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由市委宣传部、市教卫党委、市卫生计生委共同主办的夏强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当天，来自全市的医务工作者代表、高校青年学生代表、各区基层党员干部代表及社会各界代表约800人参加了报告会。

报告会上，仁济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闵建颖，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党支部书记、科副主任张建军，来自广州的肝移植患儿家长代表陈东宁，《文汇报》首席记者唐闻佳，夏强同志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讲述了夏强带领团队创新创业、无私奉献的经历和故事。

夏强：为每一个生命，奋斗无悔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好！我是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夏强。

仁济医院肝脏外科是一个成立仅14年的年轻团队。14年来，我们从零开始、一路攀登，肝移植数量从上海末位到全国第一，创下了连续7年儿童肝移植数量世界第一的纪录；我们制订了儿童肝移植的“中国标准”，向世界展示上海医生的自信；我们率先创立了国内首个儿童肝移植慈善救助平台，努力不让一个贫困患儿失去手术机会。这14年，我们有幸能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和这个最好的时代同行，尽管风雨兼程、筚路蓝缕，但是，有志者奋斗无悔。

2004年，38岁的我来到仁济医院创建肝脏外科，7个医生，14张床位，白手起家。我们整个团队“白加黑”5+2，拼命干，困了就挤在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睡，醒了立刻干活。短短一年间，就开展了120例肝移植手术。

如果就这么一直干下去，仁济肝移植的排名或许很快就能从上海的末位上升到前三名。但是，放眼全球，西方国家的移植技术已经升级到了活体移植，而整个中国掌握这种技术的医院却很少。在肝移植的国际医学舞台上，我们是选择一骑绝尘，还是被远远抛下？我们是甘心做“迟到者”、“赶路人”，还是翻身成为“拓荒者”、“领跑者”？我们有没有可能主动地到世界舞台上争夺话语权，实现弯道超车？这是我一个人安静下来常常思考的问题。

这是一组胆道闭锁患儿的照片，全国每年新发患儿在3000例左右，其中80%的患儿生下来后因为肝衰竭活不过一岁。当时，儿童患者很难得到合适的肝源，手术技术的要求也很高，国内很少有医院开展这种手术。也就是说，在中国得了胆道闭锁的孩子，几乎只能等待死亡。那时我常常在门诊遇到这样的场面，一个孩子病了，走了，几个家庭陷入绝望。看到这样的场景，作为医生的我，确无力帮助他们，这让我痛心不已。

挽救孩子们的生命，开拓儿童活体肝移植领域，向世界同行亮出“中国技术”，让每一个患病的孩子都有欢乐的童年！我默默下定决心，就从儿童活体肝移植，这块肝移植这块最难啃的骨头入手，开始我们新的征程。

2006年初，我带着团队开始转型，就此走上了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我们去实训基地做动物实验，用小猪模拟儿童的身体，从早上7点一直练到晚上9点，每天14个小时的训练，不知道用了多少猪肝和小猪，可是怎么都做不下去。活体移植最大的难点是要在肝脏血流完全开放的状态下，确保离断手术不出血，但是肝脏又是一个血管密集的器官，往往肝还没有完成分离，小猪已经大出血死亡。儿童肝移植还需要吻合口径仅1-2毫米的血管， 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儿童活体肝移植技术真的太难了！那段时间，我几乎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但是，我没有放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咬牙坚持训练了整整10个月，把每一个分离的动作反复磨练。“精准切肝”的理念就是在那个时候提出的，这在当时国内医学界是非常超前的。

2006年10月，我和我的团队终于成功开展了仁济医院第一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就是照片中这个眼神混沌的孩子——刘明锐。妈妈给他取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勇往直前的锐气，但是他一出生就被诊断为先天性胆道闭锁。在移植了妈妈的肝脏后，明锐很快康复出院。2013年，刘明锐10岁，参加全国器官移植病人运动会，得到了接力赛金牌。

虽然第一步成功跨出，但是此后的路却并不平坦。2007年整整一年，我们只完成了四例儿童活体肝移植，各种难题接踵而至：一是儿童肝移植围手术期情况远远比成人复杂，一个孩子牵涉到近10门学科；第二个问题，很多患病儿童家庭非常贫困，承担不起手术费用，最终只能放弃。同时，科研创新这条路走得也不顺利，我们连续三年申请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却颗粒无收。看到我四处碰壁，身边的朋友很不理解：同样是移植，成人手术技术成熟，风险也小得多，收费也高，你为啥放着“高速公路”不走，非要在羊肠小道上撞得头破血流？甚至团队的成员也产生了动摇的念头。坚持到2008年的时候，我自己有了一种走不下去的感觉，几次萌发了“原路掉头”的想法。

得知我的困境和想法，上海申康、卫计委和医院领导纷纷和我谈话，不仅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同时在政策上也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从而使我打消了放弃的念头，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成人肝移植是前人收获的风景，而儿童肝移植却是亟待征服的技术荒原、是肝胆外科的制高点。正是因为这个领域无人问津，那些重病的孩子才更需要我们！ 这条路我一定要坚定的走下去！

在这里，我特别想感谢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医生们，白天开普通手术，晚上做肝移植，经常连续四五天不回家；病人只要有问题，24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护士发烧后仍然坚守岗位，一只手打点滴，另一只手给患者写护理记录。在整个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我们在2011年成为上海第一个肝移植超过1000例的医院，2015年超过了2000例，2017年更是超过了3000例；我们的儿童肝移植数量到现在已经超过1300多例；其中仅2017年完成儿童肝移植442例，占全国总数的68%，相当于美国全国手术量的80%， 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可能在常人看来，这些只是数字概念，但是对于这1300个家庭来说，每一个“1”就是100%，就是他们的家庭血脉得以传承的全部意义！

2016年我们一口气拿了八项国自然课题，前后申报成功的国自然总数已经达到19项。2017年领衔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我们每年推出一项新技术，接连摘得四个科技进步一等奖，学科也成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和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中心。我们在国内率先提出婴幼儿术后免疫抑制剂建议标准，制订了一整套儿童肝移植技术规范。过去，中国的肝移植在国际舞台上没有话语权，而现在，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主席、WHO器官移植项目主任及国际器官捐献组织主席等国际器官移植领域的顶级专家都先后称赞“仁济肝移植项目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出色的之一”。英国、比利时、芬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都派了医生护士到我们这里来培训学习，我们还为马来西亚20多个终末期肝病儿童成功实施了活体肝移植手术，得到了马来西亚政府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更让我欣慰的是，我们还创立了国内首个儿童肝移植慈善救助平台。我还记得有一封从江苏淮安农村寄给我的求助信，写信人的儿子豪豪被诊断为先天性胆道闭锁。信中写道：“诊断结果出来后，当地医生劝我们放弃，因为手术还有术后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费用都是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无法承担得了的！当我们知道这样的结果后，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特别的绝望和无助!一家人痛哭一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像这样的信，我们每年都会收到很多很多。

由于经济等原因，目前全国仅有约10%的患儿有机会接受肝移植。很多孩子最终倒在手术室门外，不是因为技术和肝源，而是因为没钱。每当看到这些孩子求生的眼神，我的心就特别痛。因此，在解决了技术难题后，我们团队就想方设法寻找各种资源，在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中芯国际集团、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和爱心企业的慷慨捐赠下，目前我们的慈善基金已经超过了3500万元，在仁济医院换肝的孩子中，70%是通过这个基金解决了医药费问题。我们不让一个孩子因为经济的原因错失抢救生命的机会，这也是我们团队14年来为之奋斗不息的初心。

现在，每年六一儿童节都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有几百个在仁济接受肝移植手术的孩子们会“回家”。对于他们来说，仁济医院就是他们生命的家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肝宝贝”，崭新的“新”！看着这些新生的家庭，我常常在想，我一定要坚持干下去，等我老了，这些孩子们一个个长成健康的小伙子大姑娘，他们也能考上大学、找份好工作，和心爱的人结婚、生儿育女，那我该有多幸福！

世界肝移植之父托马斯·斯塔泽曾经说，“医学的历史就是，在昨天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在今天看起来还十分困难，但在明天可能就成为常规。”正是这句话，支撑着我和我的团队14年中从不敢有丝毫懈怠，从未忘却最初的信念。在这里，我想用习总书记的一句话来和各位共勉：“惟奋斗者进，惟奋斗者强，惟奋斗者胜。”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时代正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等待我们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

让我们高扬奋斗之帆，胸怀奋斗之志，为早日实现健康中国的伟大梦想，为了每一个生命都能拥有幸福和美好，不忘初心，永远奋斗！

谢谢大家！

来自广州的肝移植患儿家长代表陈东宁：

千千万万孩子的生命守护神

今天非常高兴，能代表夏强医生治疗过的1300多名肝移植患儿的家长，在这里讲述我们的故事，表达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

我的大女儿璇璇曾一笔一画写下一段给夏医生的话。她这样写：“夏医生，谢谢您为我妹妹做手术，您不仅救了我的妹妹，也救了我们全家。”

是的，夏医生让我的小女儿瑶瑶重获新生，也改写了我们全家的命运。他，就是我们的生命守护神！

我家在广州，2011年9月21日，我的双胞胎女儿璇璇、瑶瑶出生了，两张一模一样的粉嫩小脸紧挨着，初为父母的喜悦与幸福，难以言表，就像我丈夫说的：“她们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可是万万没想到，出院回家不久，瑶瑶那粉嫩的小脸慢慢变黄了。她出现了黄疸，我们马上去医院检查治疗，很不幸，就在她出生56天时，她被确诊为胆道闭锁。我们全家被一下子推进了深渊，根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样幼小可爱的生命，竟然受到死亡的威胁！

她接受了“葛西手术”，医生说，这只是临时建立一个通道，为肝移植争取时间。术后没能退黄，看着她的眼睛、她的小脸、她的浑身皮肤越来越黄，她那小小的肚子鼓得像个气球，我觉得有一把刀在我心上不停地割着。而她，总是面无表情地望着我，好像在问我：为什么要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受苦？她的生命还有多长？

我和丈夫抱着她跑遍了广州所有医院，不仅看西医，还看中医，喂她喝中药时，她因为药太苦而大哭起来，我们一边流眼泪一边硬灌她喝，幻想着多喝一口也许就有奇迹发生。我和丈夫整晚、整晚睡不着，都瘦了一圈，全家陷入冰冷的绝望之中。

还好，老天可怜我们，关上了一扇门，却也打开了另一扇窗：我们在一个患儿家长群里看到一位家长说，她的孩子也是胆道闭锁，在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主任夏强那里做了肝移植手术，很成功。我们赶紧在网上一搜，看到夏强的介绍：他是我国最早开展儿童活体肝移植的专家之一，他带领团队从2006年就开始肝移植手术，他被很多家长赞叹为“孩子的守护神”、“奇迹的创造者”……

没有半点犹豫，我们直奔上海，说来也奇怪，就在那时，女儿忽然会开口叫人了，也许她预感到，上海将是她重生的地方？

而上海，向我们敞开了温暖的怀抱，接纳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家庭。陪伴我们一步一步走完这条重生之路的人，正是夏医生！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与明亮睿智的眼神，在我们最无助最惶恐的时候，给了我们最渴望的鼓励和最巨大的力量，让我们重拾生命的希望。

当时，我已做过供体检查，指标不符合要求，非常忐忑地等待丈夫的检查结果，还好，他的指标全部合格。夏医生坚定地对我们说：“手术会成功的，我们可以给这个孩子第二次生命。”他的话，就像给我们打了一剂强心针。后来，接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当他们问我丈夫捐肝的意愿时，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只希望给我女儿第二次生命。”

手术前一晚，我和丈夫女儿一起睡在14楼的病房里。两张病床，丈夫睡一张，我和女儿睡另一张。我望着女儿沉睡的小脸，又转头望着消瘦的丈夫，想起伦理委员会上，专家问我的话：“一边是孩子，一边是丈夫，任何一方都有风险，你知道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怎么会不担心？他们都是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多害怕失去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可是，夏医生的一番话给我了巨大的信心，他对我说：“手术后，女儿可以像正常孩子和姐姐那样，一起健康长大，好好上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相信他！

2012年8月23日，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手术从早上7点开始，我把女儿交给护士时，她还睡得香甜。当手术室的门被关上，接下来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痛苦的煎熬。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好不容易等到中午，护士叫我去看一看从女儿身上切下来的病肝。

我一看就呆住了，没有想到，因为胆汁淤积，孩子的肝脏整个是墨绿色的。那颜色，一直在我眼前晃，闭上眼也能看到。

终于，艰难地挨到傍晚5点，手术结束了！丈夫和女儿一出手术室，就要被送进隔离病房。从手术室电梯口到病房，只有短短十几步，先是丈夫、再是女儿，他们身上都插满管子，我根本来不及多看两眼，隔离病房的门就关上了。

我愣在原地，双手颤抖，两腿发软，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夏医生从我身后走来，对我说：“手术很成功，可以放心了！”他手上还拿着口罩，他是刚刚下的手术台啊。我满心感激，竟然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丈夫先从隔离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他告诉我，他在接受麻醉的时候，忽然听到女儿哭了，他心里一急，就在这时，夏医生转过身来，戴着口罩的他，眼神坚定、充满力量，他望着我丈夫，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我丈夫却能感受到他那无声的安慰与支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因为女儿还在隔离病房，我只能通过房间外的视频看着女儿身上的插管一根根少了，每一天，我都在心里为她加油。十天后，护士推着女儿来到我面前。我一下子觉得她长大了！她的头发长了，本来软绵绵贴在头皮上，现在竟然竖了起来！她看着我，忽然笑起来，我惊喜地发现，她还长出两颗小门牙。

她胖了，曾经纠缠她那么长时间的黄疸终于彻底消失了！她的脸蛋红扑扑的，大大的眼睛如此闪亮，全身皮肤恢复了出生时的粉嫩。而且，她喜欢笑了，一睡醒看到我就笑！她的笑容，重新点亮了我们全家的生活，她一笑，我们也跟着笑，我和丈夫看着她灿烂的笑脸，听着她清脆的笑声，感觉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觉人生又充满了生的希望。

或许是从小在医院里的缘故，她一点也不怕白大褂。护士们常抱着她走来走去。她特别喜欢夏医生，每次夏医生来查房时，总会拍拍她的头、摸摸她的小脸，有次开玩笑对她说：“你好像又胖了，你要减肥啦！”而她也会笑嘻嘻地伸出小手摸摸夏医生的脸。

不仅是我女儿，病房里每个孩子都喜欢夏医生，因为夏医生总是那么温柔细心，他每天来查房至少三次，有时很晚了，他还不放心，要过来看看孩子们，给这个孩子把小被子拉上来，为那个孩子垫一个小枕头。他对我们家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放心吧，孩子很好。”而这，正是我们所有家长心中最动听、最难忘、最感激的话语。

今年3月，在中央电视台“2017全国十大最美医生”颁奖典礼上，我们全家上台给夏医生颁奖。我们发现他比以前瘦了，有一点憔悴。我们希望他多休息，对自己好一点。瑶瑶告诉我，她想再摸摸夏医生的脸，但在台上不好意思。我问她为什么喜欢夏医生？她说：“因为他很帅，夏医生最帅，他比爸爸还帅。”

一转眼六年了，就像夏医生说的，瑶瑶可以像正常孩子那样和姐姐一起上学了。他给了我们一个无比幸福的奇迹。那天在中央电视台，他说：“希望我们全国的医务同道，还有我们全社会的爱心人士、慈善机构，大家携起手来，帮助这些孩子战胜病魔，我们大家一起开启他们原本就应该有的一个美好的人生。”

他的眼神还是那么明亮睿智，他的笑容还是那么亲切温暖。我们不能忘记，当时，他了解到我家条件不好，马上通过医院慈善基金，为我们减免1/3的手术费用，有4万多元呢！这对我们家，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很多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我常听上海家长说他“老好的”，今天回到上海，我也想对在场所有人说一句：“夏医生，老好老好的！”

我代表的，不仅是我自己，而是千千万万像我这样曾经绝望而又重获希望的母亲；我代表的，不仅是我家，而是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不幸却又幸运的家庭。我们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因为有了夏医生和他团队的精湛医术与全心守护，才能够再次拥抱最美丽最灿烂的阳光！

最后，我要再一次向夏医生和他的团队，向天底下所有仁心仁术的白衣天使说一声感谢！

谢谢上海医生！好人一生平安！

仁济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闵建颖：

仁术济世新篇章，健康中国新辉煌（节选）

做这样的领路人，繁忙与压力难以想象。有一次，我问他：“平时回家做什么？有没有时间陪爱人？”他坦白告诉我：回家，就是两件事：吃饭，睡觉。几乎没有陪伴妻子的时间，他也深感愧疚，可他把所有精力都给了医院，回家后，他干不了家务，集中不了思想，只想休息——因为，第二天一早6点，他又要赶到医院，在查房之前，做好大量案头工作……

记得当时，我批评他，要他一定留出时间给家人，给自己。可是，他虚心接受，屡教不改。他说，如果他的疲累可以换来更多孩子的新生，如果他的劳累可以赢得更多家庭的希望，那么，他是越累越幸福，越累越快乐！

是的，为了生命的希望，他和时间赛跑。为什么仁济的小儿肝移植数量迅速增长，尤其近三年突飞猛进？因为夏强总说一句话：我怕来不及！

因为那些幼小脆弱的生命经不起等待，因为那些埋头痛哭的父母让夏强难以释怀，所以，他像阿甘那样奔跑起来，奔跑起来！用凡人的血肉之躯，跨越速度的极限，扭转命运的乾坤！

他和他的团队，穿上了白大褂，没有了日与夜。能帮一个是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而每一个孩子的笑脸就是他们眼里的朝阳，每一个家庭的拥抱就是他们心中的晨曦。

“仁爱之心施天下，济世之术泽万家”，为了拯救看不起病的贫困患儿家庭，他们还想方设法寻找各种资源，为患儿筹集慈善基金救助，至今总募捐额已突破3500万。让一个个宝贝重获健康，让一个个家庭回归圆满，就是这支“铁军”最温柔的牵挂。

带着这份刚毅强悍，怀着这份温柔牵挂，仁济肝脏外科不仅引领全国，更享誉国际。病区里，出现了外国小朋友的“洋面孔”。2014年11月，第一例马来西亚患儿家庭慕名而来，成功接受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随后，越来越多马来西亚患儿家属来到中国上海，直奔仁济。从2014年到2018年，来自马来西亚的20多名终末期肝病患儿，成功进行活体肝移植手术。马来西亚官方对上海医疗的出色服务表示由衷感谢。

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党支部书记、科副主任张建军：

七年世界第一是怎样炼成的（节选）

回首14年前，我们几个年轻人一起踏进新创建的科室大门，面对空空如也的病房，内心却感到莫名的兴奋，因为这里将是我们的新天地、新画卷，可以大施拳脚、大胆追梦的地方；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这里也会有新考验，有不知所措、前途未卜的时刻。

那时，仁济医院的肝移植在上海几乎没什么名气，无论是临床还是科研，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好在医院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让我们义无反顾，奋勇向前，直至创下儿童肝移植手术量连续七年世界第一的纪录。

也许有人会问，七年世界第一是怎样炼成的？我认为，我们的团队取得今天的成绩，一靠信念和激情；二靠勇气和担当；三靠服务和理念。

回想创业初期，因为有着理想和激情的支撑，我们根本不觉得苦与累。多少个凌晨，当人们还在甜美的梦乡中，我们刚刚走下手术台；两、三个小时后，当这个城市刚刚苏醒时，我们又精神抖擞地迈入了病房。

一台肝移植手术少则五、六个小时，遇到难度大的，往往需要十几个小时。对于主刀医生来说，是脑力和体力的极大消耗。有一次，夏强医生刚做完手术，看他满脸疲惫，我就督促他赶快去休息。没想到一转眼，就在监护病房发现了他。他默默地守在移植病人身边，记录着术后的每个微小变化，细心地看护着他们。

不做手术、不用查房的时间，夏强医生和我就“蜗居”在小小的办公室，顾不上休息，讨论着如何“建章立制”，规范科室运作和手术流程。当时，我们俩回家的时间，一周只能用小时计算。那段日子，我们互相开玩笑说，成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要多。

《文汇报》首席记者唐闻佳：

百折不挠与死神搏击的奋斗者（节选）

好医生是什么样的？夏强告诉了我，好医生是一种忘我，他们用医生的命拼患者的命，救患者于生死间！

第一次走进仁济医院肝移植病区，我看到，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被子，一片白色里，我被一种颜色吸引，那是孩子眼睛里的焦黄色。

这些孩子又被称为“小黄人”，他们患有同一种病，叫先天性胆道闭锁，如果不手术，他们大多活不过出生后的第一个儿童节。

怎样才能救救这些孩子？

有一年的8月，上海持续高温，早晨8点不到，我钻进仁济的肝外科病区，准备蹲点采访。这采访首先震住我的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手术，而是夏强的早饭——烧卖、炒面、白粥，摆了满满一桌。夏强吃太多了吧！

夏强对我憨憨一笑，说，“这一顿得抵三四顿啊。”

我这才知道，一旦走进手术室，他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能出来。以8月这天为例，他排了3台肝移植手术。一台接一台，分毫不差，也至少得15个小时。

这15个小时，是高度紧张的15个小时；这15个小时，是医生耗竭精力极限的15个小时；这15个小时，是与死神搏击的15个小时。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突击，在夏强这里，这是365天的“常态”！

这群医生为什么这么拼？因为——生命等不起。很多孩子找到仁济时，病情已十分危重，医生必须只争朝夕地手术。

“用医生的命拼患者的命”，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

这里的医生会这样说：“看着这些孩子，你没法停下来，你总想着，能再多救一个，就是一个。”

作者：朱颖婕 整理

编辑：朱颖婕

责任编辑：许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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