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上海的卫生健康系统里，有一大批在祖国怀抱里成长的专家名医，他们热爱祖国的医学事业，关爱患者，刻苦钻研医术，为祖国医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根据国家卫健委与上海市实施“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有关精神，与文汇报共同推出“名医与共和国共成长”大型征文活动。本次活动获得社会各界广泛支持，来稿众多，本报选登优秀作品刊发，希望这些共和国名医的成长经历、爱国奋斗故事成为广大青年医生学习的楷模，激励广大医务人员建功立业新时代。

汤钊猷出生于1930年12月，中共党员，广东新会人。1954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肿瘤外科教授，现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小肝癌研究奠基人，在肝癌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今天，听他说说与祖国共成长的故事：

改变我人生轨迹的病人

我接手第一个肝癌病人是在1968年，我那个时候38岁。

有一天，门诊来了一个上海锅炉厂的工人，据说是个劳模。检查发现，他已是肝癌晚期，肿瘤非常大，整个右边都被癌灶占据，左边也出现了几个癌灶。当时，工宣队在医院组织起一个小班子去抢救，我也被选了进去。

见到病人后，大家就想尽全力去抢救。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病人发现得太晚，已经不适合手术了。但那时，我们总想要抢救病人，尽可能做点事，所以就决定开刀。

我参加了那场手术。从早到晚，手术进行了十几个小时。因为肿瘤太大了，光是输血就输了五六千毫升。手术摘除了患者右边的肝，但左边的还有瘤子，怎么办？于是，我们又临时让同位素室做了个“小原子弹”——用玻璃管埋入放射性磷-32，磷-32可以通过射线来杀灭肿瘤，然后再把这个小玻璃管埋到癌结节里面去。应该说，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

这个病人工作一直很努力，但他有肝硬化，重度劳动使肝脏变得像菠萝一样。手术之后，病人就出现了黄疸、腹水。为了妥善护理，医院当时又组织了一个术后抢救与护理小组，我担任班组长。就在三号楼2楼手术室里面，专门开了一间手术室护理这个病人，这一护理就是三个月。

最后，这个病人还是去世了。因为癌太厉害了，这样的病情现在或许根本就不开刀，也不能用什么特别治疗。不过，毕竟能够延长三个月的生命，已经很不错了，所以病人家属和单位都非常感谢我们。可是，我们心情很复杂，忙了半天，尽了一切努力，结果病人还是走了。

但是，这个病人改变了我一生的人生轨迹。从1957年到1967年，我一直从事血管外科，而且还颇有进展。1965年，我与华山医院杨东岳教授合作，在国际上首创用游离足趾再造拇指，来救治因为工伤而缺失拇指的工人——拇指缺少，手的功能就丧失一大半。我们曾经连续救治了5个病人，都成功了。

就在抢救完这个肝癌病人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就发出了一个号召：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的医学一定要战胜它！

于是，医院就决定成立一个肿瘤小组，请我担任组长。我思想斗争了很久，心里充满了矛盾：对我来说，搞癌症等于改行，等于放弃在血管外科的多年积累，全部重新来过。不过，那时候，人们的思想也很单纯，就是服从国家需要——既然国家有这个需要，就去做！

所以，我就从1968年开始改行变成肿瘤医生，一直到现在，都快半个世纪了。

让我获得最大享受的病人

我要讲的第二个病人姓潘。我们用甲胎蛋白作为肝癌标记物，通过验血，查出她得了肝癌。

当时她自己还没有感觉，不过我们认为她有小肝癌，就劝她开刀。在1975年，开刀风险还是很大的，很多病人都不敢开刀。如果你说我验个血，有个指标阳性，就说有肝癌了，很多病人并不太能接受。不过 ，这个病人听了我们的劝说，还是接受了手术。手术果然发现了癌灶，我们就将其切除了。过了十年，她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女儿，现在女儿也工作了， 40年过去了这个病人还是很好。

作为一个肿瘤科医生，最大的享受就是你通过努力把病人治好了，而且现在活得很好，这是人家没有的特别的享受。

这个病人是我的一生中，让我得到最大享受的病人之一。过去认为，肝癌是绝症，病人发现后只能活2~5个月。但我们通过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她现在活了40年，而且肝癌再也没有复发。

根据一位美国学者在1971年的统计，全世界65年内只收集到45个肝癌病人活过5年以上，而我这个病人到现在已经活了超过40年！迄今为止，我们肝癌研究所已经让将近3000个肝癌病人活过五年。

尽管我一辈子很劳累，为此付出了不少，但是我也得到很大的享受，就是病人活在那里，工作很好，生活很好，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安慰。

这个病人给我的启迪就是：医生不能停留在现有的医学诊断治疗的知识水平上面，还得要不断地去创新，才可能提高疗效。

通过我和我的团队十几年的努力，解决了肝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等问题，才得到这个病人活了40多年这么一个结果。

整个“小肝癌”研究过程，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

首先，你得质疑肝癌是不是急转直下的疾病。要是不去质疑，把“肝癌患者三个月死亡”当成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没有后来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就是不断地质疑过去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于是，我们另辟蹊径，去筛选、普查病人，找到了再去给病人开刀。

另一个是质疑既有的诊断标准。过去认为，肝癌诊断要看四大症状，另外同位素扫描，有占位性病变。但小肝癌就没有症状，也没有占位性病变，不支持原来的诊断标准。如果不质疑已有诊断标准，我们就无法发展起“小肝癌”的诊断治疗。

我们还质疑，手术是否“一定要切除半个肝”。过去认为，开刀就一定要把半个肝拿掉。可是，如果患者有肝硬化，把半个肝脏拿掉，就等于把肝的大部分切掉了，那么病人可能就冒很大的风险。

所以我们就用局部切除，来代替肝叶切除。

还有一个质疑是关于肝癌复发手术的。过去认为，肝癌如果复发，就不要开刀了。但我们想，如果早期发现，没有症状的复发肝癌患者是不是可以开刀呢？又经过几年的实践、随访，我们证明，复发小的、没有症状的肝癌再开刀效果很不错。

就是通过这么一系列的质疑，我们才完成了小肝癌研究，也为我们拿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一个方面奠定了基础。

使我重视辩证思维的病人

第三个病人姓张，是上海的一名大学教师。1991年，这个患者找到我们时，人很瘦，但他的肿瘤却有平湖西瓜这么大。

无论现在或者过去，肿瘤到了这么大，肯定开不了。我们那时候就想，小肝癌已经有点办法，那么大肝癌一定没办法吗？

我们又开始了新的质疑：大肝癌是否有可能变小呢？如果大的能变小，那么“不能开”就变成“能开”了！可问题是，怎么让肿瘤变小？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做了很多动物实验后发现了一个办法，我们管它叫“1+1>2”。怎么讲呢？就是有些疗法单独使用，都没办法使肿瘤缩小，但它们联合起来，说不定就能使肿瘤缩小。

经过动物实验以后，我们觉得肝动脉结扎、肝动脉插管、化疗灌注等老办法，好像效果不够理想，就想找一点新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八九十年代研究的肝癌导向治疗，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靶向治疗。但这个跟现在分子靶向治疗不一样，那时候是抗体的靶向治疗，做了也十年左右。我们跟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所合作，研究“肝癌的导向治疗”——用一个能够较多进入肿瘤的抗体，再带上一个“原子弹”放射性碘-131，将它从肝动脉导管里面打进肝脏。

经过8个月的治疗，这个病人原本大西瓜般的肿瘤，缩小到了苹果大小，于是我们就用手术把它切除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到底肿瘤缩小后切除有没有效果？原来大肝癌切除，5年生存率不超过10%，那么缩小以后切除是不是效果也一样，还是好一点？结果，我们发现，缩小以后切除的效果和小肝癌切除的效果差不多。这个病人切除以后每年都随访，没有想到他一直活着，每年他都寄张贺年片给我，二十几年了癌都没有复发。

这个病人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就是：做医生还要重视辩证思维。大和小看似是一对矛盾，其实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大也就说不清何谓小，有了大才看得出这个是小。更重要的是大和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们平常只看到小的肝癌越长越大，但没有想到大的肝癌是不是也可以慢慢长小，问题就是你用什么办法让大变小。我们通过研究，真的做到了。

所以，做医生不能光忙于天天去开刀、看病，看门诊、查病房，还得要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辩证思维就是软实力的一个部分。我们要敢于对一些重大的矛盾，能够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促进它的转化，让不能治疗变成能够治疗，让不治之症变成可治之症。

让我思考中国特色医疗的病人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延续到现在的几大文明之一。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医疗？第四个病人就让我思考这个问题。

前年国庆节，有个病人给我打电话。这是一个广东的病人。他到上海来旅游，想来看看我，因为他听了我的建议，一直坚持游泳，曾经一年复发一次的肝癌，八年没有再复发。

原来，这个病人是2001年发现肝癌的。手术切除后，病理检查发现他的癌旁边的血管都有癌栓，门静脉也有癌栓。所以，开完刀以后，他接受了化疗。可化疗以后不过一年多，肝癌复发。他再次接受手术后不久，肝癌又复发了，这次使用射频刀消除肿瘤。可接下来，他的肝癌几乎是一年复发一次，一共复发了5次。

照理来说，这样的病人再复发两三次肯定没救了。他是2005年来我这里看病的。我想，老办法也没用了，那么就建议他打点干扰素（干扰素是可以治疗乙型肝炎病毒的一个药物，我们发现干扰素对肝癌的预防转移复发有点用）。因为他是一个中年的男病人，我问他会不会游泳，他说会，我就建议他试试每天适度游泳，不要过度劳累。结果，这个病人8年后，红光满面，走路很神气。我一看他的检查，甲胎蛋白也阴性了，超声波也没有看到癌的复发。

我在想，说不定这跟他游泳和用干扰素有关。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慢慢想，攻克癌症，可能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国外现有的诊疗技术，也可以自己研究一些新方法，包括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我们在国际上最早研究了导向治疗，是不是还可以再思考一下怎么形成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一些医疗？

游泳到底有没有用，有没有科学根据？后来我的一个博士生做了游泳的动物实验，把肝癌种到老鼠的肝脏里，然后开刀，发现游泳的老鼠大概活七十天，不游泳的活六十天，游得太过分的活五十天——证明适度游泳还是有用的。

适度游泳到底有什么用？后来，他又发现，这跟脑内一种神经递质多巴胺有关，适度游泳可以提高多巴胺分泌，过度游泳反而使多巴胺分泌量降低了。多巴胺本身可以直接抑制肿瘤，而且也可以促进免疫功能的提高，这样看来，是游泳调动了身体本身的抗癌能力。

现在，我这里大约有十个病人，都在用这个办法，现在都活得不错。所以，我就在想，这可能也是中国特色医疗的一个苗子：不是用很多药物来治疗，而是通过几方面综合起来，既消灭肿瘤，又改造残癌，并调动病人的积极因素。

我在《消灭与改造并举》这本书上说了，不会游泳，可以去买菜。现在美国也证明了适当的运动可以延长很多肿瘤患者的生存时间。

这个病人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我们要思考，发展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适合我们13亿人民的、使得这么多人都能受益的医疗办法。

作者：齐璐璐 冯颖 金晓璐
编辑：李晨琰
责任编辑：许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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