阳气，人与作物的生长都可能受到影响。这里所说的阴气具体指向包括蛇虫蚁鼠在内的各类传播病毒的动物，温暖的天气使动物的活动愈加频繁，向人类传播疫病的可能性也大增，为此，先民掀起了一场旨在灭害防疫的全民卫生运动。
端午节驱虫防疫神话中传承的是以驱赶、杀灭病毒源头的方法来预防瘟疫的经验。为了强调从源头上遏制病毒传播的重要性，先民创造了端午驱虫防疫神话，并以仪式与神话的方式将各种方法传承下来，比如插戴、悬挂菖蒲和艾草，以雄黄酒拌水洒喷庭院及内室以驱赶毒虫蚁鼠等。
（三）重阳节登高避瘟神话
与前两类神话中传承的预防瘟疫的经验不同，重阳节登高避瘟神话中传承的却是主动隔离以躲避瘟疫的经验，可以视作今日隔离避疫的雏形。
南朝《续齐谐记》记录了这样一则神话：汉代的汝南人桓景拜道士费长房为师，长年游学在外。有一次，费长房告诉桓景说：九月初九，你家人将遭遇瘟疫，你赶紧回家，让他们都制作红色香囊，在里面放入茱萸，绑在手臂上。全家人还要一起去登高，在山上饮菊花酒，你们才能躲过这次灾祸。桓景按照费长房的吩咐，带领全家一起登山，一直到傍晚才返回家中，看到家里的鸡狗牛羊都暴病而亡。
桓景登高避疫神话有其诞生的客观背景。东汉末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曾横扫中原地区。这场瘟疫在当年被称为“伤寒”，从文献记录来看，此次伤寒起病突然，牛羊马等家畜是病毒的主要宿主，这大约就是桓景登高避疫神话中家禽家畜暴毙情节的由来。此疫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曹操的《蒿里行》描述的正是伤寒肆虐，又遭逢战乱后的情景：“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伤寒是一种秋季常见传染病，中医俗称“秋瘟”，由伤寒杆菌引发，但可以通过饮食、日常用具等污染物传播。而农历九月时逢秋收之季，民众或归仓或酿酒或祭祖，人与人之间有着频繁的接触，容易导致伤寒的大范围流行。
如何控制秋瘟呢？显然早期医学并无有效对策，但民众在长期与秋瘟遭遇的过程中发现：主动远离病毒宿主，可以有效阻止病毒的传播。这种经验后来就以登高避疫的神话与习俗传承下来。东晋的《西京杂记》引汉代文献说：“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这里将三月上巳的祓禊与九月重阳的登高相提并论，指出登高也有消除不祥之意。在民众朴素的辨证思想中，祛邪免祸就能转危急为吉祥，因此九月初九后来就被认为是一个吉祥的日子，比如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就说：九是阳数，月与日都逢九的九月初九是个吉祥的日子，对健康有益，所以民众在这一日登高饮酒。重阳登高作为一种全民习俗一直延续到清代，《燕京岁时记》载：清朝时，北京城的百姓特别重视九月初九，每逢此日，人人都带着酒壶出城登高，从南边的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到北边的蓟门烟树、清净化城，远达西山八寺，到处都是登高饮酒的人群。
实际上，世代传承的登高避疫神话及习俗，与今日抗疫过程中的居家隔离、小区与园区的封闭式管理等方法有异曲同工之用，都可以达到与病毒隔离，维护健康的目的。
毫无疑问，中华防瘟避疫神话是先民传统智慧在抗疫方面的集中显示。回顾上述神话，我们还发现先民的另一重精心安排：春节、端午节与重阳节分别在农历的元月、五月与九月，将一年均分为三段。在每一段初始时，先民采用相应的方法——或饮药预防，或杀灭病毒源头，或登高躲避病毒宿主，阻止了瘟疫持续性地大范围传播。这些充满智慧的安排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都令人拍案叫绝。我们是中华传统智慧的传承人，在今日的抗疫斗争中，各行各业的中华儿女都在努力贡献着自己聪明才智，也必将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作者为“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俗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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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旭玲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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