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
胡寄窗（1903-1993），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首任会长。原名钟睿，四川天全人。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经济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东北大学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创办《经济学报》《经济论评》杂志。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之江大学财经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院长，浙江财经学院院长，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江西大学教授。1978年7月返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著有《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政治经济学前史》《胡寄窗文集》等。
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位学者，他在经济学多重领域始终保持着十分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学海泛舟七十载，无论是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学说史，还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研究领域，他都造诣深厚。他树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新地标，探索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理论观点。他打破经济学说史中“言必称希腊”的西方中心说观念传统，向海外传播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
他，就是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纵观胡寄窗的学术生涯，他始终坚持经济学研究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在“本土”和“国际”的相互融合中，梳理出中国经济思想的演变线索。他不仅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开拓者，更是将这门“本土”学科推向世界的引领者。
“胡寄窗分界”的基点是研究方法的转型
1903年，胡寄窗出生于四川一个县城小镇。17岁时，胡寄窗考取燕京大学。赴京路上，第一次出川的少年乘船驶出三峡时，乍一见广阔的平原，由衷感叹天地之宽广，眼界豁然开朗，心胸为之一振，由此萌发了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
1936年，胡寄窗远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求学。在那里，他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教育，掌握了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回国后，他历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东北大学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讲授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史。彼时，国内外陆续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专著和论文开始进入他的视野。
为了改变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落后状况，1941年胡寄窗创办《经济学报》，旨在把前沿经济学理论带给国人。他约请当时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撰稿，还以本名及笔名钟睿发表了不少经济学论文。新中国成立前，在他尚保存底稿的近30篇文章中，近三分之一是对“无差异曲线” “费雪的货币数量说” “凯恩斯理论”等现代经济学概念和理论的介绍。
作为致用之学，中国经济学植根于中国经济现实的土壤之中。脱离了经济现实的经济研究便少了生命力。1942年在讨论关于经济建设的制度问题时，胡寄窗主张跳出经济制度的争论。因为客观的经济事实只有一个，经济体制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会发生改变，套用某个不甚完备的理论体系难免出现削足适履的尴尬。他认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把握经济事实的全貌，不可在经济事实之外另造一个事实出来。如此，在两种范畴的经济制度之间并无截然的差异可言。是时，胡寄窗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种新的、更能解释经济事实的经济理论。
《经济学报》停刊后，1946年胡寄窗再办《经济论评》，为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研究、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以一人之力办刊，终因经济拮据而不得不作罢。此后，胡寄窗同时兼职于数所高校，终日奔波授课以养家糊口。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出版了一本有关战时物价管理政策的著作，撰写了一部西方经济学说史书摘，付梓交正中书局。
后来，胡寄窗曾评价其亲手创办的经济学专业期刊：虽然刊物所专注的经济学领域，不符合当时注重应用研究的潮流，但是理论为事实之母，注重理论研讨作为一本学术杂志的风格是没有问题的。
胡寄窗一生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笔耕不缀。他所著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思想通史，对自先秦到鸦片战争3000年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理论新体系。
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l850到1919》为基础扩充并延展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开辟了从1919年五四时期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30年间经济思想发展历史的系统研究，并对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经济思想做了分界。他的学生赵晓雷教授认为，“胡寄窗分界”界定了中国经济思想从传统的、前科学的范式向现代的、科学的范式转型，其基点是研究方法的转型，即采用科学的分类体系和分析方法。基于研究方法的转型，这一范式变革还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国际通行的话语系统；二是经济学家这一“专业共同体”的产生。胡寄窗曾指出，经济学科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而论，应是内涵极广博和范畴最繁复的一门科学，倘仍坚持传统的“理财正辞” “生众食寡”的老调，怎能与现实世界的经济生活相适应？既然要从事国际间的经济实践和理论上的交流，那就必须在许多具体模式和理论范畴上有相互能对上口径的共同准则，否则彼此各说一套，互不相通，学术交流从何谈起。而从事经济科学研究、践行国际通行话语系统的则是一批专业的经济学家。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两千多年中，虽然有不少思想家提出过一些极有价值的经济观点，但他们都不是以经济研究为专业，故还没有一个人能称为名副其实的古代经济思想家。
《现代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和《187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适应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对于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时代要求，更让人们看到了一位经济学家求实、求真的学术公心。
打破经济学说史中 “言必称希腊”的观念传统
为了回应“欧洲中心论”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忽视与贬低，真正将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面向世界传播海外，1981年，胡寄窗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一书出版，三年后此书的英文版问世。通过近60个经济概念的中西对比分析，他告诉世界：我们的祖先不仅在文学、哲学和科学领域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就，同样构建了卓越的经济思想。17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思想并不逊色，甚至领先于西方。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未来的世界经济学更不必以西方为中心，“虽然我们在过去二、三百年中是落后了，却谁也阻挡不住我们在未来世界中重新在经济思想方面做出贡献”。《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开创了直接向国外弘扬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就的范例；大量理论探索、学术争鸣、应用实际、建言献策的著述和咨询意见，代表了老一辈学者的治学风范和拳拳爱国之心。《政治经济学前史》，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将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经济思想成就列入世界古代经济思想史，客观地评价它们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
胡寄窗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之一的法国重农学派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他说：“任何一个学者只要不抱成见，均可能发现重农学派的所有重要经济概念，都可以从中国旧经济思想中极容易地找到它们的近似样本；相反的，在它们的欧洲先行思想材料中倒不易碰到这种情况。这一情况之出现，似难仅以‘巧合’来结束。”然后，他又说：“弄清这个问题的任务，不能由我来完成，只好留待有志之士。”
在学术上，“未竟事业”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学人的无奈，然而，更多时候它体现为治学道路上的传承，这或许恰恰是为师者的成功。时隔不久，他的学生谈敏教授便著成《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一书。胡寄窗欣然为之作序，他说：“谈敏博士的这一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拨开了二百多年来笼罩在经济学说史上的一层迷雾，使人们终于理解到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的先行思想均曾在世界经济学说发展的航程中起过各自的启示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胡寄窗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批判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有益部分，于是他的研究重点开始从中国经济思想史转向西方经济学说，为了能够对西方经济学说有更为准确和深入的认识，他竟以80岁的高龄开始自学高等数学和德语，并为此专门置办了一个录音机。胡寄窗自言：“我一生治学,无论在理论上或方法上,从来不迷信任何框框,思想深处经常有个攀高峰的强烈意愿。”
80岁起，胡寄窗平均每年出版一部著作。他著书，从来都是自己动手，独立研究而成，少假手于人。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师者
1952年9月，胡寄窗调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计划经济系任教授。1958年，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教授。1978年7月，他重新回到了上海财经学院的讲台。胡寄窗把自己的学术热情挥洒到教学的热土上，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培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系统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第一人,1979年秋，胡寄窗在上海财经学院开办了面向全国各大专院校骨干教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教师进修班”，以求尽快为全国高等学校培养和输送这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骨干。在这一年的进修任务中，他自编教材（即后来出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并亲自授课。沈萼便是当年进修班的学生，在他的记忆中：“胡先生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将三年的教学内容浓缩到一年内完成。尽管年事已高，他还是坚持每周三个半天的教学，从未缺过一次课。”这一年，胡寄窗77岁。正是这位将近耄耋之年的长者，在神舟大地上播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种子。此后，每每得知学生开课成功，他总是笑逐颜开，得意地说：“我早就说过不会有问题的。”
1980年，由其积极倡导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在上海成立，胡寄窗被推举为会长。
“我始终坚持一个信念：从事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工作者，必须兼通中外经济理论。如只擅长西方经济学说而置祖国光辉的经济思想于不顾，那是‘言必称希腊’，不配作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说史学者。相反的，如只会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也就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 （胡寄窗《当代西方基本经济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他这样说，更如此践行。胡寄窗率先在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尝试中外经济思想史两个专业教学内容相互渗透和融通。1986年，他申请并获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创立了中外结合的“经济学说史”专业博士点,在我国学科建设、博士点设置及学位研究生培养方面均属首创，开中外经济思想史学科为一体之先河，创新教学模式，以培养既通晓中国经济思想史，又熟知西方经济学说，且具备扎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经济学人，且有利于将中国经济思想融汇到世界经济学说的发展中去。这一年，胡寄窗83岁。当年考入该博士点接受训练的赵晓雷教授认为，这一培养模式一方面有助于在与西方经济学说的比较研究中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总结中国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将对外国经济理论的研究与中国国情相联系，为青年学者在中外结合的学术基础上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开辟了一条科学路径。
讲到胡寄窗的教书育人，总有一个人绕不过去，他就是上海财经大学前校长谈敏教授，胡寄窗众学生口中的那位“大师兄”。用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袁亚春的话来说，“他是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无疑得先生真传最多、最正宗且发展最有成就的，由他来诠释、介绍先生的学术思想可谓天经地义”。
谈敏曾用“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来形容老师：“对于我而言，胡老是终生难忘的恩师：从1980年拜师起，整整13个年头，跟随左右，先做学生，再当助手，独立工作后仍时刻聆听教诲，受益深远；做学生时，从硕士到博士，通常是一对一的亲授指导，每次一小时或数小时，起初诚惶诚恐，等待耳提面命，后来随机提问，每问必有精彩睿智的回答，如同置身于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中；当助手时，得获手把手的亲炙，在辅助教学的过程中体悟育人的真髓，在合作著书的过程中感受做学问的乐趣，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明白坐言起行的道理；走上教育管理岗位后，心中的表率，始终鞭策着自己从不敢懈怠；现在，肩上卸去了管理的责任，但经长年熏陶而痴迷于学问的情愫，却深入骨髓，执拗难变，已经化为一种秉性；……这一幕幕情景，犹在昨日，胡老是激励我做人做事永远的榜样。”
胡寄窗要求学生“成为一个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说、走出去能行动的干才”。1989年，胡寄窗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并获国务院授予的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六十六载光阴教书育人，胡寄窗身后桃李芬芳，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后继有人。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人家都说我长寿，但我要的长寿不是只是活着，而是要能思考、能写作。”胡寄窗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学生都说他做学问很 “任性”，常常同时进行好几项研究，哪个材料凑手就搞哪个。为此，他的时间表总是排得满满当当。人们往往羡慕有所建树的人“天赋异禀”，却不想“勤于思” “敏于行”才是走向成功的关键。
“先生治学，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袁亚春最钦佩老师独立的学问之道：“他敢于挑战权威，对任何理论教条都要先问一遍为什么，发现有问题的，就毅然表达不同的学术观点。他曾经亲口对我讲，做学问首先敢于提出疑问，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引起学术探讨甚至争论，然后才能催生新的观点，才能形成自己的学术主张。不然就只有复制而没有创新和发展。”
经济学是他一生的事业，却不妨碍文学成为胡寄窗一辈子的爱好。读大学时，他常常有感而发，多发表在刊物上。初到英国时，他还曾用英文写过一个剧本寄给莎士比亚研究会。而后胡寄窗收到回信，建议修改后予以发表。
胡寄窗常常提醒学生，搞研究要经常练笔，否则有好的思想也难于表达出来或表达得不够准确，连他自己搁笔一段时间之后也会感到生疏。据谈敏回忆，先生家曾住在北京西路临街的一间老房子里，有限的空间兼做卧室、书房、会客之用，窗外就是公交车站，人来车往，难免“热闹”。每次前去拜访，都见老师全神贯注地伏案工作，仿佛屏蔽了周遭的种种。先生说这是因为他耳背、听不见，学生却习得了恩师治学的那份专注和投入。
事实上，1973年胡寄窗曾作一阕《鹧鸪天》，道出了其中的玄机：
北京西路小寓午夜即兴
赁居小楼闹市间，窗前车马总喧嚣。玉漏已残声不断，如昼街灯照夜阑。行道树，枝叶繁，映窗灯影随风翻。心旌幸是如山丁，无碍沉思不扰眠。
何等淡然与泰然！
一次胡寄窗突患血小板减少症，口中出大血泡，双眼布满血丝，却仍坚持给研究生上课。病情加重后，家属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住院期间，他却像顽童一般，一再央求医生：“我一天不看书不动笔实在难过。”医生拗不过他，便答应了他。于是，住院两个月，胡寄窗只是换个地儿做学问罢了。
生命最后阶段，胡寄窗还对学生长达2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进行了仔细的审阅，并写下了详尽的评语，又专门写信给另一位博士生，对她的开题报告提出诸多指导性意见。此时，胡寄窗思路之清晰，字迹之遒劲，一如既往。
胡寄窗一生殚精竭力所创造的理论成果和他的科学思想、治学精神、学者风范，对我国的经济理论发展和教育事业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绝非只是朗朗上口的诗句，因为人间确有胡寄窗这般的大师曾经驻足。
作者：刘迪
责任编辑：杨逸淇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