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系统有207人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其中有一批高龄医学院士至今仍投身医学一线，他们有的投身“快乐抗癌”相关研究，还说关注得太晚，早十几年研究更好。有的忙“开卷考试”，95岁高龄仍到医院“打卡”，最牵挂的还是患者……

每天要开心！87岁院士：“快乐”对癌症康复有重要意义

在上海市肿瘤研究所，“505”是一个有着特别意义的办公室号码。因为它的使用者已87岁高龄，依然保持着每天上午来这里工作的习惯。厚厚摞起的学术资料，无声地见证了这位老人投身其中、乐此不疲的科研生涯。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健人，癌基因及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创始人。

对这个他一手创办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他有着深厚的感情：“一辈子唯一做成的，留下点痕迹的，就是这件事”。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医药卫生学部院士；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肝癌的活化癌基因谱，创建了以细胞生长为基础的高通量功能基因筛选系统；发现了372个具有抑制或促进细胞生长的新基因全长cDNA；发表学术论文548篇，学术著作2本，获中国发明专利58项和美国专利4项……

顾健人院士的科研履历中载满了荣誉，但对他来说，真正引以为傲的还是对情绪与肿瘤疾病关系的研究。

他提出的“三个1/3”的说法，在医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3病人死于癌症发展的自然规律，比如90%死于癌的转移；

1/3病人死于过度治疗，把人给摧毁了；

1/3病人死于恐惧与高度忧郁，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被吓死的”。

前两点是现在肿瘤防治的难点与热点，最后一点是顾健人格外关注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证明，经常克制自己、压抑愤怒、有不安全感及不满情绪、悲观厌世的人，非常容易与癌症不期而遇，甚至加速癌细胞的扩散。

在顾健人院士看来，“快乐”对癌症患者的康复几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快乐不能包治百病，但能延缓很多问题。”围绕着“快乐”和“情绪健康”的医学研究，在顾院士晚年的科研中占据了重要分量。但他依然会觉得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始得太晚，“最大遗憾是最近十年才开始研究。”

也正因为如此，顾健人院士对后辈寄予了殷切希望——“不要随大流，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要跟在外国后面……”

正是这种不从俗流的研究态度，让顾健人院士在科研中感受到了乐趣，而在倡导用“快乐”促进肿瘤防治的同时，他自己也更是时时刻刻践行着“快乐”理念。琴棋书画，他都有兴趣，还热衷古典音乐的收藏，再忙也抽半小时听音乐。除了古典音乐之外他的另一大爱好是阅读原版英文小说。无论是音乐还是阅读，在他看来，都是调节情绪的不二法门。

重视生活的趣味，让自己的工作也变得更轻松、更快乐。这种自得其乐的悠然态度，或许与公众想象中极为严肃的科学家形象有所不同，却正是这位快乐的科研先驱所追求的人生态度。

他沉醉于自己的科研领域，在繁重的科研生涯中找到乐趣，反而享受到了人生的“轻”“淡”之美，而或许这才是他内心快乐的真正源泉。

95岁院士至今仍没有离开临床：只要患者有需要，他都会去

他不是“药神”，但他让患者生存率达93%；

他不是中医，但开发了砒霜救命的功效；

他不是天使，但他用大爱浇灌出杏林中的满园芬芳。

他就是王振义，我国著名的内科血液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数十年的临床医疗和研究工作中，王振义院士屡屡问鼎国内外各大医学科研奖项，他还是唯一获得世界肿瘤学最高奖项凯特林奖的中国医师。然而，硕果累累的奖项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却是远远轻于他救治过的病人，“救治病人的成功，病人的认可，是最看重的成就，相比之下其他奖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评价是人民，病人治好了，这个是客观事实，是最大的奖励。”

他说，自己一生的成就是找到了一个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的方法，希望后继者研发出第二种、第三种对抗其他白血病的有效治疗方案，“年龄所限，但我相信将来是可能的。”

新的治疗方案，新的科研成果，是他对年轻人最大的期望。而尽可能地为他们的研究、为他们的临床工作提供帮助，让更多病人能因此而受益，就是他最快乐的事。为此，他至今坚持“开卷考试”，每周四解答一两个学生提出的疑难病例。

“最快乐的事情是我看了东西以后能回答年轻人的问题，病人得益了，也不断有新的东西交给学生。”

“新的东西”，对王振义院士来说就是最宝贵的财富。这位95岁的老人，不仅在科研上矢志不渝地追求着最前沿的知识和技术，也把这种与时俱进、乐于学习的精神带到了生活中。

业余生活，使用微信，“没有手机我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不”，手机可以与儿子视频，可以听音乐……老先生乐呵呵地说，生命是有限的，探索和奉献却是无穷的。

70多年的从医从教生涯里，王振义院士将仁心化成涓涓细流，润活即将干涸的生命，教化代代杏林新秀，于静默无声中，汇聚成一片大爱的汪洋。

一家三口投身医学，薪火相传的“第一”精神

提起有着41年历史的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中国工程院曾溢滔院士的名字总是会第一时间从思绪中跳出来，因为这个研究所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他一生科研事业的最好见证。

从1978年在上海儿童医院筹办的第一期医学遗传学习班（也是全国第一个遗传医学培训班）开始，曾溢滔院士在中国的医学遗传和基因诊断领域创造了无数个“第一”。

在成功举办了这个在全国首开纪录的培训班后，为获得更多的临床病例用于研究，曾溢滔放弃了调入复旦大学从事遗传研究的机会，留在了儿童医院，在这里从一间20平米的房间开始，白手起家，创办起了国内第一个遗传医学研究所。

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吸引了血红蛋白研究权威专家Huisman教授的关注，他应邀以国际研究员的身份到美国佐治亚医学院国际血红蛋白研究中心进行合作研究，将血红蛋白微量双耦合氨基酸测序技术带到了美国，并将它与高效液相层析（HPLC）技术结合，发展成一种全新的异常血红蛋白化学结构分析方法， 大大提高了分析的灵敏度和准确性。

在他带领下的研究所在异常血红蛋白化学结构研究的贡献，以及和全国70多家兄弟单位合作的成果，1982年遗传研究所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基金，曾院士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位获得此项基金的中国科学家。从那以后，曾院士带领着遗传研究所，又踏上了全新的征程

回顾自己所创造的无数个“第一”，曾院士对这些成绩的归因，却是朴实得让人意外。“一个科学家必须有兴趣，第二是国家的需求、病人的需求，要耐得住寂寞，名利心要淡泊”。正是这种质朴而又纯粹的精神信念，让曾院士在取得了遗传医学和基因诊断方面的累累硕果之后，又将视线投向更前沿的方向——为解决人血清白蛋白在临床上供不应求的情况，曾院士投身将医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嫁接到农牧业研究的新领域，世界上第一头转基因试管牛“滔滔”因此诞生。

在曾院士看来，转基因动物就如一座“动物药厂”。41年的科研生涯中，他为中国的遗传医学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也始终对中国的基因研究寄予着殷切的厚望。最让他感觉欣慰的还是自己的女儿曾凡一教授在取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理学和医学双博士学位后，义无反顾地回国从他手中接过了这颗炽热的火种。

在父母40年前创办的上海遗传医学研究所工作，让曾凡一感觉既荣幸，也有压力，“继承的过程中必须创新，要基因诊断更上一层楼。”

自称“土鳖”，国际获奖无数，最在意的还是病人的口碑

“我就是一个土鳖，土生土长的，没有留过洋，在国外待过最长的时间也就四个礼拜……”

诙谐的言辞，与想像中的院士气场有些不同。然而这就邱蔚六院士，一位悬壶济世的名医，一位传道授业的良师，一位勇于创新的智者，一位赤子仁心的楷模。

邱蔚六是我国口腔医学界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带领业界同仁开创和建立了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式”口腔颌面外科。

“中国式的口腔颌面外科不是我们自己讲的，是外国人到我们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参观以后有感而发的。口腔颌面外科在新中国建立前，是一个空白。”提起自己所从事的“口腔颌面外科”，邱院士的自豪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对普通人来说，“口腔颌面外科”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对几十年来投入全部心血的邱院士而言，这个专业领域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口腔颌面外科既是牙科学体系，也属于外科系统，两方面知识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口腔颌面外科医生”。

“成为一个好的口腔颌面外科医生”，是邱院士从医数十年的执着，他创造了国内外口腔颌面外科史上无数个“第一”，并登上了国际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学会最高奖项的领奖台，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人荣膺“杰出会士奖”。

可屡次问及他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时，他的回答都是与奖项无关的病例。“所谓获奖，是工作中的总结，最满意的是病人的口碑……”聊起病例，他总是滔滔不绝。对他来说，再多的荣誉奖项都比不上这些实实在在被治愈的病例。

他不仅是一位名医、一位巨匠，同时又是一位传道授业的智者、一位甘为人梯的师长。在中国的口腔颌面外科领域，“邱家军”的说法甚至早已经是公认的。

在邱院士看来，个人的成就，哪怕是2018年被授予的“上海市教育功臣”称号，也都是过去式。真正有价值的，是个人所代表的国家民族的荣誉。

“无论得什么奖，都是中国人的骄傲，亚洲人的骄傲。”他常说，一个人要感谢三个母亲——自己的生母、自己的母校，以及自己的祖国，“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

历数邱蔚六院士的成就，以“著作等身”来形容毫不为过。但对已是耋耄之年的邱院士而言，他依然以一颗赤子之心，执着于“还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人也可以老去，事业心、上进心不能老去。”他说。

“夕阳无限风光好，耄耋之年犹奋蹄。”这是邱院士为自己写下的自勉诗句，这也正是他的精神写照。

作者：杨静 唐闻佳
编辑：顾军
责任编辑：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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