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汲古之乐》：考据精审、文辞简雅的金石书画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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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古之乐：碑帖、尺牍及其他》

 陈麦青 著

 上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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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汲古之乐：碑帖、尺牍及其他》 陈麦青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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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align="left">本书收录当代碑帖研究专家陈麦青先生读碑、考据、鉴赏文章十三篇，陈麦青素以考据精严、旁征博引、文笔优美在业界及读者中长期享有盛誉。《陈叔通旧藏明末清初拓〈石鼓文〉长卷观后》《故宫本明拓〈天发神谶碑〉旧藏者“介侯”考辨》《〈麓山寺碑〉的碑阴》《梅景书屋中滂喜斋旧藏之碑帖善本》等，不仅对前人旧说多有订讹补遗，更有其自身独到的发现和新解；又如《欣于所遇，乐在谈碑论帖》《开卷有得，如行山阴道上》等，自道经眼名品、切磋研究的心得，内容丰富新颖，妙趣横生。</p>
 <p align="center"><strong><span lang="EN-US">&gt;&gt;</span>内文选读：</strong></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 18px;"><strong>白谦慎序</strong></span></p>
 <p align="center">陈麦青兄耽于金石书画之学多年，近将<span lang="EN-US">2016</span>年以来撰写的十几篇短文汇编成集，名曰《汲古之乐》。这12篇文章涉及碑版，印鉴，书评，观展体会，除了最后那篇谈谢稚柳先生的文章像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外，其他多为学术札记。</p>
 <p align="left">麦青兄的这些札记带有明显的个人写作风格。他对一本书，一件拓片，一个展览的评论，通常概括简约，更多的篇幅是借着对象提供的某些线索来发挥自己的研究。这一特点在十年前已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当时他评论的正是我的《吴大澂和他的拓工》<span style="color: #95a5a6;">（海豚出版社，<span lang="EN-US">2013</span></span>）。在《也说文人与拓工》一文的第一段，麦青兄便写道：“作为向有兴趣的同好，喜闻乐读之下的掩卷之余，犹多意味，遂就平日关注所及，拉杂略说，以稍尽兴。”也就是说，他以拙著涉及的一些材料或议题为引子，再做发挥。譬如说，我在拙文中指出，清代对精拓的赞美通常简短抽象。相比之下，书论和画论中的很多语词是具有导向性的，它们既可以用来概括我们的体验，又可以引导人们来分享这种体验。麦青兄则引用了沈树镛在《郑斋金石题跋记》中用董源、巨然墨法和吴湖帆在《梅景书屋题跋记》中用米家山水来比喻精美的水墨淡拓的文字，对拙著的疏漏作了补充。一般读者如果只是泛览拙著，并不能察觉到麦青引用这些材料的用心，而我则有深切的感受。</p>
 <p align="left">同样的循题发挥，可以在收入《汲古之乐》中讨论薛龙春《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的文章中见到。薛氏的《辑考》将目前传世公私收藏的黄易的数百通信札，做了释文和考订。由于黄易是乾嘉时期金石圈的重要人物，这批数量巨大的信札的整理与刊行，为学界研究乾嘉时期的金石学和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所以麦青兄便用“开卷有得，如行山阴道上”为题，来说明这本书重要的文献意义。这篇文章并非寻常的书评，一一列举《辑考》的贡献与缺失，而是更像读书笔记，娓娓道来平素读书的一些观察和心得。譬如说，《辑考》中有朱枫致黄易的一通信札，提及“承询车君延聘，系拓手之工者”。麦青从这一信息出发，列举了朱枫《排山小集》《王同愈日记》《雍州金石记》零星的记载，勾勒出乾嘉时期活跃在关中的一个名拓工的大致活动。这样的引申和补充也彰显了《辑考》的价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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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叔通旧藏清初拓《石鼓文》（第二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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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align="left">&nbsp;《汲古之乐》中的文章，篇幅多在<span lang="EN-US">5,000-8,000</span>字之间，通常既无导言，也无结论，有感而发，意尽则止，写作方式灵活。涉及的内容，相当具体，如考证“介侯”不是杨介侯而为张介侯，考订《天发神谶碑》善拓上两方印章的归属，在某些人看来，无关宏旨。但这类发现如果不及时发表，很容易以讹传讹。书中不少文章，首见于《文汇学人》《上海书评》《澎湃新闻》等媒体，而非学术刊物。这就令我想起了上世纪<span lang="EN-US">80</span>年代汪世清先生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发表的一系列考证八大山人和石涛行踪的短文。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大公报》尚能在照顾一般民众阅读趣味的同时，刊登这类十分专业的考据文章，本身就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见证了当年办报人和部分读报人的风雅。这类发现，日积月累，汇聚成编，集腋成裘，也能蔚然可观。</p>
 <p align="left">麦青兄长于金石碑版之学。金石学自肇始之日，便和题跋有不解之缘。宋代金石学名著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释》，都是跋尾的汇编，拓片和题跋从此形影难分。无论是整拓的裱边和诗塘，还是剪裱本的引首与拖尾，自题或邀请众人题跋，成了一种写作、阅读和观看的传统。</p>
 <p align="left">金石书画的题跋，有的是实质性的研究，有感而发的心得，有些则带有应酬成分，更简单者，则为独自把玩或与友人同赏后的观款，仅仅记下日期、里籍、姓名而已。最简短的完整文本，是收藏印的印文，仅一二字。说它完整，是因为刻在印面上，亦然独立。一个收藏家的姓名，在他的信札中署款，只是信札的一部分。但是赵之谦为沈树镛刻的朱文姓氏印“沈”，钤在后者收藏的碑帖上，却是一个完整的文本。文本简单如此，也能像麦青在《汲古之乐》中讨论的一本旧拓上的两方印章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为它能反映出一件拓本不同时代与同时代的前后左右的递藏和观览关系。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人们格外重视关系。传统学术中有两项重要工作：编年谱，考交游。即便在今天这依然是文史研究和艺术史研究重要的关注点。历史人物留下资料少者，可为其做相对简略的年表，资料多者可为其编年谱，尽量记录谱主的各种交游，把时空中的人际关系呈现出来。它既是编撰者自己的学术成果，也为他人的研究奠定文献的基础。这种符合中国社会和文献特点的写作传统，即便在当今，也依然有不少传承者，如麦青兄就曾编撰《祝允明年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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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殘卷齋藏明拓《天發神讖碑》中所鈐“北海開國陸伀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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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align="left">&nbsp;和许多（并非全部）金石题跋相似的，便是学术札记。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札记》，是清初著名的学术札记，札记体学术成果不胜枚举。我上大学时，在当时出版的书中，还不难见到老一辈学者札记类的著作，如西北大学陈直教授的《读金日札》。既没有构筑宏观框架的企图，也不落现代学术八股的窠臼。</p>
 <p align="left">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大多数的题跋和札记都是短文。<span lang="EN-US">1990</span>年代我刚入艺术史领域时，还能读到美国艺术史界的老教授们以前写的短文，发表的刊物也不限于同行匿名评审的刊物。譬如说，<span lang="EN-US">1957</span>年，吴讷孙先生（<span lang="EN-US">Nelson Wu</span>）曾在<span lang="EN-US">Art News</span>发表短文《对怪异的宽容》，讨论了傅山的一个册页。这一册页如今不知踪迹，但吴先生的短文和所附图片却被我的《傅山的世界》引用了。今天西方的学术刊物还有发表学术札记<span lang="EN-US">(research notes)</span>的，但大多写得像论文那样中规中矩。见诸西方学术刊物中的短文，多是书评。相比之下，就像鉴定学在中国比在西方受到更多尊重一样，题跋、札记、学术笔记这样的写作，在中国还有着更多的发表空间。如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有“读史札记”栏目，刊登短篇札记。颇不同于有些期刊发表的短文，多为照顾有些投稿者评职称之类的需求。既便是《中国史研究》发表的札记，在学术规范的约束下，和那些长文的写作方式也渐趋同。</p>
 <p align="left">因此，将麦青兄的札记写作放到学术史的背景下来看，大概可以看到学术范式的改变对写作模式的影响。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化越来越快，范式的转变可能也将越来越频繁。我们不久前还在为学术产业化叹息，今天便又开始为人工智能对学术可能的影响而兴奋或焦虑。行文至此，一个问题跳入脑中：<span lang="EN-US">ChatGPT</span>究竟是写诸如“清代画家的地域审美观研究”这类论文容易，还是写麦青兄这些考据精审、文辞简雅的金石书画研究札记容易呢？答案留给未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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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白谦慎<br>
   编辑：周怡倩<br>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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