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居室求学（三十四）

在我国，现代报业的出现不过百年的历史。清末开海禁，我国沿海大城市上海、天津等最早出现报纸，那时的报纸就叫“新闻纸”。关于新闻的定义，教科书都有说明，我们还习惯说“中国的”“西方的”，以及“资产阶级的新闻观”“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在新闻界，大家还形象地说新闻是“易碎品”，当日有效，过期作废。还有一种说法是：“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前一种形象的说法，是说新闻应该永远是新的，不然叫什么“新”闻呢？后一种有点学究气的郑重表述，是把新闻记者的职业提高到了历史学家的地位。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能成为明天的历史。大量的社会新闻，不过是风过耳，甚至当时就没多少读者注意。昨天的历史，也不完全是新闻事件的客观记载。进入历史的，主要是改变历史的伟大人物和参与改变历史的次要人物。历史是选择性的记忆；新闻是历史学家的参考资料。

我今天讲的两个外国记者，都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访了能扭转乾坤的两个伟大人物；同时，他们的名字和著作随着伟人的名字同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作者，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记者。奥琳亚娜·法拉奇，意大利女记者，因为1980年采访邓小平被中国人认识。

斯诺是1936年6月从北京出发，经西安深入红军占领的陕北的。当时，斯诺是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教授。他在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历史时刻采访了毛泽东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对红色区域里的这支政治、军事力量作了真实、客观的报道，是第一个采访过毛泽东的外国记者，第一次进入共产党占领的红色区域的外国记者，第一次向西方国家报道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报道“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外国记者。1970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已经是老年人的斯诺站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和他的谈话，他及时报道出去，又创造一个“第一”：明晰地向美国政府传达出中国有意改变中美关系的信号。在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历史关键时期，斯诺，这位美国记者都不缺席。

法拉奇在采访邓小平之前，就是西方世界著名的女记者。她采访过基辛格、阿拉法特、侯赛因、武元甲、布托、西哈努克等外国政要，而且是在国际形势发生微妙的变化时，冒着危险到第一现场采访。所以，记者也可以参与历史，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法拉奇的采访风格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把采访技巧隐藏在提问环节的设局，往往让缺乏经验的采访对象上钩。同时，法拉奇采访到了她想要的，有时还有意外收获。她采访邓小平的1980年，国际国内都有一种传闻，说中国要“去毛化”，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她来到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采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个提问就是当年国内外出现的传闻，问题尖锐。邓小平是怎么回答的呢？我在后面要详细讲。现在，我先讲斯诺和《西行漫记》。

斯诺于1905年出生在美国坎萨斯城的一个贫困人家。年轻时，他当过农民、工人，大学毕业后就从事新闻工作，在纽约的《太阳报》任职时就显露出他的才华。他的性格喜欢冒险，这也是美国人的一个特点。他自己回忆说，年轻时在华尔街炒股赚了点钱，他想在30岁以后实现财务自由，然后就过读书写作的生活。他在货轮上当过海员，1928年到中国，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在中国，他喜欢旅行，跑过不少地方，后来就在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校长就是毛主席写的《别了，司徒雷登》的那个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可以说改变了斯诺的一生。那时，他在大学和北平经常接触一些进步学生，后来担任过外交部长的黄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头头，斯诺就和他很熟悉。北京其他院校的进步大学生，经常聚会，斯诺喜欢参加年轻人的聚会。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就是从社交圈得知消息的，但共产党和红军是些什么人？他只有耳闻，并不了解。《西行漫记》的开头，他以问题为导向，在第一篇《探寻红色中国》的第一节题目就是《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说明为什么他要去西北。他想了解的是(1)有些人说并不存在什么红军，又说红军是流寇，就像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队伍，是不是这样？（2）共产党是些什么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毛泽东，是国民党通缉的土匪头子，悬赏25万大洋要抓到他，这么贵的头颅，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3）国民党围剿多年，都没有消灭红军，他们是怎么生存的？（4）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体制？红军为什么不占领城市，老在农村活动？（5）共产党倡导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是什么意思？斯诺列出自己要采访的问题后说：“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的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是中国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大家却对它一无所知。”揭开事实真相，报道真实消息，是记者的天职。现在我们有“调查记者”的专门职业，斯诺是真正的调查记者，他要冒着风险去现场，而不是报道二手消息。

《西行漫记》是记者写的新闻作品，但它具备散文的品质，文字优美，娓娓道来，非常吸引人，你拿起就不想放下。他写他离开北京坐车到了西安，在我党安排的秘密交通线上离开西安，在汉武帝的陵寝下与保卫局邓发的见面，在途中看到的陕北夏日风光，都是情节曲折的故事。是故事，却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是记实。那一年，斯诺才31岁，还是个年轻人，又是从美国到了中国；到了中国又只身潜入红色区域，好奇与危险同在，生存和死亡难测。他是记者，也是调查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家、探险家。

在进入陕北时，他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周恩来，书中有张照片，周恩来留着长胡子，骑在马上，用英语和他谈话。当时，毛主席在保安，斯诺就是在保安的窑洞里和毛主席谈了十几个晚上。西方记者有他的采访经验和技巧。起先，毛主席并不愿意对一个外国人谈他个人的历史，但斯诺循循善诱，一直诱导毛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他的思想的形成和共产党的主张，从童年谈到长征，是一篇珍贵的口述历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说，这是毛仅有的一次谈个人的历史。那时还没录音机，斯诺和毛谈话时是通过翻译转述的，因为事关共产党领袖的个人历史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稿子写好后经过反复修订，是信史。在采访他并不了解的人物时，一般地采访过程是听采访对象说，记者只需当个被动的“录音机”就行了，但斯诺会提问题，在关键的地方诱导对象把话题展开。我们读《西行漫记》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当斯诺和毛夜谈时，双方是互动的。毛把斯诺当成一个朋友，袒露心胸，毫无保留地说自己，包括他的婚姻。这一部分，是保真的传记材料，所有写毛泽东传记的人都不能离开斯诺当年的采访。作为一般读者，这也是我们认识毛主席，了解毛主席个人历史的最可靠的历史文学作品。

斯诺在陕北和西北广大的地区待了近四个月。当时，红军正在西征，斯诺跑到甘肃、宁夏一带，在前线采访普通战士。他深入陕北的重点采访人物是毛泽东，这是《西行漫记》的核心部分。彭德怀、林彪、贺龙、徐特立等，他也用不小的篇幅介绍。从这些军事将领和老革命的身上，他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革命队伍里的人员成分。在国民党统治区，红军是被当作“土匪”来宣传的，他亲自接触这些优秀、杰出的中华人物，首先就解除了出发前的疑问。在红军大学，因为他是稀客，尽管他对国际形势没有研究，还是在与红军高级指挥员的交流中认识到共产党的队伍是一支有理想有文化的武装力量，根本不是外界说的“流寇”。在采访现场，斯诺融入陕北红色区域，和领导人、普通战士打成一片，并产生深厚的感情。《西行漫记》的风格，灌注一个外国记者对中国人、中国革命的感情，有温度。

《西行漫记》在1937年出版，最初书名叫《红星照耀中国》，是在英国伦敦第一次印刷出版的。这本书在10月出版，到11月就发行五版。中文版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以“复社”的名义在上海出版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检查，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初看像一部游记。这部书出版后引起轰动，到国民党发现它是部什么书后，就列入禁书，读这本书是要坐牢的。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的知识青年被书中的红色区域所吸引，不少人逃出舒适的城市，躲过层层封锁，跑到延安参加革命，有些老同志的回忆录，都写过这一段经历。《西行漫记》吸引不少大学生，也吸引不少中学生。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汤一介先生，当年在昆明读中学，因为西南联大在昆明，他是汤用彤教授的孩子。他们几个同学读了《西行漫记》，就偷了家里的金子换成现钞，结伴从昆明偷跑到贵州，然后到延安去。到了贵阳，国民党的警察要抓他们，他们把《西行漫记》一页一页撕下来塞进地板缝里。后来，昆明发现教授的孩子失踪了，他们就被贵阳的警察送回去。一本外国记者的书能让青少年读后付诸行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本。

1939年，党中央已在延安，斯诺还采访过毛主席一次。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与他1936年采访时的形势大不相同了。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来过中国几次，还是以记者身份四处采访，向世界报道中国的新气象和建设成就。他几次来中国采访，最重要的一次是1970年的10月1日国庆节，他在天安门上站在毛主席身边，成为中美关系改变的风向标。毛主席明确对他说，如果尼克斯愿意来中国，是会受到欢迎的。斯诺站在毛主席身边让全世界、特别是让美国看，是外交史上的一个大手笔。1972年，尼克松访华，斯诺本来还要以《生活》杂志记者随总统来中国，但他因病未能成行，不久就去世了。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他病重期间，我国政府派出医疗组飞瑞士，专门为他治疗。当时在联合国的黄华接到北京电报，让他代表毛主席、周总理去看望斯诺。遵照斯诺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燕园未名湖畔，举行安葬仪式时，已经患病的周总理也参加了。可以说，斯诺，这个参与过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记者，在中国北京燕园的未名湖畔，在他曾工作过的土地上安息，是生命的圆满。

《西行漫记》这部名著，我在不同时期完整地读过两遍，有一段读书札记与同学们分享。我在书后写道：作为一个西方的新闻记者，斯诺最早向外国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长征后落脚陕北的真实情况，透露长征结束后的红军是一支生气勃勃的、顽强生存发展的政治、军事力量。这既消除了外界谣传对红军的歪曲，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也使外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不能不考虑这个政治力量的存在。我认为，这是我党在对外宣传工作上一个最成功的案例。从新闻采访业务上，我发现，斯诺的成功经验有这么几条（1）在方法上，由点到面。既在中心保安，又到西线的甘肃、宁夏，使得采访报道有纵深。（2）由个人到集体。采访政治、军事首领，又深入红军连排班组，以及红军的文化、体育设施，全面观察这支队伍。（3）随机调查、问卷调查，请不同年龄段的红军战士谈形势及个人参加红军的动机，检验红军这个军事集团的细胞。（4）与不同性别、不同层级人员偶然相遇后，零碎收集材料。这里是我总结的他的采访方法。从新闻人来要求，斯诺对我们的启示是：（1）记者要有专业素养和丰富的知识。对国际国内形势要有基本了解。（2）采访前要以问题为导向，要有好奇心。（3）记者要不怕苦，不怕死。斯诺来中国多年，在大学教书是安定的，生活也优渥。他冒险跑到战争状态下的西北，生死未卜，要有思想准备。（4）记者要融入采访地区和对象，不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采访。不当“他者”，要当“我们”。

现在通行的1979年三联书店版《西行漫记》，是出版家范用先生组织翻译出版的，汪家明先生曾写文章谈过这本书的出版经过。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在谈到翻译这本书的一件轶事时说：“我当初译《西行漫记》时，稿费标准千字只有4元，出版社为了多给我一些报酬，千方百计地‘巧立名目’，除了翻译稿酬以外，又给我开了校订费、资料费等等，一共拿了2000元钱，正好给我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去纽约探亲。”老一辈翻译家多好啊！他们为了把经典著作介绍给更多的读者，真正是不计报酬多少。这本三联版的《西行漫记》封面设计，是宁成春先生认真创作的，一共设计十二稿，最后定稿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温暖明亮的色调，一个精神抖擞的司号员朝远方吹号。这个司号员的形象，是斯诺拍摄的一张照片。

我国著名老记者、老作家萧乾先生，二战时在欧洲战场采访，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我听过他讲课。他说，斯诺当年给他们讲课时说：“你写的是新闻报道，但应该读经典著作。”萧乾先生讲课讲了很多，他讲的斯诺这句话，我一听就记住了，记得很牢。在结束斯诺这个环节时，我把这句话送给在座的同学；再重复一遍：

“你写的是新闻报道，但应该读经典著作。”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有一篇是《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间是1980年8月21日、23日，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法拉奇被更多的中国人知道，就是她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访了邓小平。当年，大会堂还能抽烟，茶几上摆着烟。刚坐下来，邓小平就递给法拉奇一支，自己也拿一支，用火柴点烟，宾主对坐着抽。法拉奇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这是现在印在《邓小平文选》里的话。实际上，我当年读法拉奇的报道，提问很尖锐，原话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什么时候摘下来？”《邓小平文选》的翻译，意思差不多，但语气变得委婉，不像原来的话那么咄咄逼人。对这样尖锐、甚至是挑衅的话，一般的政治家可能就不好回答。邓小平毕竟是身经百战的老练的政治家，他马上就明白法拉奇提问的意思。稍微沉吟，邓小平严肃地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邓小平的回答，语气坚决地肯定毛主席的地位，对毛主席的评价一分为二，主要强调毛主席的功劳。他答法拉奇的话，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里已讲过，证明他对外国记者讲的话是传递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和意志，不仅仅是个人的意见。他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权威讲话，事实上已对毛主席的功过作了历史性的评价。1980年，我们在北京的人知道，就天安门地区来说，天安门有毛主席像，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也挂毛主席像，广场四周还有马恩列斯画像。毛主席语录，大街上到处都是，确实不严肃。那时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是，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四类分子摘帽子，知识青年返城，全国人民对过去多年走过的曲折道路有怨言；国外也在猜测，认为中国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党中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针对这种错误思潮，告诉世界中国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法拉奇的采访，步步逼近，要让邓小平回答一堆难题，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智慧，很坦率地一一回答。法拉奇事后说，采访邓小平是她的得意之作；邓小平在采访结束后感叹：“这个女人厉害！”

法拉奇1929年出生于意大利弗罗伦斯。她17岁就投身新闻事业，是个勇敢的女记者。在20世纪60至80年代，在战火中采访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以及南美战乱。她的特点是在历史和战局的关键时刻采访决策者，早就被称为“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8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先是出版两个分册，后来又出版全译本。我年轻时读过这本书，印象很深，曾发表一篇读书记。我说：据报载，年逾花甲的法拉奇患了乳腺癌，当记者采访她时，她说：“我是个没有孩子的女人。这是我永远的悲剧。”60至70年代，法拉奇曾与希腊政治舞台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共同生活了三年，但他们没有孩子。帕那古利斯死后，她以他们的经历写了一部书，书名《男子汉》。她是记者，但在与帕那古利斯在一起的日子，她也参加为自由而战的行动。革命、爱情、记者三位一体。这部奇书一出版就在意大利引起轰动，成为畅销书。多么坚强的人，待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还是软弱，没忘记自己的性别。

面对面采访世界著名的政治家，记者要具备与采访对象对话的能力。这种人物采访，有丰富经验的记者就像导演，能够调度对象的情绪，让采访对象跟着自己走。法拉奇针对不同人物，采取多种手段得到她想要的。多么强势的政治人物，她都有办法让他们开口，用政治人物的口揭示真相。在越南战争期间，她采访基辛格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法拉奇：基辛格博士，我在猜想您这几天的感受。我想知道您是否也像我们以及世界上大部分人一样感到失望。您失望吗，基辛格先生？

基辛格：失望？为什么失望？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会使我失望？

法拉奇：一件不愉快的事，基辛格博士。尽管您说过和平“已经在握”，尽管您确认已与北约人签了协议，但是和平并没有实现。战争像过去一样继续，而且情况比过去更糟。

在美国和越南是和平还是继续战争的时刻，法拉奇适时采访白宫的决策人物，这本身就是新闻。在基辛格同意接受采访前，法拉奇以自己的智慧说服他；基辛格很傲慢，让她写个采访提纲。基辛格要提纲，也是掂量法拉奇的水平高低，看是否值得接受采访。提纲递上去，基辛格同意采访，这就有了越战期间这份独一无二的政治文件，精彩绝伦的采访报道。你读法拉奇的采访，甚至能感受到采访现场的气氛，以及基辛格的情绪变化，真像一出伟大的话剧！采访发表后，基辛格看见报道有一句，说“基辛格是尼克松思想的保姆”，并说这个话是基辛格自己说的，尼克松看见后很恼火。基辛格给法拉奇打电话，说他没说过这样的话，让改正，法拉奇说，我有录音。基辛格就不再追问了。

《风云人物采访记》是法拉奇的代表作，是国际新闻界的经典著作。由于这部著作涉及不同时期国际政治，它也是政治、外交、历史的重要参考读物。2006年，法拉奇在77岁时去世，意大利总统说她是“享誉世界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

最后总结一下记者的人物采访要求。人物有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艺等等。不管采访哪一类人，要写出成功的采访稿，记者必须做充分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平时的读书学习，对采访对象工作领域动态的掌握。这方面要说的很多。简单一句，记者要经常练笔，对职业提出高要求。这样，不管你在哪家新闻单位供职，你都是优秀的。

（本文是作者2023年5月14日在山西大学新闻学院的演讲）

>>作者简介：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文：卫建民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读书 | 卫建民：从斯诺到法拉奇——《西行漫记》《风云人物采访记》的访谈艺术及经典地位

扫码下载文汇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