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全球经济的近忧和远虑”环节

10月31日，两国多城。

美国。三大汽车企业福特汽车F、斯特灵海茨Stellantis、通用汽车自10月中旬开始的多地罢工持续，参与人数超过4万占到美国汽车制造业的三成，他们寻求加薪40%和固定养老金、每周32小时工作制等。

北京。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此前为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首次举行进入第二天，当晚新华社播报新闻：会议强调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

论坛全景

上海。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第五次联合举办的2023上海全球金融论坛“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正在中国、美国、德国学者之间展开充分的讨论。不同肤色、语言间的面对面终于如常，微至上海街头的德国汽车数量、美国娱乐业员工每周上班的时长，这样的细微观察或数据；巨至中国经济的跨周期和逆周期的调整，G20改革国际金融制度的雄心清单中是否兑现了资助1万亿美元帮助IMF建立多边银行的承诺，全球是否从自由主义经济过度到以产业政策为新范式，这样富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机制、政策、转变；乃至最后专家们从“新特里芬难题”和美国内外债台高筑等讨论了未来美元霸权的不可持续性，并就终结美元霸权是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多元化还是SDR展开激烈争论。

要否终结、以何终结美元霸权？中方学者徐明棋、张礼卿与外方学者Bofinger、Lipsky展开充分的讨论和争辩李念摄

8小时的论坛，三个迫切又绵实展开的议题——全球经济的近忧和远虑、产业链断裂重组及其影响、“去美元化”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在夜幕降临的上海，呼应着早晨开幕式上嘉宾们的问候——尽管世界经济、金融进入新的“三高一低”，即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和低增长，但再次相遇在美丽的上海，阳光灿烂，一切真好。

一位德国经济学家的反思：

商业模式落伍了？向中国学习什么

与会的德国维尔茨堡大学资深教授Bofinger有个田野调查的好习惯。一落地上海，他便去马路上观察汽车，令他沮丧的是，没有出现几年前在北京街头看到的一幕，那时不少黑色奥迪A6在驾驶，而且还是加长版的。此次，他看到的是很多绿色牌照的车，“应该是中国国产的，好像德国汽车业已经失去中国市场。”

Bofinger试图反思德国经济为何出现问题

*引以为豪的三层同心圆为何失色

感性的直感或带有片面性，作为严谨的学者，他用15分钟分享了对德国经济的反思。IMF预测，德国是今年唯一一个负增长的经济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Bofinger认为，过去非常成功的三个同心圆的商业模式出现了问题。同心圆的外圈是出口，中间是制造业，内圈是汽车行业。鉴于全球贸易额的整体下降，外圈的出口对德国不利。而在引以为豪的制造业这环，一方面，面临了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高企，德国电价是中国、美国的2到3倍，外加数字平台的落伍，这个圈也黯淡了。内圈的汽车业，Bofinger指出，是德国低估了全球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中国实现了弯道超车。而德国也确实不具备全面的数字设备去生产电动汽车。他借用坊间的生动说法自我揶揄——大众汽车和小鹏汽车合作，小鹏是小小鸟但飞得很高，大众是大鸟但飞得很低。“德国汽车失去了行业的主导地位，很难赢回了。”

Bofinger引入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对各国进行的新技术排名，该研究对比64项得出一个金牌榜，“中国业绩很好，美国也不错。”Bofinger认为不少方面，中国经济和德国有类似之处，因此，他把中国当作了借镜。而与会的中国学者，也从借镜中打量了中国经济。

在澳大利亚智库的新技术排名榜上，中国和美国业绩都不错

*中国政府为何是“明天的赢家”

首先，他介绍德国一份最新描述中国40年发展的报告，题目是“信用是增长的引擎”，他认为，中国的增长某种程度是信用，而这体现在对债务进行了有效使用，使之成为新技术的投资。反观德国，对债务非常谨慎，普遍认为政府不该有高赤字，赤字相对于GDP的债务比，德国是各国中最低的，“但也错失了发展的机会。”

第二，大多数德国经济学家对政府的角色没有信心，比如叫Morikz的学者不相信政府能指导创新。但是，在Bofinger看来，中国政府确实是“明天的赢家”，他们能看到哪些技术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除了新能源车外，他又提到光伏能源价格。“正因为中国政府的推动，太阳能光伏产业得到极大的普及和发展。”

巧合的是，第二天11月1日的新闻联播播出了“我国光伏产业持续高速发展”，其中透露：首先，光伏组件价格已从2022年底的2元每瓦降到了如今的1.1元每瓦；其次，最新项目在青藏高原上的超高纬度光电转换率大为增加，可发电900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少9.2万吨碳排放。第三，目前，我国新增的发电装机中，光伏发电已占一半。我国最高光电转换率已达33%，为世界领先水平，并网光伏5.6亿千瓦占总装机的20%。

11月1日晚，新闻联播报道中国光伏产业持续高速发展

对比到此处，Bofinger对欧洲议会在10月25日通过的有关碳排放的“净零工业法案”寄予希望，“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国产的风力发电机来推动能源转型，从而降低对中国技术和传统能源技术的依赖。”

产业政策，各国都在拥抱：

是国际政治的范式改变了吗？还是双刃剑

Bofinger教授尽管是在“世界经济的近忧远虑”一节中第三个发言，但他的分享却牵连起全天的三个议题。出口优势的消失关乎世界经济的增长和通胀，他推崇的政府对本国经济的指导似乎又与产业政策有所关联，其中还夹带有新技术引来的意识形态化话题。

*世界经济后五年将持续疲软，通胀有望下降依然要警惕

John Lipsky分析G20在发挥国际组织功能时面临怎样的挑战

IMF原副总裁、约翰霍普斯金大学教授John Lipsky，引用了几周前刚召开的IMF年度会议最新版本的“世界经济展望”：中等增长、不均衡、不确定是关键词。他分析近几年世界经济的增幅，2022年为3.5%，2023年预估为3%，明年将为2.9%。而进入千禧年的前20年，即便遭遇了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的平均增幅也有3.8%。展望后五年，2024年至2028年，IMF预测，最多也只有3.1%，“全球经济增长是疲软的，并不乐观。”

他同时列出一组更悲观的数据：过去8-10年间，即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总量增幅低于全球GDP增幅。而在2008年前的60年中，没有一年出现这样的情况。

世界经济的疲软与高企不下的欧美通胀自然密切相关。尽管Lipsky和Bofinger引述的不同的国际机构分析报告都显示，通胀有望在2025年调至2%。但中国学者持有不同见解。

秦勇分析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秦勇撇开就业率，例举了另外一些指标。比如美国食品行业，4年中就业人口增长了1.23%，工时减少了1.3%，劳动净供给并没有增加；娱乐业劳动人口增长0.7%，用工工时下降了1.2%，劳动净供给也在下降。虽然这两个行业的时薪增长了4.8%和7%，这些都代表了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让美国通胀可能更持久。“因此还要警惕美国的通胀。”

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国际金融论坛常务副理事长祝宪既回应流行词“利息通胀率”和美国国债利率升至5%，也对世界经济的疲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质疑：通胀要下降到2%已经是一个西方经济理论的铁律，但如果遏制了经济的发展，是否也可以放宽到3%呢？

*国际组织的共识和行动最关键，同时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学者向Lipsky教授请教

号了脉就要提出一些对策，这是各国学者的份内事，尤其在国际交流话域中。

Lipsky从国际组织的职能角度做了分析。他肯定了G20峰会的功劳，认为它崛起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立刻就取代了IMF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作用，因为其成员国的人口、GDP贡献都占比较高、机制也比较灵活，但缺点是不具备法律效应，过于弹性。从刚举办过的印度峰会来看，G20颁发了“三重议程”，希望能实现多边开发银行贷款的水平，在2030年实现三倍增长，能实现三重目标：消除极端贫困；推动全球公共产品发展；扩大融资模式。如何去实现呢？就像最初曾承诺的中期目标是要资助1万亿美元以增加多边银行的贷款能力，具体的行动却无法保证。

作为多年的业内高官，Lipsky透露了一个IMF的秘密武器：启动多边的会员和董事会组成的部长级理事会的决策权，“这是具有法律效应的”，这样能从政治上切实推动实质性的改革。

祝宪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

祝宪则提出了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他认为政治家往往因为任期而忽略结构性改革，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金融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即无法做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这样首先就无法实现高质量的增长；其次会拖累世界经济的增速。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比是5：1。按照世界银行报告的预测，要到本世纪末，即再过七十、八十年后，后者才能追赶上来，全球经济必然受到掣肘。

*产业政策是必然趋势吗？专家普遍持保留态度

对于保护主义引发的全球贸易增幅下跌、世界经济疲软，华东师大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余南平在下午的产业链话题中提出了观察的新角度，他认为，肇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经过五年的发展，目前，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范式正在形成变化。全球价值链在向战略价值链转向。所谓战略链，就是基于以竞争为主的规则。数字技术、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紧张等多方面的转化动力导致了这种变化，战略价值链最大的特征是以产业政策为重要支撑。

余南平提出新观察角度

去年，美国在上半年通过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其中包括了对半导体产业的支持和补贴，力度高达520亿美元；下半年通过了《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更是投入2800亿美元提供补贴和减税优惠，支持芯片企业在美国本土发展。而产业链的成熟必须伴随技术的成熟，地缘同样重要。其中，国家政治在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和权重更为突出。因此，尖端技术价值链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博弈重点。余南平提及10月1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最终规则”，据11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分析，这是对去年10月通过的“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临时规则”的补充。当时，英伟达和英特尔推出了针对中国市场的定做芯片，但这次的最终规则，以算力方式阻碍了英伟达向中国出口任何先进人工智能芯片。从前三季度来看，中国芯片进口量减少600亿美元，占比14.6%，额度下滑19.8%。

Adam Posen从东京连线李念摄

而在上午的主题分享中，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AdamPosen从东京连线，他认为拜登政府希望通过产业政策，在很短时期内要培养国内技术冠军，然后强迫发展中国家选择美国技术或中国技术，这样的技术政治化，不仅会伤害发展中国家，也会阻碍全球经济的绿色发展道路。疫情年各自开发疫苗的教训说明，技术是全球共同行动的结果。各国以不同体量采取产业补贴政策，一则会导致该国不愿意开放国家的经济，二则如美国把更多的补贴给了消费者，而不是给生产国一端，这些都不利于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祝宪也指出，从全球来看，政府干预经济似乎会形成趋势，但是否一定成功呢？他分析，产业政策成功，可以使一个国家产业弯道超车，产业政策失败，却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因此，他认为产业政策的后果很难预料。

*回望1933年伦敦会议，大国不担责任最终滑向二战

叶江向历史寻找答案

“今天的情形有点像1933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员叶江的忧虑视野越过了2008-2009的金融危机，投向更远的90年前。

他引述美国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1929-39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的分析，1929年经济大萧条后，试图走出危机的世界各国召开了1933年伦敦会议。欧洲各国提出相互之间互免债务，美国是当时唯一有能力承担起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的国家。但罗斯福总统最后变卦，而且美国政府还恶意贬值美元来解决业已化解的国内经济危机，导致整个世界市场崩溃，全球大萧条持续。此后几年，大家都看到了德国法西斯因此上台，日本军国主义则加紧扩张，并由此一步一步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叶江提醒，今天的局面似曾相似，也面临着世界体系中国家与市场的紧张关系。域外国家在用国家强力去分割世界市场，破坏全球化的进程。“一定要避免近百年前发生的历史重演。”

郑艺带来鲜活的在华长三角美企的数据

比起叶江的远虑，刚向媒体披露进博会上将会出现第一个官方美国馆的上海美商会会长郑艺，带来一组在华美企的信心中的近忧数据。增加对华投资的企业，今年超过了去年，显示了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态度。但56%的会员已经在加强国内供应链的多元化；60%的企业明确对中国的投资不会变化；66%的会员认为“脱钩”的压力来自美国，56%的会员最大的诉求是希望中美关系有所改善。

秦勇也带来了一组WTO报告里的数据，“卡脖子”产品有四个主要经济出口国，这些产品出口量从2002年到2021年占所有国际贸易比重从14%增到20%，其中最大供应商是中国，目前占到36%，2017年时占到40%。第二供应商，美国占比不足6%。秦勇指出，在全球都意识到分散风险后，占比的变化是迟早的事，而中国也在做努力应对，一方面通过出口地的多元化，另一方面通过增强科技自主能力保持卡脖子产品的优势地位。也意味着国际贸易领域的竞争和紧张的关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

中国政府的顺势而为

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运筹中调整经济结构

圆桌论坛，由左学金主持，刘利刚、王涵、章俊、刘熀松参与讨论

作为世界经济中最优秀的增长引擎，论坛话题自然离不开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而这也是美国学者和德国学者迫切想了解的。刘利刚、王涵、章俊、刘熀松四位中国业内专家参与了题为“全球变乱交织下的中国经济”圆桌对话，地方债务和房地产是聚焦点。而在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2024年部分新增地方债务限额，四季度也增发了国债1万亿。

今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经济形势，指出“要加强地方债务管理，严控新增隐性债务”；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指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同时指出“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趋势”。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认为，这两个举措，是中央是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到来之前的顺势而为，是主动做的“去风险”。

回看二战以来，全球平均的经济危机复苏期是7周年。2008年至2019年是一个超长周期复苏，也是弱复苏。如果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到来，压力必然大于前一轮，因此中央必须先“去风险”，章俊认为，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里，地方债务和房地产就是最大的风险。

章俊从“去风险”角度分析中央对地方债务和房地产的政策

“这次中央的顺势而为又都遵循了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即科学把握跨周期和逆周期。”当经济在上行周期时，逆周期可以进行短期的调整，但此次是经济处在下行过程，传统的逆周期调整措施就会失效，就需要跨周期，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滞后性传导机制不畅，反而会导致经济波动更大，造成经济周期错位。而在2000年后，中国经济就进入了一个跨周期。为何现在又提逆周期呢？章俊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经济转型过程中，地产和地方债务都要处理，新旧动能不可能无缝切换，所以，逆周期政策就要加码。“因此，逆周期时间会比较长，至少占据明年全年，甚至更长。”章俊的观点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

11月1日.“学习强国”对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报道

在10月31日晚的新华社对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报道中，强调了“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

对于中国经济的建议，预期管理，投资拉动内需，向农村三块地要潜力，努力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技术创新等等关键词不一而足。尽管面临较大的挑战，但与谈者几乎都看到了与40年前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人才储备、资本积累都是“非同日而语”了，这些都是中国经济韧性的具体写照。

Reichenbach交流来上海的体会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当晚新闻报道中这样的语句，在Bofinger这样的德国学者听来，一定是新鲜但有说服力的，因为疫情三年后他走在了上海的街头；而履新六天的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朗杰明（Reichenbach）更是感动，不少与会者坚持到尾声，他引用一位奥运会金牌得主的话：中国看起来不错，美国也不差，其他国家就好像一般。“这就是世界的现状，无论是我作为德国人，哪怕全球南方国家，都不想站队，都希望中美合作。”作为专业学者，他在描述布雷顿森林体系、G20峰会的产生时，似乎有所憧憬，每个新的组织都是在困难和挑战重重下才激发出来的动能结晶。

文：李念
图：除署名由主办方提供
编辑：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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