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民族复兴与人类解放为己任，与时俱进地创新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顺应时代潮流，伸张国际正义，履行国际责任，领导中国人民，团结国际社会，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较好地处理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为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导，值得为之自豪。
自人类进入20世纪，马克思所讲的“地方的和民族的相互依赖”，就因全球化而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国际秩序与国际治理越来越呈现出全球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加快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预告着全球秩序新一轮更替，并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天然地面对着全球性政治斗争，天然地具备了构建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观念的使命。全球秩序观是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对于全球范围内系统化的力量对比、国际安排与运行制度的认知，全球治理观是有关国际关系行为体对治理全球性问题的基本看法。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社会日益发展，任何民族、国家、政党均必须依靠科学的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来指导对外交往，从相互依赖、国际互动和合作共赢中实现合理的利益。必须继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紧紧地与时代主题相结合，不断调整和创新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观念，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纵观百年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党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党的全球秩序观具有先进性、发展性和规律性。在国际互动、外交指导思想和国际身份等因素的影响下，党的全球秩序观念变迁主要经历了两个转折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为第一阶段，党的全球秩序观受到冷战结局和世界革命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与苏联的全球秩序观念相联系，将国际身份定位为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重要成员，呈现出“革命者”与“融入者”的双重秩序倾向并存、前者较为明显的特征；第二个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大，改革开放逐步展开和深化，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全球秩序并呼吁和主张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对待全球秩序的态度上较为明显地体现出全球秩序“融入者”角色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特征；十八大以来，党关于全球秩序观念的创新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更加强调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强调全球秩序变革引领的使命感，更加强调中国是全球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和贡献者”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
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治理观是指党在国际主义思想指导下关于全球化、全球社会、世界秩序和人类解放等问题的基本治理观念。党的全球治理观念变迁至少有四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即国际治理原则、国际制度观、国际正义观以及国际责任与使命。从近百年发展史看，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治理观念变迁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与世界革命相联系的阶段：建党之初至上世纪70年代，党的全球治理观主要着眼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互动，国际治理原则以支援“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等为核心，国际责任主要体现在为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党的任务是为了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其次，与融入国际社会相联系的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至2012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球治理观念日益完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不断融入世界体系，秉承公平正义的原则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建设和谐世界。最后，与引领全球治理相联系的阶段：十八大以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从上述三个历史阶段来看，党的全球治理原则始终结合了世情、党情与国情；全球正义观始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期待；国际制度意识与国际责任感日趋积极务实。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反帝爱国、民族独立、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等辉煌成就，历经了从面对国际社会到融入国际社会再到引领国际社会的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观念主题变化。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面临新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时代与使命赋予的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观念，在以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在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中积极贡献中国力量，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决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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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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