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一场教育史上声势浩大又草草落幕的大胆实验，一个由二战遗孤们创造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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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共和国:二战遗孤的社会实验》

[法]萨米埃尔·布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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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共和国:二战遗孤的社会实验》 [法]萨米埃尔·布雄 马蒂亚斯·加尔代 马蒂娜·吕沙 著 马雅 陈秋含 译 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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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无论是孤儿还是被残酷地与父母分离的孩子，都被安置在儿童营地或村庄。这种人道主义援助与教育乌托邦相辅相成——教师、牧师、医生在紧急情况下，受新教育和“自治”思想的启发，建立了儿童团体“小孩共和国”。从意大利到匈牙利，在法国和德国，孩子们变身年轻的工人，他们选举“政府”“法院”等“权力机关”，力图为重建被摧毁的欧洲作出贡献。</p>
 <p><strong>&gt;&gt;内文选读</strong></p>
 <p>1948年7月5日至10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号召下，大约40名参会者参加了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大会。会议举办于瑞士东北部地处外阿彭策尔州山区的特罗根。这里既远离战争的硝烟，又位于欧洲的中心，这个小城里有难得的自由。虽然彼时天气恶劣，但是那里的景象一片祥和，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而在康斯坦茨湖（亦称博登湖）的另一边，和德国交战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触目惊心。</p>
 <p>此次会议的议题是少年儿童的身心重建。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的儿童数量有数百万之多，他们中有的人失去了双亲或单亲，有的人营养不良、被驱逐出本国或因战争致残；其中还有居无定所和失学的孩子，以及被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扭曲了的孩子。</p>
 <p>这些儿童团体的领导人和儿童身心重建方面的专家聚集在“完好无损”的瑞士。人道主义组织已经在战区提供了急救服务、衣物、食品、药品，甚至还有学习用品。但是除了物质援助，人们还希望这些受到战争创伤的儿童能受到应有的教育，成为和平世界的未来公民。虽然这些孩子经历了战争悲剧，但是人们希望，他们不但能够原谅旧时代的大人，而且能学会他们前几代人没能取得的东西：与国际社会的公民相互合作、相互理解的意识。</p>
 <p>1948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特罗根举行的这次会议，也是为了创立“裴斯泰洛齐儿童村”这个乌托邦。这是瑞士理想主义者沃尔特·罗伯特·科尔蒂在一位包豪斯风格建筑师的帮助下，从零开始搭建的儿童村。它由仿照当地民居风格建造的全新小木屋组成，就像童话故事中的村庄一般，就像《海蒂》这种人气作品里的人物小海蒂生活的地方一样。“裴斯泰洛齐儿童村”坐落在牧场中央，每幢房子都用不同的语言命名，这些名字都是像花儿一样美好的词语，有法语的“蝉”和“鹳”，意大利语的“匹诺曹”和“心”，德语的“玩具交响曲”，希腊语的“阿尔戈英雄”，还有英语的“踏脚石”，等等。这里是“小欧洲”，甚至是“地球村”——就像记者们那么称呼它的：每一座小屋都保护着被战争改变人生的孩子们，他们来自法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甚至来自曾经的敌国，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简而言之，这里就是联合国的缩影，欧洲各国国旗越过世界的裂痕，在这里一齐飘扬，而所有的孩子都擦干眼泪、手牵着手……</p>
 <p>在战后种种问题的困扰下，“小孩共和国”的教育理念得以重新被激活，并解决了这些新开辟的儿童安置点的需求。这一教育理念的灵感来自于新教育运动，特别是受“自治”思想的启发——这种“自治”甚至比“自我管理”更强调儿童的积极和全面参与。孩子们挥舞起铁锹和镐头、锤子和抹刀，耕种土地，建造村庄；他们组建并管理自己的“政府”（无论他们称它为“联合委员会”“市政委员会”还是“工会”等）；孩子们还有自己的“法院”、“警察部队”、合作社、报纸，甚至他们本“国”专有的货币。此举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并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不断有新闻媒体和电影把目光投向这些可能只有10岁的“小市长”“小法官”“小银行家”和“小国民议员”。他们似乎可以彻底改变世界、重塑举手民主。成年人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说，他们主动退出了这些属于儿童的小社会。对整个欧洲来说，在经历毁灭性灾难之后，这似乎是未来希望的信号。</p>
 <p>在二战刚结束的大背景下，这种教育构想并不是空穴来风，特罗根的教师们也并非在一张白纸上从零书写“小孩共和国”的故事：在此之前，“小孩共和国”已经拥有一定的历史，在学校内外都有实践，对象主要是往往被认为不好管教，或是有生理缺陷的孩子，不过这些尝试的效果不一。这种教育模式确实可以与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联系起来：他们借鉴了保罗·罗班创办的“塞皮伊孤儿院”和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的现代派学校。还有一些“儿童村”受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例如奥地利的“红隼队”，虽然它只是昙花一现、坚持了短暂的一个夏天；持续更久的实践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儿童村”，特别是约瑟夫·克塞尔记录的“卡法尔—耶拉迪姆儿童村”。还有实行天主教模式的儿童村，如爱尔兰牧师爱德华·J.腓纳根神父在内布拉斯加建立的著名的“孤儿乐园”。以其为灵感，诺曼·陶罗格导演拍摄了同名电影，演员斯宾塞·屈塞扮演主角。还有更偏向新教式的“儿童村”，如霍默·莱恩在英国创建的“小英联邦”，以及纽约弗里维尔以“不劳不获”为校训的“乔治少年共和国”。东欧国家也有类似的尝试，例如雅努什·科扎克为华沙的犹太孤儿建立的“儿童共和国”“孤儿之家”、安东·马卡连柯在苏联创立的较具专制色彩的类似组织。还有很多其他的实践案例。这种“小孩共和国”的模式其实是对一些教育实验的延续。这些实验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遭迫害之后，从那时起，开始有机构接纳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儿童，再加上西班牙内战中有大量难民儿童涌入法国，这些孩子也被接收，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送到儿童之家，这些儿童之家的经营模式有“小孩共和国”的影子，比如法国塞纳-马恩省的拉盖特城堡或坐落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海岸上的“教育营地”。</p>
 <p>过去，这种模式只是零散的尝试，但是在二战期间，尤其是在战争走向结束的那段时间，欧洲各国出现了大量这样的“儿童村”，它们接收受战争影响的儿童，并在新教育和“恢复”的旗帜下，用新的教育方式帮助他们重建身心。“恢复”这一表达很好地诠释了这块目前由废墟统治的大陆对重生的渴望。特罗根会议的参与者们分享了经验。这些“迷你共和国”一般的“儿童村”或“儿童城”在诞生之初，由于物质配给的不均衡，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是考虑到人们对教育的投入和有时堪称高涨到窒息的乐观情绪，这些物质上的困难也就不值一提了。在法国、瑞士、意大利、匈牙利和比利时，人们不谋而合地建立起“小孩共和国”，尽管创立者们互相分享教育理念，但他们的方向既大同小异，也各有特点，这一点从“儿童村”多样化的称谓中也可见一斑：在瑞士有“特罗根国际儿童村”，在法国有位于伊泽尔的“老磨坊小孩共和国”，还有位于巴黎近郊法兰西岛大区的“小校村”，位于上萨瓦省普令基的“西班牙儿童之家”，以及布达佩斯附近的高迪奥波利斯，或称“儿童之城”；还有布鲁塞尔附近的“欢乐之城”，在意大利则有“儿童村”、“儿童花园”、“小孩共和国”和“学校”……</p>
 <p>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精英们聚集在特罗根时，的确是为了推广自治的教育模式，其推出的评论刊物《释能》第一期就聚焦特罗根的教育实验。该期封面以红色为背景，上面印着一个头戴毡帽的年幼少年的半身照片，封面上只印着一行标注：“他自治。”封底告诉我们，这个男孩叫巴尔图米乌，10岁，“老磨坊小孩共和国”的“市民同胞们”叫他“夏洛特”，还说他：“没有胡须、没有拐杖和鞋子，只戴了一个小沿帽……长得像是查理·卓别林的替身。”正如期刊中的社论所说，是时候告别战争伤亡的“轰动新闻”了，即有关“残骸、破坏、毁灭和废墟，饥饿，需求不足、营养不良和饥荒，疾病、传染病、瘟疫和死亡”的种种，并由此建立起人道主义团结，迎接即将到来的“和平时代，它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建计划注入新的动力”。新成立的机构会担起像乐队指挥一样的角色，为教育重建事业巩固社会关系网，寻找和发放资金补贴，介绍有前景的教育实验案例，并寻求组织一次新的改革运动。</p>
 <p>本书围绕1948年的特罗根会议，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分3个阶段进行叙述。第一阶段是1948年特罗根会议之前，一些示范性的教育成就将成为后来“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的支柱，这个组织将使各个国际儿童机构联系在一起。第二阶段是会议期间，重新定义新教育模式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最后一部分讲的是特罗根会议的影响，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小孩共和国”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前，就已经步入衰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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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萨米埃尔·布雄&nbsp;马蒂亚斯·加尔代&nbsp;马蒂娜·吕沙<br>
   编辑：金久超<br>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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