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社之初，这位海派巨擘已是西泠举旗人

西泠印社

“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成立120周年、海派书画篆刻大师吴昌硕出任社长11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都在相继举办纪念性展览、活动。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吴昌硕与西泠印社的深厚渊源一直未能得到深入梳理。而厘清二者之间的悠长缘分与文脉艺绪，将有利于今天整个印学大文化建设何以中国、何谓金石、何止篆刻的创作与研究。

以往普遍的说法是，吴昌硕与西泠印社正式结缘于1913年。但据笔者考证：西泠印社四君子在1904年创社之初，吴昌硕就参与了筹建，并给予具体建议与大力支持。

光绪三十年（1904），一个“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时节。吴昌硕应友人之邀客居杭州，有些留连忘返。忆及1868年，26岁的他负笈孤山之麓，投于诂经精舍俞樾的门下求学，并仰慕西泠八家中的丁敬、黄易、曼生等印人而效之，倏忽间已三十多年过去，他回首往昔，颇多感叹。

此时，西子湖畔的人倚楼中，才华横溢、志同道合的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厂、吴石潜、叶为铭雅集于此，品茗论艺说印，鉴赏古今印玺印谱，深感篆刻艺术源远流长、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特别是西子湖畔的西泠，乃浙派西泠八大家的崛起之地。丁敬、小松、曼生等前贤的金石精神，就在此烛照康乾以来的印坛。但回眸上下三千多年的印坛，从未有过一个专门研究、创作印学的团体。于是，一个宏愿在他们心间萌发，即在人倚楼中印学结社，“人以印集，社以地名”。于是“西泠印社”在西泠桥畔筹划而生。这些英姿勃发的俊才，以先进的艺术觉悟，大胆的开拓精神，完成了一件在中国印学史上具划时代意义的创举。

当丁辅之、王福厂、吴石潜悉知吴昌硕正好也在杭城，就前往缶翁的客居处，邀其出任西泠印社社长。缶翁热情肯定、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建社之举。但说接下来有大量的事要办，如申报官府、芟除荒秽、拓地建屋、订阅章程及集资营建等。为此，缶翁建议先不要忙着举旗挂牌，而是扎扎实实用十年时间进行筹建，待各方面条件都具备成熟时，再正式挂牌。大家觉得缶翁言之有理，遂相约十年后再共襄盛举。自此，吴昌硕对西泠印社相当关注，西泠四君子有什么相关印社事务找他，他均全力以赴。如第二年，西泠印社建仰贤亭，吴石潜摹刻丁敬像嵌于壁间，缶翁以诗记之：“选印开新社，得碑想大才。”并应吴石潜之请，篆题《西泠印社》社匾牌。可见在西泠印社筹建的前十年中，缶翁一直投以关注的目光，并给予积极扶持与帮助。

1913年4月9日，正是农历癸丑年三月初三上巳节。西子湖畔、孤山之麓的西泠印社经过十年草创期准备及基本建设，已初具规模，建楼造阁，筑室树亭，题匾集联，刻石镌碑等。小龙泓泉与小龙泓洞映照春华秋实，那一弯隽秀的锦带桥将古今印学之脉传承拓展。就在这一天，数峰阁边召开印社正式成立大会，订立契约章程，确立“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建社宗旨，一致公推一代书画金石大师吴昌硕为首任社长。西泠印社的建立，标志中国古代印学史的终结，中国近代印学史的开始。而由缶翁出任社长，亦标志西泠印社鼎盛期的到来。

西泠印社从建社之初开始，吴昌硕就旗帜鲜明地提出：“顾社虽名西泠，不以自域。”从而打破以流派为归属的格局，突破门户疆界，体现出开放意识，即地域不分南北，印派不管何家，使印社具大文化建树。而由吴昌硕为社长，此举无论当时还是日后都充分展示其先进性和优越性。吴昌硕不仅是一位富有创造精神，且在书画篆刻上艺领群雄的大家，其任印社社长时正是其艺术进入最辉煌期，他的担纲，使西泠印社在社会影响上得到确认，在艺术地位上得到提高，在创作走向上得到引导，使其能迅速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同时，吴昌硕在印坛领袖地位的确立，也是从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为标志的。而且他具有领袖的亲和力及包容性，并对西泠印社的文化建设和印学推进倾注全力，为西泠印社留下不少具有名胜价值的文物。

吴昌硕

1914年仲春五月，他以精湛古穆的石鼓文书写了《西泠印社记》，并勒石镌刻成碑。1916年“燕子来时春社”的时节，他作《西泠印社图》题诗云：“柏堂西崦数弓苔，小阁凌虚印社开。”深情地赞美了西泠景色优美如蓬莱仙境。特别是1917年春深如海的五月，缶翁镌刻了一方著名的朱文印“西泠印社中人”，取石鼓篆法，封泥遗绪，古逸浑穆，雍容典雅，系缶翁金石经典之作，而且此印更为重大的文化意义和人文价值，是一代大师对自己印人身份的认同和金石精神的皈依。从此，每一个西泠印社社员，均以“西泠印社中人”自诩，成为一种印社集体的精神旗帜。

西泠印社具有的这种公共意识，还体现出国际性。印社创始不久，日本篆刻家河井仙郎在上海拜师吴昌硕后慕名来到西子湖畔，和西泠四君子叶为铭、丁辅之、王福厂、吴石潜订交，交流印学、鉴赏古印、品评用刀。其时加入西泠印社的还有日本文学家、篆刻家长尾甲。由此可见，作为篆刻母国的首创印社，不搞独尊、不行封闭，以开放的雅量吸纳海外社员，显示远见卓识。同时，这对日后西泠印社在日本的影响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并开吸收海外社员之先河。

尽管西泠印社为民间性社团，但社长吴昌硕是一位很有公共精神的艺坛巨擘，他在1917年早春二月题赠印社的对联中就坦诚：“印岂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正是在缶翁的领导下，印社从初创开始就推崇精英意识，唯才是举，贤者入社。摈弃了历代士大夫阶层所讲究的门阀圈和贵族气，从而真正达到一流的艺术社团水准，这在当时的确颇为令人刮目相看。印社中云集了著名的学者、教授、文学家、书画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鉴赏家、出版家等，而且均是泰斗级的。如胡菊邻书画印三绝；李叔同是一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戏剧、音乐、书画、篆刻乃至教育上颇多建树；马衡系文物金石学家，是中国现代金石考古学的奠基人，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出任西泠印社二任社长。此外，还有国学大师、古文字学家王国维，词学巨擘朱彊村，经史学家、书法大家沈曾植，文化名人、大教育家经亨颐等。他们的入社或雅集，奠定了西泠印社在印学上的制高点及艺术上的权威性，其意义远远地超越篆刻范围，具有文化社会学的创建性及人文艺术学的开拓性。一个印社，拥有如此众多的文化巨人，形成群星灿烂的格局，可称之为独特的“西泠现象”。

吴昌硕长期与艺界学林的鸿儒大师、名家精英交往，博览各大藏家的历代钟鼎彝器、名家书画、金石碑帖、珍本古籍等，因而在西泠印社倡导并形成良好的艺术氛围和学术环境。印社正式创建后，每年春在清明，秋为重阳，社员及同好雅集西泠，观摩书画印作，探索风格流变，考订鉴赏秦汉古印、交流研讨印学艺理，同仁诗文联袂唱和，至今令人仰慕。而西泠印社正是利用群体的优势，有组织开展学术研究，仅以西泠印社的几任社长为例，他们各有自己的学术强项，如吴昌硕在石鼓文的研究上别开生面，马衡在金石学的研究上独树一帜，张宗祥在版本学上的研究堪称泰斗，沙孟海在印学史上的研究探幽抉微。

正因西泠印社的成员结构是社会精英型，成员素质是文化大师型，因而使西泠印社从成立之初起，就显示强烈的社会参与精神，亦有深沉的家国忧患意识，这既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传承，也具有新文化思想意识的弘扬。因此，印社在保护传统文物、搜集金石碑版、整理古籍印史等方面都不遗余力，如被传为佳话的是缶翁为抢救、保护珍贵文物《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所作的努力与贡献。吴昌硕从1913年出任西泠印社社长至1927年他归道山，这15年不仅是他一生中最辉煌期，也是西泠印社最璀璨期，从而“高风振千古，印学话西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