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稳定支持，不设常规考核！上海交大思源研究院成立，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无人区”

投人不投项目；建立10年长周期稳定投入机制；不设年度考核、不设阶段性研究目标，建立基于好奇心驱动、从兴趣出发的科研创新支持体系；对青年科学家勇闯基础科研无人区的课题乃至设想进行超常规支持……上海交通大学思源研究院12月21日成立。

新成立的思源研究院将从管理体制机制的系统性改革入手，让支持青年科研人员勇闯基础研究无人区成为制度性的安排，并且创新基础研究组织模式，深化人才和科研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符合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和支撑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研究环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担任首任院长，成立仪式上，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刘江来、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钱小石以及医学院研究员叶菱秀被聘为首批“思源学者”，学校还为他们配备了思源导师，首位导师是李政道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洪。

上海市副市长解冬出席研究院成立仪式并为研究院揭牌。

“没有稳定的支持，科研的冷板凳不那么好坐”

“没有稳定的支持，科研的冷板凳并不那么好坐，尤其对于青年科研人员来说，更是如此。”在研究院成立仪式上，首批思源学者钱小石由衷地感慨。

他是颠覆性制冷“电卡制冷”领域的青年专家。在2018年回国后就与团队一直从事面向实际应用的变革性技术基础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实际上，电卡制冷研究直到去年才热起来，一年有了300多篇论文，而这个方向出现至今一共只有一千多篇论文。

钱小石坦言，对于冷门方向，特别是离工程化尚远的研究，基础研究的发展难以脱离工程应用验证。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往往是从工程应用中提出来的，因此，了解产业现状、关注工艺、寿命、良率等蕴含的科学问题往往是冷门领域破局的关键。由于他的研究方向太过冷门，为此，他还自己创业进行工程验证。

“回国后，如果不是有学校的两次支持，我的研究很难坚持至今。现在思源研究院成立，对这些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成为制度，将给青年学者带来很大改变。期待我们的基础研究成果能够赋能未来的变革性技术，在下一个产业革新中留下我们的印记。”钱小石说。

基础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对稳定支持的迫切需求，此次首批受聘的思源学者，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刘江来同样深有感触。

刘江来参与了PandaX项目组进行暗物质研究，全世界科学界对于暗物质的研究已超过百年，但是至今尚未有突破。刘江来说：“从PandaX启动开始，此后5年，整个项目组才发表了第一篇论文；7年后的2016年，我们的探测设备升级到与发达国家已有设备的灵敏度相当；直到最近一两年，项目组才真正进入了暗物质探索的无人区。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全世界科学家都解决不了的，我们可以写自己的教科书了，我想，这才是基础研究的常态。”

由于传统的竞争性科研经费往往投给一些有着确定目标的项目，并且一般最长周期也就是5年。刘江来坦言，“如果不断参加竞争性项目的评审，专家每次看到同一个项目申请经费难免‘审美疲劳’。对基础科学研究人员来说，每次也不可能就同一个项目编不同的‘故事’。成为思源研究员并获得稳定的支持，对我们这样的科研人员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大特点，为年轻人勇闯无人区提供支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大校长丁奎岭介绍，思源研究院建立以“大师荐人才、人才荐人才”等多渠道主动寻觅跟踪机制，瞄准全球范围内基础研究顶尖科学家和最杰出的青年学者，攻关前瞻性、挑战性、高风险、高价值的科学难题，不拘一格的方式汇聚全球顶尖基础研究青年人才。

“我们将面向全球选拔青年人才，以及在校内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遴选出一批勇闯‘无人区’的从事基础研究的优秀科研人才。”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基础科学研究是为全人类探索科学的边界，寻求科学最深处的奥秘。好的科学研究应该面向全球开放、交流，而不是把眼光局限在国内、甚至校内的小小天地。同样，面向全球遴选青年人才，也才会让整个人才体系有更强的活力。

思源研究院除了鼓励科研人员探索未知之境，从事颠覆性的基础研究之外，对于前期已打下良好基础的青年才俊，研究院将充分发挥好自身“孵化器”作用，依托经验丰富的思源导师，加强有组织科研，坚持目标导向牵引基础研究，从而打造最适合青年科学家成长成才的科研环境，重施肥而非收割，强化“助长不拔苗”，充分激发各类人才潜能，使之成长为能堪大用的栋梁之才。

研究院还将创新“1+X”管理范式，即“1个总体协调机构+X个学术实体”的共建合育模式，打造基础研究高端人才政策特区。其中，“1个总体协调机构”由校长直接领衔，组建专职管理团队，畅通对话渠道，精准对接需求；“X个学术实体”为人才提供顶尖的研究平台支撑。

同时，思源研究院集聚上海市和上海交通大学各方面资源及优惠政策，对人才在各方面给予超常规支持和服务，使优秀基础研究人才心无旁骛地从事研究。

看似转变科技投资方向，影响的或是科研文化

不论是上海交大刚刚推出的思源计划，还是不久前复旦大学的相辉计划，这两项计划都有共同特点：支持的是人，而不是项目；面向全球青年科学家开放；稳定支持至少10年，不设常规考评；评委以及评审过程都保密，评委可能来自校内也可能来自校外。如果说这些计划都是对科研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方向”的变化，最终改变的也是科研文化和整个科研生态。

从两个计划目前的入选人员来看，虽然平均年龄都在40岁以上，但是两个计划都不约而同地提出，“目标人群”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事实上，从创新活力来看，大多数科学家创新性最强的时期和成果产出的黄金期都是30岁到35岁左右。盘点今年新当选两院院士的科学家的经历可以发现，大多数科学家都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科研成果产出最高的年龄段是在35岁左右，不少科学家也谈到，自己在科研的起步阶段遭遇过经费难题。

就在不久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在谈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研文化时提及，他在和年轻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很多青年科学家都处于“饥饿”状态，他们永远在找经费、找资源，但是和他们交流却能发现这些青年科学家们想法和点子很多。

事实上，长久以来，青年科学家为了争取经费支持而需要不断争取竞争性项目，这些竞争性项目固然很重要，但是对于长周期或者有更多不确定性的基础研究而言，不少科学家必须通过不断“编故事”来竞争经费，而一些青年科研人员更是必须背靠“大树”，才更容易争取到经费。长远而言，不仅对基础研究发展不利，也不利于健康的科研文化的建设。

事实上，除了思源计划和相辉计划这样的人才计划，这两年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越来越多，包括提升青年科研人员在科研事务的参与度。在今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评审中，就是由中青年科研人员先进行投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增加了青年科学家在科学事务中的话语权。

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作为沪上两所有着风向标意义的高校，他们相继推出思源计划和相辉计划，对青年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的稳定、持续的支持，也许将会在未来带来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