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曾于上海掀起的近现代帖学复兴，告诉人们海派书法何以持续涌动着能量

 

近现代海派书法在整个书法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碑学”与“帖学”两大系统同时在这片土地上敷畅而有为，大师迭出。尤其在“碑学”大兴，“帖学”式微之际，以沈尹默、潘伯鹰、白蕉为代表的帖学大师崛起，重新复起因碑学大兴而几近中断延续千年的“帖学”传统。

2023年恰逢沈尹默诞辰140周年，2024年恰逢潘伯鹰诞辰120周年，程十发美术馆今天启幕重磅跨年大展“百年谁断——近现代帖学的振兴暨沈尹默 潘伯鹰 白蕉书法学术特展”，分“帖学仰宗”“友旧高墨”“景贤思齐”三大版块集结165件（组）书法作品，在各时代书家笔端的意态飞动与气象万千之间回首近现代帖学的振兴之路。

展览总策划之一、上海中国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江鹏告诉文汇记者，这个展览从策划选题到最后呈现，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可谓上海中国画院和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首次联合举办的跨年书法大展，也是同时呈现沈尹默、潘伯鹰、白蕉三位帖学大师作品的首个书法学术特展，其规模之大、作品之精、展期之长，堪称史无前例。包括沈尹默已知最大尺幅作品——高近3.6米的行书《为有·敢教》七言联等在内的一批作品首次公开亮相。

而之所以策划这个大展，江鹏坦言，一方面是想深入挖掘沈尹默、潘伯鹰、白蕉三位帖学大师为帖学振兴所作的巨大贡献，赓续延续千年的帖学传统，另一方面则意欲进一步夯实上海中国画院国画、书法、篆刻等艺术门类的学术体系建设，推动画院高质量发展。

展览总策划之一、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丁申阳提到，将沈尹默、潘伯鹰、白蕉的作品放一起，并将他们同时代的书法大家如于右任、鲁迅、刘海粟等20多位名家作品并置于一个板块展览，确实难得，尤其是展览还展出了活跃于上海乃至全国的一线书家作品，充分体现海派书法的传承意义。“之所以将这个展览定义为学术特展，就是强调展览的学术性，想要提醒学书之人不能简单地以技法来认定一个书家的成功与否，而是要以各方面的修养来成就书家。他们三人或在诗词、或在小说、或在绘画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都是守正创新、师古而不泥古的典范，将书法作为艺术来传承美学，彰显中和之美、人本精神、自然流露之艺术观的模范带头人，不愧为海派书法的最重要人物。”

三位帖学大家精品云集，揭示近现代书法革新为何落脚在上海

事实上，此次展览的两大主办方——上海中国画院和上海市书法家协会有着深厚的渊源。1961年4月8日，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前身）成立，研究会挂牌、办公均设在上海中国画院。作为上海中国画院第一批画师的沈尹默，任研究会主任委员，为书法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与任副主任委员的潘伯鹰以及同为画院画师的白蕉，共同致力于书法的研究、实践与弘扬，让帖学一脉得以传承与光大。

展览策展人之一、知名美术史学者、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论和策展委员会副主任汤哲明告诉文汇记者，碑学与帖学之争，是清代乃至民国书法史上引人关注的现象，也是一场浩大的艺术革命。碑学兴起源于革新束缚艺术、以书取士，以帖学为基础的馆阁体，碑学引领了百年的艺术风尚，也推动了画坛金石写意风的兴盛。然而，具千年底蕴、历来作为书坛典范的帖学，在其实现自我更新后的凤凰涅槃同样势必发生。而沈尹默正是20世纪帖学复兴的旗手级人物，与同属这场潮流中的大师级人物、其毕生挚友潘伯鹰，画院同仁、王书圣手白蕉等，共同掀起近代书史上新一轮帖学复兴运动，令新一轮的书法革新落脚在了上海，为上海书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汤哲明特别指出，沈尹默、潘伯鹰等复兴的帖学，是在融汇碑学与帖学双重精华基础上的一种重构。并且，此次聚焦的三位书法大家既在书法创作上勤力，也留下一批书法理论著作，可谓实践与研究并重。这些都让他们的作品值得咀嚼。

展览策展人之一张恒烟向文汇记者坦言，展览之名“百年谁断”取自沈尹默行书《与豫卿夜话因赠》中的“长留一卷诗，百年谁能断？”他想以这种反问中带有肯定的语气，彰显三位帖学大师的历史定位，同时沈尹默这话本身也是一种自信的表达。

沈尹默在晋唐一体观念基础上，重建了现代帖学谱系，在反思清理清代碑学之弊的同时溯本正源，重构了以笔法为核心的帖学传统，精妙雅健，被誉为一代宗师。

“沈尹默以笔法精妙著称，这种精妙之处在小字中会体现地更为清晰。此次展览展出了他的很多小字作品，包括小行书、小楷等。”张恒烟说。此次展出的书写黄山谷《跋苏东坡水陆赞》的小幅行书条幅，为沈尹默71岁所书。通篇清新雅致、婉转自然，形质与神采兼具，法度与才情共显。作品自上而下，前后照应，如“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十数字，点画节奏明快，抑扬顿挫，时而沉着，时而飞扬，变化随心所欲又在法度之中。沈尹默强调书家在对“法”与“势”的转化中最应注意的是对毛笔的提与按，只有明晰提按关键处笔锋才不至于缠扭起来，从而“万毫齐力，平铺纸上”。这幅作品显示，沈尹默的书法实践与其书学主张是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

尽管沈尹默的书法以小尺幅以及小字居多，此次展览却也罕见展出了一幅丈二大字对联，高近3.6米的行书七言联，书法的气势与书写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相得益彰。这是沈尹默已知最大尺幅作品。在这幅作品中，只见沈尹默有意识地加入了枯笔，使笔画更显苍劲老辣，让人们看到他在精细雅致、秀逸婉转风格之外的另一种书写风格，即质朴苍茫、大气磅礴。“从中可以感知沈尹默同时具有碑学功底。”汤哲明告诉文汇记者。沈尹默书法风格的影响持久而深远，雄强劲健的北碑品格融入帖学笔法中，造就了沈氏碑底帖面的鲜明书风。尽管这幅作品气魄斐然，其实每个点画的起收都恰到好处，在纵情挥洒中都能保持笔笔到位——沈尹默是一位细致严谨的学者，追求的书法风格首先是精微，其次才是广大。

书写在红底洒金笺上的五言联“仙苗寿日月，宝历顺星辰”，为展厅增添了几分喜气。1962年底，上海市文化局为庆祝沈尹默八十寿辰，在上海美术馆举办“沈尹默先生书法展览”，该作正是当时展出的120件作品中的一件。作品一旁的老照片恰可为证，那是当年开幕式上沈尹默、褚保权夫妇与胡问遂观展时所摄，照片中左侧的作品正是展出的这幅对联。

潘伯鹰以一代作家身份，晋身书坛，耽于翰墨，从容堂正，名高一代。

一幅行草七言联，颇见潘伯鹰书法之功力。上联“百篇出箧自新得”出自宋代诗人陈诗道诗篇《谢赟阇梨见访》；下联“千里诗盟忽重寻”出自宋代大文豪苏轼诗篇《答仲屯田次韵》。潘伯鹰将此集联书写得字字珠玑，遒劲稳重，刚中有柔，刚柔结合，是其书法扛鼎之作。字字结构有法，字字结体显示出美感，字字沉稳厚重，楷、行、草笔法并重，相得益彰。如“出、千、里、盟、重”等字稳如泰山，显出楷法的厚重安稳，又不失行书的清秀韵味；如“篇、诗、忽”等字，显示出草书的秀劲，又不失其稳中灵动飘逸。

随笔抄录的李白、陶渊明等人诗词，以及对毛笔、笔法等评述文词，汇成潘伯鹰洋洋洒洒的行书古诗文。内容虽多为随笔抄录，但全神贯注、一气呵成，行草杂糅，以“二王”气韵为主，结尾之处的大字行草尤为精彩，潇洒飘逸，作者将所学所想淋漓尽致书于纸面。

白蕉以异于常人的颖悟感知，直挹魏晋风度，得之在韵，散淡虚和，风旨玄远，有言外之意。

“古人惜寸阴及时当勉励，丈夫志四海所惧非饥寒”，此次展出的这幅泛黄的对联，是1943年白蕉举办第三次金石书画个展时的展品之一。当时报纸介绍：“出品中有对联百余幅，联句以格言为多，足当座右铭。”从书风上看，此联虽不是白蕉成熟时期的典型作品，但已面目初成，卓有可观。这时他的笔致虽仍见质直，但已趋于丰润，脱略寒俭意味；字形略长而趋于方整，更接近成熟期风貌。

写书法之余，白蕉最喜欢的便是画兰花，被称为“兰花王”，其笔下的兰花风姿绰约，飘逸清新。此次展出的一套十二开《闲人忙事册》，书、画、文俱佳，画均为白蕉最为拿手的兰花，书法内容均为白蕉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题兰诗，书法是其成熟时期的典型风格，丰润洒脱而不拘于一点一画，大小高低错落，随意写就，总体风格又十分统一和谐。

为了陈设白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兰题杂存》，展览特意搭建了专属展台。这是朵云轩收藏的一幅长达5米的手卷，内容为白蕉写兰论艺的札记，文字清通简要，词约而理赡，以他最为擅长的行书写就，双美并臻。通篇以文段为节，形成自然的章法，错落参差，极具音乐韵律之美。字体大小一任自然，或行或草，随势生形，张弛有度，风流蕴藉，高蹈绝俗，生气远出，魏晋风流于此隐约可见。

展现海派书法的传承意义，照亮当下书法的发展前路

每个时代大师的产生，都不是独立云端的绝缘存在，除了本身的天赋、志向、勤苦之外，所处时代的各种因素也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回看沈尹默、潘伯鹰、白蕉三人的交谊圈，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群体文化素养与艺术修为的高度。于右任、鲁迅、吴湖帆、徐悲鸿、谢稚柳等无一不是大师级别的人物，书法皆粲然卓立，非同凡响。此次展览也由“友旧高墨”板块，以群体塑像般呈现他们的书法，一定程度上为人们了解三位帖学大师的成功之路，提供可资参考的时代艺术背景，同时也为当下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更具深度的思考。这些所谓的书法家，皆非仅是朝夕笔砚不及其余的行家，书法之外更兼多重修为，甚或书法非其主业，这对当下书法的发展现状，无疑具有参照价值。

借展自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书法李贺《南园十三首》之七，出自鲁迅之手。这是一首抒怀之作，前两句写古人，暗示前车可鉴，后两句写自己，宣称要弃文习武，易辙而行。从中能够看出，鲁迅对于线条有着极强的感悟力和表现力。笔法上，他用草书省略、合并的方法来处理，使其笔画短促有力，字形宽博萧疏，意趣盎然。运笔上，他则不拘成法，删繁就简，极少采用繁复的诸如藏锋、回锋和复杂的提按，也没有令人炫目的草书的缠绕、连带。

《白蕉自订书画篆刻小约》是1930年徐悲鸿为年仅24岁的白蕉所写。这其实是一份书画价格表，却不谈钱财，而以文房清供用具多寡而定，对需求者传递“我本不肯卖”的态度，在古今润例中绝少见到。不容低估的，更有徐悲鸿的书法。作为康有为的入室弟子，徐悲鸿的书法颇有建树，但又能脱离康有为的碑学影响，博涉多优而又见性情。

行书《风景·江山》六言联，书有“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可谓吴湖帆晚年的精品之作。作品绝无垂垂老态，用笔奔放恣肆，枯湿粗细一任自然，笔势连绵跌宕，腾挪流利而又节节加力，停蓄有度，显示出高超而稳健的用笔技巧，让人们看到吴湖帆艺术风格中狂纵的一面。

国画泰斗程十发此次展出了一幅书写苏轼《琴诗》的作品。他的书法作品颇有特色，得益于秦汉木简及怀素狂草，善将草、篆、隶结为一体，因而达到了新的境界。此幅作品程十发创作于古稀之年，其行字软润流畅，多圆笔，少方笔，中锋、侧锋并用，布局开阔大气，自由奔放，气势雄浑，达到一种“我手写我心”的境界，不拘泥于点画上的精雕细琢，而是处于一种本真的书写。

以书写沈尹默、潘伯鹰、白蕉三位帖学大师的诗词、文章为主，展览还在“景贤思齐”板块邀请当今三十余位有影响的海上书家致敬前贤。他们大多受到第一批海派大家的耳提面命，耳濡目染，同时又恰逢新时期书法事业的复兴，在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活动组织、书法出版等方面都做出重要贡献，可谓既是旧传统的薪传者，也是新潮流的开拓者、引领者。身具传统与现代双重意义的这一批海上书家的作品，让人们对于海派书法的未来充满希望。

此次展览由上海中国画院、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上海市文物交流中心、上海鲁迅纪念馆、朵云轩支持，将持续至2024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