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孙俪扮演的周莹传承“诚信”的商业思想，最终成为一个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

电视剧　《那年花开月正圆》　的热播，让商业传奇剧再度回归人们的视野。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　《大宅门》《大染坊》　《乔家大院》　等电视剧的热播，商业传奇剧成为新的类型剧，并一度成为电视剧市场的宠儿。《大宅门》　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并以17.74点的收视率夺得2001年央视年度收视冠军；《乔家大院》　不仅夺得2006年中国内地电视剧收视冠军，还获得第26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优秀电视剧等奖项。商业传奇剧以商战、家族、英雄传奇、爱情为主要元素，套用成长小说的故事模式，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同时成为新的类型剧，尽管出现了大量同质化类型化的剧作，但也有不少作品在努力实现思想艺术上的突破。

使观众更容易产生历史代入感

以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和物为原型，是很多商业传奇剧的共性

以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和物为原型，以人物命运起伏为主线，主要故事情节“史有实录”，是很多商业传奇剧的共性。比如　《大宅门》　中百草堂的原型同仁堂是家喻户晓的品牌，胡雪岩是历史人物，《乔家大院》　的乔致庸也有人物原型，等等。这样的情节与人设，使观众更容易产生历史代入感。

商业传奇剧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家国同构的“宅门”系列，以　《大宅门》　和　《乔家大院》　为代表；二是商业传奇英雄系列，以《大清徽商》　《大清盐商》　等为代表；三是“商道”系列，以　《闯关东》　《走西口》《大商道》　为代表。这三类商业传奇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情节与人物设置上既有侧重也有交叉。

共性主要表现在把家族叙事与商业英雄传奇相结合———我国历史上的商业帝国多是家族企业，家族与商号荣辱与共，家族的掌门人与商业帝国的统治者具有同一性，几乎每一个商业帝国都有一个超级英雄，如白景琦、胡雪岩、乔致庸等。其次，女性与情爱是英雄成长的催化剂。成功的商业传奇同时又必然是一部情感大戏，情感戏份就像佐料，多少很难把握，《大宅门》　塑造白景琦这一商业奇才与浪子的同时，也塑造了白文氏、杨九红、香秀等女性形象；但　《乔家大院》等剧中的女性形象就逊色很多，成为男性成长的工具和剧情发展的佐料。

个性方面，“宅门”系列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如　《大宅门》　的京味，《乔家大院》　的晋文化特色等。商业传奇英雄系列则注重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在　《那年花开月正圆》　之前，此类剧作是典型的“大男主戏”，剧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为这唯一的英雄而存在，女主的戏份也不能与男主相抗衡，比如胡雪岩，所有女性角色都为男性英雄成长而服务。“商道”系列，顾名思义，是讲述行走路上发生的故事，即在商业英雄开辟商道、建立商业帝国的行走过程中，将自然风光、异域风情、民族文化与国家民族命运、商战等有机融合，给观众带来视觉的冲击力，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如　《闯关东》　中山东沿海、关东雪原、哈尔滨等场景的转换，《走西口》　中商道上步履缓慢的骆驼队和悠扬婉转的信天游，以及　《大商道》　里的库仑草原等，都为剧作增色不少。

只能从中国历史出发

中国的商业传奇剧不可能套用西方的故事模式，也不能完全套用武侠剧或宫斗剧的故事模式

真正为商业传奇剧打下文化底色、赋予精神内涵的，则是中国特有的商业文化与商业精神，如诚实守信、勇于开拓、坚韧顽强、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真正的商业英雄必定是有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的。83版电视剧　《射雕英雄传》　提升了江湖英雄的精神品格，快意恩仇的侠义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注入了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并具象化为郭靖这一英雄形象，浓缩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经典表述。商业传奇剧借鉴并套用了金庸的这一手法，塑造了一大批“为国为民”的商业英雄的形象，传承了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扶贫济弱的民族文化精神，呼应了观众的文化审美期待。

然而，文艺作品如果仅有口号和说教，是不可能得到观众认可的。中国的商业传奇剧不可能套用西方的故事模式，也不能完全套用武侠剧或宫斗剧的故事模式，它是从中国历史出发，对中国的商业传奇进行叙述的。

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这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人的身份与地位艰难而尴尬，夹缝中生存是其真实写照。一方面，商人在繁荣社会经济，保障货物流通，增进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国家民族遭遇外族入侵，面临突发事件与自然灾难时，商人们总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以百姓疾苦为重，出钱出力，与国家民族共存亡，牺牲小我的利益，维护民族的尊严与社会安定；但另一方面，封建时期，那些庞大的商业帝国，其建立与覆灭都与朝廷或官府密切相关。这无疑给商业传奇剧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　《那年花开月正圆》，尽管英雄的性别由男性置换为女性，但仍然继承了商业传奇剧的主流传统。该剧开篇并不讨巧，周莹一出场就是活脱脱的“小燕子”，继而转入宫斗模式和“玛丽苏”套路，女性的成长与逆袭有赖于她身后的那些男人，女性的价值也是通过征服男性才能实现的。这一俗套在周莹远赴西北以胆识和智慧化解危机后才开始突破，排除众议购得陕西织布局全部股份及之后的一系列行动，才让观众看到一个以“树的形象”与男性并肩站立的女性形象，周莹在经历了吴聘、吴蔚文的商业启蒙，及沈星移、赵白石、图尔丹、王世均等男性的扶持、爱慕与追随后，终于成长起来，可以独当一面，开始具有自觉的现代意识和女性意识。周莹传承了吴家“诚信”的商业思想，成为一个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她勇于开拓，善于变通，能够与商业对手及合作伙伴共享利润；她首创股份制，使吴家从掌柜、伙计到织工、丫鬟命运休戚与共，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商业理念与经商之道，即使在现代，依然具有进步意义。

周莹不惜重金修水利、办学堂、建桥修路、赈济灾民，却不肯趋炎附势捐银子供太后皇上享乐。她不仅是一个具有家国情怀、济世理想的女商人，还是一个执着追求真理与正义的奇女子。吴家因“军需案”家破人亡，她从朴素的民间伦理出发，坚信公公和丈夫是遭人陷害，发誓要查明真相，为吴家讨回公道。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她深刻认识到清廷的腐败，自觉接受了变法图强的维新思想，投资创建泾阳布厂，走上以民族工业振兴祖国的道路。

可以说，《那年花开月正圆》　通过女性成长的主题，将商业传奇剧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现代民族企业与爱国商人始终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我想，这也是该剧最大的价值所在。

文/李清霞(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