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鲁迅译《小约翰》出版合同 | 陈子善

笔会

鲁迅把生活书店初版《小约翰》分赠萧军萧红夫妇和黎烈文等友人，心情是愉快的

<body>
 <img src="https://whb.cn/u/cms/www/202310/17162734h64y.jpg" alt="陈子善配图：鲁迅、徐伯昕签署的《小约翰》出版合同（一）.jpg" style="width:645px;height:auto;display: block; margin-left: auto; margin-right: auto; ">
 2023年6月30日正式对外开放的上海“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的主题馆里，公开陈列了一份鲁迅译《小约翰》出版合同原件（上图）。这是令人颇感意外，也十分欣喜的事。其原因在于，2021年12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中，并无这份鲁迅亲笔签名的出版合同。
 《鲁迅手稿全集》皇皇七十八卷，第七十七卷“杂编”中，收录了现存的鲁迅签名的《〈近代美术史潮论〉出版合同》《〈野草〉〈苦闷的象征〉出版合同》《〈竖琴〉版税合同》《〈一日的工作〉版税合同》等四种鲁迅著译出版合同，以及鲁迅代签的石民译《〈巴黎之忧郁〉出版合同》，但这份《小约翰》出版合同阙如。这可是一个有意思的发见，是《鲁迅手稿全集》问世以来，继鲁迅1936年8月28日致内山完造日文函和鲁迅1926年1月27日题赠藤冢邻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第三种新出现的鲁迅手迹。
 这份出版合同正式名称为“出版权授与契约”，是上海生活书店使用的标准出版合同。合同印在七折竖排的折叠纸上，第一面为合同名称，第二面有著作人和保证人基本情况（姓名、职业、住所）、出版人商号、著作物名称、册数及卷数、原书名、原著人姓名等栏目。其中除出版人商号“上海生活书店 住所 上海陶尔斐司路”这一条为铅印外，其余各栏均由鲁迅本人用毛笔亲笔填写，保证人栏未填，住所则填“上海施高塔路十一号内山书店转”，盖当时鲁迅住所不对外公开也。值得注意的是，在“职业”这一栏中，鲁迅只填写了一个字：“无”。
 <img src="https://whb.cn/u/cms/www/202310/171627202itn.jpg" alt="陈子善：出版合同（二）.jpg" style="width:645px;height:auto;display: block; margin-left: auto; margin-right: auto; ">
 第三至第六面系合同正文，为二十六条具体的“授权与条件”。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出版人允照本著作物出版后之定价每部百分之贰拾 计算之版税报酬著作人”，“贰拾”两字为毛笔填写。换言之，鲁迅把所译《小约翰》一书交予生活书店出版，所得版税为20%。这无疑是当时极高很可能是最高的版税，大概也只有鲁迅这样的大作家才能得到这么高的版税，也说明生活书店对作者鲁迅的高度尊重。
 <img src="https://whb.cn/u/cms/www/202310/17162659is0a.jpg" alt="陈子善：出版合同（三）.jpg" style="width:645px;height:auto;display: block; margin-left: auto; margin-right: auto; ">
 合同最后一面有著作人鲁迅的亲笔签名，钤阳文“鲁迅”印；又钤有出版人“上海生活书店”的椭圆形蓝印公章，以及生活书店代表人徐伯昕的亲笔签名，并钤阳文“伯昕”印；在“民政局印花税票”上又钤阳文“鲁迅”印，极为郑重其事，合同签署日期填写的是“二十三年八月三日”。可见这是一份正式的手续完备的鲁迅译著《小约翰》的出版合同。
 至此，应该说一说代表生活书店方签署这份合同的徐伯昕（1905—1984）了，合同中的版税“贰拾”两字应是他填写的。徐伯昕1932年在上海与邹韬奋合作创办生活书店。次年，邹韬奋流亡海外，徐伯昕负生活书店全责。他与鲁迅签署《小约翰》出版合同已是生活书店与鲁迅的第二次合作了。第一次合作是生活书店1934年10月初版的俄国爱罗先珂著、鲁迅译童话集《桃色的云》，鲁迅1934年11月14日日记对此有明确记载：“下午河清来。生活书店送来《桃色的云》十本。”
 不过，查鲁迅日记，1934年8月3日这一天并无与《小约翰》出版合同相关的记载，倒是近两个月前，即1934年6月6日的一条记载不应错过：“下午北新书局送来《小约翰》及《桃色之云》纸版各一副”。也就是说，鲁迅向北新书局收回了《桃色的云》《小约翰》（《桃色的云》曾由北新书局重版，《小约翰》未名社版纸版存在北新，鲁迅或希望北新重印此书，但未果）的出版权，很可能鲁迅那时就有了与生活书店合作的意向。《小约翰》出版合同签署后两天，即1934年8月5日的鲁迅日记有了如下一条：
 晚得文尹信。生活书店招饮于觉林，与保宗同去，同席八人。
 保宗即茅盾，那么参加这次欢聚的，鲁迅、茅盾是肯定的了，徐伯昕也是肯定的，他是代表生活书店作东。除了这三位，还有谁参加了这次宴会？茅盾是这样回忆的：“八月五日，生活书店徐伯昕在‘觉林’餐馆宴请鲁迅、烈文和我，算是书店方面与我们正式商定出版《译文》。”（《茅盾全集·回忆录一集》，（1997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那么，黎烈文也参加了，其他四人已不可考。这是鲁迅与徐伯昕首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否鲁迅当晚把已签署的《小约翰》出版合同面交徐伯昕呢？很有可能。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这条日记的注释强调了另一件事：生活书店“是日招饮，席间商谈合作编刊《译文》月刊事”。正是采纳了茅盾的回忆。这是鲁迅开启与生活书店更广泛合作的一个新项目。这次洽谈很成功，鲁迅8月9日日记就记云：“自晨至晚编《译文》。”鲁迅、黄源先后主编的《译文》月刊果然于1934年9月16日创刊，速度真快。
 鲁迅翻译荷兰作家F.望·霭覃（F.W.Van Eeden,1860—1932）的长篇童话诗《小约翰》的过程颇长，也较曲折，已有不少研究者做过梳理。简言之，鲁迅留日时即已起意翻译此书，1926年7月6日—8月16日与友人齐寿山在北京中山公园合作翻译此书，次年5月2日整理此书译稿毕。鲁迅称誉《小约翰》是“一篇‘象征写实底童话诗’。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这本鲁迅“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的书”终于于1928年1月由未名社初版，孙福熙作封面画。1929年5月未名社再版时，鲁迅改用自己重新设计的封面，在封面上端选用勃仑斯的“精灵与小鸟”图，书名也改为鲁迅自己手书，整个封面浑然一体，充满了童话气息。
 <img src="https://whb.cn/u/cms/www/202310/171626391h55.jpg" alt="陈子善：生活书店初版《小约翰》封面.jpg" style="width:645px;height:auto;display: block; margin-left: auto; margin-right: auto; ">
 未名社再版之后，《小约翰》五年未再印，改交生活书店新版，自然是件大好事。1934年11月生活书店初版的《小约翰》（上图），封面依据鲁迅自己设计的《小约翰》再版本封面，只把书名和作者、译者名都改为红色，显得更为醒目，同时删去了再版本所印的“未名丛刊之一”六个字。鲁迅1934年12月4日日记云：“晚河清来并持来《小约翰》十本。”可见鲁迅于是日收到徐伯昕托黄源转交的《小约翰》样书。此后数日，鲁迅把生活书店初版《小约翰》分赠萧军萧红夫妇和黎烈文等友人，心情是愉快的。
 当时的读者欢迎生活书店重版《小约翰》。手头正好有一部一位不知名的读者购读的《小约翰》生活书店初版本，从扉页开始直到最后一页，有大量的铅笔眉批。他将生活书店初版本与未名社再版本进行对校，几乎每页都留下了校记或注解，还查出《小约翰》的《引言》最初以《〈小约翰〉序》为题刊于1927年6月26日《语丝》周刊第137期。由此足见这位无名读者的认真、细致，真是难得啊。而《小约翰》也很快于1935年4月由生活书店再版了。
 继《小约翰》之后，生活书店又于1935年7月初版了苏联班台莱耶夫著、鲁迅新译的童话集《表》。《表》的译文和《译者的话》最初作为“特载”一次性揭载于1935年3月《译文》第2卷第1期，不久就由生活书店出版了单行本。至此，从《桃色的云》到《小约翰》到《表》，鲁迅在生活书店一共出版了三部译著，应该都是徐伯昕直接经手的，双方合作无间。而且，《译文》月刊也在按期出版中，《译文丛书》也已得到徐伯昕口头同意而开始启动，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合作展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前景。
 然而，在《表》初版两个月后，也即1935年9月17日，生活书店方在新亚公司宴请鲁迅，茅盾和郑振铎作陪，就出版《译文丛书》和续签《译文》月刊等事进行磋商。万没想到的是，双方意见相左，鲁迅认为这是“吃讲茶”，拂袖而去。虽然徐伯昕当时并不在场，也未参与生活书店的新决策，他事先已因病离沪去莫干山疗养了，但等到他返沪，鲁迅与生活书店关系破裂已经木已成舟。鲁迅把《译文丛书》改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停刊后复刊的《译文》月刊则交上海杂志公司继续出版。尽管如此，鲁迅与徐伯昕的关系仍继续维持，1936年7月11日鲁迅日记云：“得徐伯 ［昕］并生活书店版税泉二百。” 7月15日又记云：“午后复徐伯昕版税收条一枚。”这“版税”很可能指《表》的版税，《表》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7月接连重印了四版，堪称畅销书了。这也是徐伯昕的名字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
 对鲁迅与生活书店合作期间徐伯昕所起的作用，黄源在四十多年后写的《鲁迅书简追忆》（1980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中有一段评价，我觉得是中肯的：
 鲁迅先生主持的《译文丛书》，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早同意出版，不仅口头答应，而且工作已在进行了。鲁迅先生的《小约翰》《桃色的云》以及鲁迅介绍的石民的《巴黎的烦恼》在生活书店重印，我都是和徐伯昕接洽的，他对鲁迅很尊重，从来都是讲话算数的，以上几本书，都没有订合同的。
 这最后一点，与史实有出入，系黄源误记。至少《小约翰》的出版，是正式签订了合同的，可以这次新见的鲁迅亲笔签署的《小约翰》出版合同为证。还有《巴黎之烦恼》的出版，也存有鲁迅代签的合同。黄源在1978年3月亲笔改定的我就《鲁迅全集》书信卷注释所作的采访记录中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徐伯昕是亲自看到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这样拼命，连玩一下的功夫也没有，来支持几种刊物的”，这几种刊物即生活书店发行的《译文》《文学》《太白》《世界文库》，鲁迅先生为这四种杂志写的稿子，都是他经手送审的。他对《译文》停刊事非常遗憾……
 原来鲁迅当时能够冲破层层文网在上述四种刊物上发表著译，也得到了徐伯昕的尽力协助，他不断出面与当时国民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周旋。鲁迅与徐伯昕主持的生活书店之间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配合较为默契的。
 因此，鲁迅与徐伯昕签署的这份《小约翰》出版合同的出现提醒我们，鲁迅最后十年在上海，在杂文、小说、散文和文学翻译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除了鲁迅自己不折不挠，忘我而又庄严地工作，也是与许多敬重鲁迅的出版机构的合作和配合分不开的。这些出版机构包括李小峰主持的北新书局、陈望道主持的大江书铺、赵家璧具体负责的良友图书公司、张静庐主持的现代书局及上海杂志公司、费慎祥主持的联华书局、巴金和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除此之外，还不能遗忘徐伯昕主持的生活书店。历史真相应该尽可能地还原。徐伯昕1934-1935短短两年间在出版鲁迅著译方面的功绩，长期以来鲜有人提及，太令人遗憾了。徐伯昕也应与上述诸位出版家一样，不应被文学史所忘却。
 附记：
 四十六年前，我为注释鲁迅书信，在京拜访胡愈之先生请教。在谈到鲁迅当年与生活书店不欢而散时，他建议我再去拜访徐伯昕先生了解，我照办了。因此，我与这位出版界前辈有一面之缘，至今不忘。四十六年后的今天，我又有幸观赏鲁迅和他亲笔签署的《小约翰》出版合同，于是写下这篇考证小文，作为对徐伯昕先生的一个纪念。
 
 <section class="whb_ueditor custom_block" data-ignore="true" style="width: 100%; height: auto;">
 <section data-ignore="true" style="margin: 0px auto; width: 100%; opacity: 1; transform: rotateZ(0deg);" data-width="100%" data-opacity="1" data-rotate="0">
 <hr data-ignore="true" style="white-space: normal;">
 </section>
 <div data-ignore="true" class="custom_block_bd" style="text-align:center;padding: 10px 0;">
 　　作者：陈子善
 　　编辑：吴东昆
 责任编辑：舒 明
 </div>
 <section data-ignore="true" style="margin: 0px auto; width: 100%; opacity: 1; transform: rotateZ(0deg);" data-width="100%" data-opacity="1" data-rotate="0">
 <hr data-ignore="true" style="white-space: normal;">
 </section>
 </section>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body>

新见鲁迅译《小约翰》出版合同 | 陈子善

扫码下载文汇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