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昝立人，1938年12月出生，印度尼西亚归侨

19世纪30年代，当时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上海沪江大学有三位优秀的毕业生徐松石、经达人、昝希范，他们远渡重洋，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苏东中学应聘任教。这是一所由棉兰市的华人领袖集资创办的东南亚著名的华人学府。创办人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将“礼义廉耻”定为校训,教诲华人学子牢记他们的先辈是来自具有五千年文化的礼仪之邦。

当年，我的父亲昝希范在苏东中学任代理校长，教授华人学生英语兼任体育教练。苏东中学自创办以来，高薪聘请了许多博士、专家与工程师，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英国美术专科,中国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博学多才的学者前来授课，培养当地不少华人子弟，发挥聪明才智，推动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昝立人父亲昝希范（右）与该校校长经达人合影，1939年摄于印尼棉兰市苏东中学

1938年，我的母亲前往印尼与父亲团聚。由于当时两国关系友好，无需护照和签证，母亲仅凭父亲向领事馆递交的申请书与结婚证照片即可一路顺利通关，回到父亲的身边。

1938年12月，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棉兰市，一家人其乐融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攻占了印度尼西亚诸岛，接管了棉兰所有的学校，并在学校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我的父亲不愿与日本人合作，愤然辞职。没有了收入来源，身为教师的父亲，为了维持生计，他跑过单帮、摆过地摊、做过小生意，那时候是我们一家五口最黑暗的日子。

昝立人(左一)全家合影，1945年摄于印尼棉兰市

日军侵占了印尼后，棉兰不再有以往兴旺的华人教育。因此，抗战胜利以后，父亲决定举家北迁回国。

1946年，我的父亲回到上海，有幸进入了上海广大华行（华润集团的前身）担任商贸公司的职员。这公司实际上是党在上海的一个地下组织。公司对外的主要贸易是布匹和药品，主要任务是为革命根据地筹集资金、输送药品。当时，由地下党领导人卢绪章任总经理、杨延修任副总经理（他们是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的生活原型）。由于父亲有印尼的工作经历，因此被一直留任与党的地下工作者一起迎接上海解放，并转入上海对外贸易管理局任进口科副科长。

新中国成立了！当时华侨的强国梦寄托在新中国身上，有志青年都纷纷回国，为祖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老一辈归国华侨给年轻一代的出国留学人员做出的榜样作用是终生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不计名利、白手起家，参与建设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这对国家来讲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昝立人（后排右二）全家合影，1968年摄于上海

我很幸运也很感恩，1946年我跟随父亲回到上海，在榆林区中心小学读书，澄衷中学读初中，市东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1966年我进入无锡机床厂工作，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到1998年退休。我主要从事机床产品质量控制，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了无锡机床厂的高级工程师、总质量师。

回顾自己曾走过的道路，回顾早期漂泊海外的坎坷经历和艰苦生活，我从心底里感受到，父亲早年的心系故园，毅然回到祖国怀抱的决定是明智的。

几十年来，在党的光辉思想的照耀下，在祖国大家庭的每一个集体中，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这促使我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踏实工作，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技术，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如今，这些所经所历我依然铭记在心，初心不忘，使命在肩。退休后，我积极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活动，同时为社区建设和侨联组织建言献策，尽绵薄之力，当然，我也乐在其中，感受到侨界大家庭的温暖。另外，侨联组织也始终关心早期归侨身体健康情况，经常上门慰问，了解生活起居细节，让我心存感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充分展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描绘了美好蓝图。

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不平凡的40年，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和自豪。我相信，中国强大了，海外华侨华人会更爱祖国；中国强大了，世界会更积极参与到“中国方案”推动下的全球治理的新型国际关系秩序之中。希望有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能够回来，报效国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侨联能组织国内相关人员，重走当年“上海——棉兰”的友好之路。东南亚的基础教育远比不上中国，他们需要得到我们教育方面的帮助，我也希望能继承父辈们的志愿，圆一个“棉兰梦”。（口述摘选自杨浦区委统战部、区侨联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赤子侨心──早期归侨回忆录》）

采访：戴沙玲、孙钧茹

整理：孙钧茹

编辑：孙欣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