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与其他国家相类似，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占主体、且农村人口主要从事农业的背景下起步的；与其他国家相区别，中国的现代化发生在人口和地理超大规模的条件下，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据此，工农城乡关系演变构成了理解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一条“主线”，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整体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其他领域的发展具有关键支撑作用。从梳理历史脉络、把握当前状态、研判未来趋向的“大历史观”出发，特别是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方位，人们需要精准理解“三农”问题解决对我国现代化的实践意义，需要深刻把握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内在规律。

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政府-市场关系调整而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农关系经历了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再到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城乡关系则经历了从农村支持城市，到城市支持农村，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变。上述转变折射的是国家发展战略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增长导向，再到高质量发展的变迁，反映的是伴随着时序变化我国对工农城乡关系认识的深化。贯穿上述转变的根本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现代化的整体目标和阶段性的约束条件，围绕政府-市场关系调整来形成经济制度，进而影响居民行为，配置城乡资源，转化产业结构，探寻并完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协同发展路径，并由此形成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丰富政策、理论和思想体系。

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提高为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经历了多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指向并不相同，工农城乡关系的内涵、特征和绩效也存在差别。然而，工农城乡关系演变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提高为根本指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耕者有其田”是为了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解放农村生产力并改善农民生活状况。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制、户籍制度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等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但其支撑的国家工业化对经济社会的整体、长期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施的农村经营体制变革、城镇化战略、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农村脱贫攻坚战、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等，均在积极回应我国发展面临的总量性、结构性挑战，依托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城乡不平衡发展问题，促使城乡居民能够更为充分且相对均等地分享发展成果。

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路径既有类似于国际经验的一般性，也有契合于本土化特征的独特性。从跨国比较来看，一国的工农城乡关系演变往往体现为农业产值占比、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占比的下降，从时序角度看，我国工农城乡关系变迁也契合这些“国际经验”。然而，中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在路径上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其工农城乡关系演变与国家整体的发展战略紧密相关，其需要推进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两种转变，其农业发展以农地集体所有制为制度基础，其农村劳动力流转以“农民工”方式进行，其城乡融合发展以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为两大引擎，其不同地区的农业农村发展模式存在差异等等。由此，我国在理论层面应提炼农业农村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本土化理论，在实践层面应立足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目标定位来确定相关公共政策。

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在现阶段被赋予了新内涵，并需继续探寻新时代背景下的有效演变路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使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在这一背景下被赋予了新内涵，例如，农村产业除具有提供食品的基础功能之外，还应具有提供生态和文化产品的衍生功能；农村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应将减贫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在城乡要素对流的情形下，农村需要形成与要素动态流动相匹配的新型治理方式；工农城乡关系转变需关注其对畅通国内和国际循环、提升产品和技术创新的作用等等。基于此，我国需要探寻和完善新时代的工农城乡关系演变路径，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对“三农”工作、工农城乡关系的顶层设计，从整体和长远视角看待工农城乡关系转变的重大作用，依靠政府-市场的新组合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动能，在考虑地区差异的背景下激励地区因地制宜探索适宜的转变方式，在考虑农民和农村分化的基础上提高涉农政策的瞄准性和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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