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如是写道。

对梅兰芳而言，1913年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秋冬，19岁的他首次赴沪演出，开启与上海近半个世纪的情缘，深刻影响了他此后人生与京剧艺术的发展。上海之于梅兰芳，并不止于“成名福地”，而是一座城与一个人的双向奔赴。在这片沃土上，他的艺术与精神双双达到了新的境界。反过来，他也发展、丰富、提升了上海城市文化。

正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热展的“梅绽东方——梅兰芳在上海”特展和配套举办的系列主题讲座，深度阐释了梅兰芳与上海这座城市互为影响的多重关系。

文化的结晶，城市的名片

■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上海对于梅兰芳而言是一个新天地。这个新天地可以用四个词形容：一是大，城市体量大；二是多，娱乐品种多，戏剧人口多；三是洋，市政设施洋，舞台设施洋；四是新，思想观念新，艺术风格新。

来到上海以后，梅兰芳与一个新的网络发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新的网络指两个方面：传媒与人脉。

晚清以后，上海成了全中国现代传媒最发达的地方。无论是外国的报纸还是中国的报纸，无论是中文的杂志还是西文的杂志，上海都在全国占有很大比例。晚清时期，上海出的新期刊，占全国大约40%，到后来就更多了。

梅兰芳的艺术团队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高度重视新式传媒。翻看梅兰芳的回忆录，可以发现，他们一到上海，第一个去拜访的地方就是报馆，申报馆、新闻报馆、时报馆等。这些报纸对梅兰芳宣传比较多，影响深远。

梅兰芳不仅重视中文传媒，也重视与外国报纸的联系。我查阅过，在西方报纸上一共有676篇与梅兰芳有关的文章，有的讲述梅兰芳在干什么，有的介绍梅兰芳艺术特点。1923年，梅兰芳接受《上海泰晤士报》采访，专门谈对戏曲艺术的理解。1924年，梅兰芳在西文报纸上发布征求意见的专信，欢迎大家对戏剧演出进行评论，所征集到的意见也在报纸上披露。1926年他特地应邀去参观《字林西报》，相关的报道记载得非常详细。他还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与英国领事馆、法国领事馆、美国领事馆、日本领事馆等往来，宣传中国文化。与他来往的，除了外国领事，还有外国商人、医生、演员等。有一年圣诞节，他给外国友人寄的贺卡就有240多张。

梅兰芳应邀赴美、赴苏演出访问是在20世纪30年代，其实，在此之前，他就有很强烈的中外文化交流意识，注意向外国介绍中国戏剧。我们今天在理解梅兰芳的成就时，不能光看他艺术造诣，还要看到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作为文化传播先行者，他自觉地学习英文。有记录提到，梅兰芳的外文程度，达到能够看英文杂志的水平。有外国友人把艺术类英文杂志寄给梅兰芳，他自己看了之后觉得哪一篇好，就叫秘书把它翻译出来。

讲到梅兰芳的人脉，我把它划分为四个圈子：第一个是“文艺圈”，包括京剧的、其他戏曲、艺术方面的、电影业的等；第二个是“书画圈”，包括一些学者；第三个是“社会圈”，包括企业家、社会名流；第四个是“外交圈”。

梅兰芳来到上海，长期接触新的环境、新的网络，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梅兰芳是个善于学习的人，他不断学习、不断改进，这就使他的艺术与精神双双达到了新的境界。

需要强调的是，梅兰芳给予上海的影响也很大，上海人要特别珍视、重视梅兰芳在上海文化中的地位。梅兰芳出生、成长在北京，成功、升华在上海。他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对京剧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将京剧艺术推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好水平。凭借聪明睿智、敏锐感知，他去灌唱片、拍电影、学习照相技术等，接触各种新鲜事物。他处事敬，待人厚，律己严，在民族大义问题上毫不含糊。

梅兰芳一生，所受评价多是温文尔雅，说话轻声慢语。但据他的一位贴身秘书回忆，梅兰芳发过三次火，有一次是与上海有关，跟演戏有关。梅兰芳到上海演出，市场火爆，剧团没有向他汇报，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擅自涨了票价。梅兰芳获悉以后，便找戏班子里面的人，找他的秘书问明究竟。他说，你们总想着要钱，眼里有观众吗？他原来对秘书一向十分信任，因为这件事，好几天不和他说一句话，非常光火。他光火，是因为心里想着观众，想着他的事业，想着京剧艺术质量。也正因为做事高度负责，他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概括地说，上海对于梅兰芳的意义就是：上海城市文化滋养、升华、成就了梅兰芳，梅兰芳发展、丰富、提升了上海城市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梅兰芳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结晶，上海城市的文化名片。因此，我们举办“梅兰芳在上海”展览，研究梅兰芳与上海的关系，探讨梅兰芳对这座城市的贡献，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从“一代伶王”到“人民艺术家”

■ 刘祯（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

梅兰芳，20世纪一位伟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关于他的故事，大多着墨于1949年之前，1949年之后涉及的不多。事实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1年梅兰芳去世，这十多年是他壮丽艺术人生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段经历，梅兰芳就不能称之为梅兰芳。这一时期，梅兰芳的视野格局，他的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确定了方向，知道自己的艺术为谁服务，目标是什么。他完成了由杰出爱国的“一代伶王”向有理想有信仰和高度文化自信的“人民艺术家”的历史过渡。这样的一种转变和升华，与时代发展及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梅兰芳对新的制度、新的社会、新的时代有一定了解之后，对自己身份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艺术劳动者，这也是他在入党志愿书里所写的。梅兰芳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其对共产党较为深入的认识，从上海解放开始。据福芝芳《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记载：“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一天清晨，梅兰芳就上街了，远处还可以听到隐隐的枪声，在建国东路，他看到许多解放军战士军容整齐，都睡在马路边。回家后，他称赞共产党军队纪律好极了。”

紧接着，梅兰芳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人民的戏曲事业中，先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和中国戏曲学院院长等戏曲领域许多重要职务，并马不停蹄地深入基层演出。其时他已经50多岁，此前还有抗战八年的息演，他却始终活跃在演出的舞台上，到全国各地，为工人、农民和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服务，到抗美援朝前线，到福建前线，慰问和鼓励那些最可爱的人。

他每个档期的演出，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场两场，而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且不是以他为招牌，而是以他为主演。以梅兰芳1956年演出为例，1月在北京，2月在南京，3月在泰州、扬州，5月26日至7月16日在日本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地，9月在北京，10月上旬在上海，10月中旬在杭州，11月在南昌，12月在长沙，1957年1月从长沙又直接到武汉，受寒感冒，嗓音发哑，病休后又在武汉演出，包括为武钢建设者作了两场慰问演出，一直到2月25日回到北京。日本回国后的这次浙、赣、湘、鄂演出，前后持续达近4个半月，此时的梅兰芳已经62岁，这需要具有怎样的精神和力量。在各地演出，梅兰芳平易近人，他提的唯一条件是，压低票价，希望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看得起他的演出，以致于许多售票点艰难维持购票秩序。

梅兰芳的入党志愿书写于1957年12月，入党《自传》写了近万字，详细汇报自己的经历、剧团、社会关系、家庭情况及入党理由等。1959年3月16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研究通过梅兰芳为预备党员；3月2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党员全体大会决议通过梅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1日，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这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梅兰芳新排了他1949年后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新戏《穆桂英挂帅》。该戏成为梅兰芳晚年一部代表作，在入党宣誓仪式上，梅兰芳也讲到该戏的成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编导、剧团同仁以及文艺界朋友们的大力帮助，我想把这个戏搞好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梅兰芳最后之十余年，真正从文化和理论两个层面明确了“梅兰芳”的意义，他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厂矿部队不遗余力地去演出，是一种认识了艺术真谛和自我价值的回馈与报答，所以他每到一地所迸发的民众“狂欢”和热情，是艺术与观众最本原的交流、融汇。

为什么是上海？

■ 周群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党总支书记、馆长）

1913年11月，19岁的梅兰芳首次来沪演出，一炮打响，至2023年恰是110周年。基于梅兰芳的艺术影响力和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尤其是促成梅兰芳成功的巨大城市背景——上海，我们觉得很有必要举办一场从上海城市切入的传统曲艺展览。于是，2023年底，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从“上海”和“梅兰芳”两个关键词入手，推出了“梅绽东方——梅兰芳在上海”特展。

为什么是上海？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品格与文化魅力是如何滋养梅兰芳的艺术人生？上海这座城市的宽阔胸怀与海纳百川的气度，是如何为梅兰芳创新京剧艺术提供一片沃土？上海这座城市又如何吸引各方文化名人与艺术大家汇聚黄浦江畔，融古求新、追求更新更好更美的高度？上海的魅力在哪里？对于千千万万来这座城市求职、工作、生活和发展的人而言，她的吸引力和魔力，到底在哪里？“梅绽东方——梅兰芳在上海”特展，帮助我们从历史的视野来揭开谜底。

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其盛名、其品格、其情怀，恰与上海城市高度契合。传统京剧在上海得到不断丰富，这种时代、文化与精神品格在梅兰芳的京剧表演艺术中凸显。梅兰芳来到上海后，看到新式的技术、舞台和灯光，他到各个戏馆去观摩，去新式剧场“新舞台”观看时事新戏，也观看春柳社演出的话剧。那些灵活、新颖的舞台装置、灯光效果和表演技巧等令他倍感新鲜。城市蓬勃的商业气息与多元包容的海派文化，带给他无限的创意，更提供他借鉴、学习的案例。在与申城相伴的几十年里，梅兰芳带领戏曲艺术走出国门、蓄须明志、迎接解放并焕发新生，都与上海这座伟大城市呼吸相连、相互映射。可以说，上海成就了梅兰芳，上海成就了传统京剧的创新，上海也打开了梅兰芳新的人生世界，也开辟了他艺术求索之路的新天地。

梅兰芳是6000年上海历史中的一个缩影，是这座城市中一个有情有爱有节的上海人。6000年前，来自苏南浙北最早的一批上海人，在东海之滨的上海，耕种孕育，披荆斩棘，马家浜文化时期留下了上海居民最早的历史痕迹；随后上海出现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成为早期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的重要节点；此后，中国南北文明与人群在广富林文化与马桥文化中传承、交融、碰撞；从青龙镇到松江府，从董其昌到徐光启；从云间溢彩到沪滨扬帆、融入世界；从一群年轻人在这里创建中国共产党，到今天伟大的新时代，上海因其“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不断开创着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新局面。

上海，可以带给我们6000年历史的文化自信；上海，可以传承我们6000年南北东西文化的滋养；上海，6000年孕育的强大城市精神品格散发着强大吸引力与无穷魅力，让“近者悦、远者来”，为美好生活、精彩人生、心中梦想而奋斗努力。开放、创新、包容的特质，吸引了包括梅兰芳在内的许多人来到这片沃土，在此激荡、碰撞、融合、创新，成为上海新的一分子，成为让我们一同骄傲的东方之子。

梅兰芳曾在上海，还有无数个“梅兰芳”正在上海，并继续创造着新的奇迹。欢迎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欣赏“梅绽东方——梅兰芳在上海”特展，解读这座伟大城市的基因密码。

梅兰芳与上海结缘，意义非凡

■ 周锡山（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梅兰芳与上海的结缘和定居上海，对于他个人和20世纪中国的戏曲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梅兰芳在上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在北京时期，自1913年第一次来沪演出至1932年，20年中，共来沪演出10次。第二阶段，1932年—1951年，定居上海时期，除了1938年年初至1942年夏搬去香港居住4年半，在沪居住岁月实足是15年，共在上海演出9次。第三阶段，他回北京时期，1951年—1961年10年间，共来上海演出3次，最后一次来沪演出是1956年9至10月。

梅兰芳之子梅葆玖生前曾指出：“上海这座城市，承载了中国近代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是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一个京剧重镇，特别对于我父亲梅兰芳的艺术生活，以及梅派艺术的发展，都有着极重大的意义。1913年，父亲首次登上申城的舞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演艺生涯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关键’。”

梅兰芳1913年第一次来沪演出的头一站是在张园举办的堂会。梅兰芳以二牌旦角的身份为头牌须生王凤卿配戏，演出《武家坡》，赢得与会的上海新闻界、金融界、文艺界名流的一致叫好。10月31日起，在四马路（福州路）大新路(湖北路)口丹桂第一台（后为青莲阁）演出。这是当年首屈一指、令人瞩目的新式剧院。王凤卿和梅兰芳演出了《彩楼配》《玉堂春》《女起解》《雁门关》《御碑亭》《宇宙锋》《虹霓关》等戏。梅兰芳回忆：“外面的舆论，都说这次新来的角色，能唱能做、有扮相、有嗓子，没有挑剔。”

11月16日，王凤卿提携梅兰芳第一次贴演扎靠戏《穆柯寨》，也是他第一次唱大轴戏，效果甚佳，大受欢迎。因而又动意排演头本《虹霓关》，与二本《虹霓关》连演。梅兰芳在头本中饰东方氏，二本饰丫环。这种一人两角的演法，非常新颖，为日后诸多旦角演员所效仿，从此开创了京剧舞台上“一赶二”“一赶三”演法的先例。

一个月后，原本演出合同期满，但在丹桂第一台经理许少卿的盛邀下，又继续演出半个月。梅兰芳为期45天的第一次赴沪演出使得他身价倍增，载誉返京遽然成为头牌旦角演员。1914年秋冬之交，梅兰芳第二次来上海，唱了34天的戏。此后，又连续到沪演出，获得非常大的成功。

梅兰芳与申城的关系，首先是梅兰芳得到上海不可或缺的最巨大的帮助，意义非凡：青年梅兰芳在上海演出的成功，确立了他的一流京剧艺术家的地位，也改变了京剧演出的格局，京剧从老生为头牌，逐渐转向青衣为头牌。梅兰芳在上海接受新的艺术观念、思路、思想后，扩展和发展了他的京剧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比如在剧本创作、灯光、化妆、服装设计、伴奏音乐等方面有很大的改进，同时适应观众的“听戏”转化为“看戏”，增加了演和舞的分量。

梅兰芳赴美演出、赴苏演出，都是从上海出发，乘船前往，回到上海。上海为梅兰芳赴美演出提供了三分之二的经费，举办了3次欢送会、2次欢迎会。梅兰芳赴苏演出，上海为其举办了1次欢送会、3次欢迎会。当时，只有在上海，才能组织起这样大规模的高规格的多次迎送会。

1932年冬天，日寇侵略华北的气势嚣张，梅兰芳携家人迁居上海，先暂住在上海沧州饭店，一年之后，租下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78号）整栋带花园的房子。梅兰芳定居上海时期的经历非常丰富：自1933年在上海天蟾舞台上演了创编新戏《抗金兵》《生死恨》。梅派京剧艺术最重要的传承人、梅兰芳的第九个孩子梅葆玖1934年3月29日在上海出生，并在此完成梅派艺术的传承工作。1936年，梅兰芳在上海接待访华的卓别林，还请卓别林去看了京剧《火烧红莲寺》和马连良的戏。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起，梅兰芳蓄须明志，息影舞台。1945年11月，梅兰芳借助昆曲在抗战胜利后于上海复出。1948年，梅兰芳在上海拍摄第一部戏曲电影——彩色片《生死恨》。

梅兰芳在沪结识了美术界的吴昌硕，昆曲界的俞粟庐、徐凌云和俞振飞。因为海派绘画巨擘吴昌硕赠送的一幅梅花图，梅兰芳从此对绘画萌发了极大兴趣，开始学画，一度以作画谋生。在上海昆曲艺术家俞振飞的帮助下，梅兰芳在昆曲领域也成为顶级的艺术家，是“唱念做打俱佳、文武昆乱不挡”的全才；他与俞振飞合作演出的昆曲及其拍摄的电影《断桥》《游园惊梦》等，是20世纪中国戏曲史上标志性的重大艺术成果。

梅兰芳在上海，对京剧和戏曲艺术、对上海和中国文化也有着重要意义。梅兰芳在上海的演出和他的上海弟子，对申城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梅兰芳是京剧艺术家中弟子最多的宗师之一，有105个弟子。上海的梅派演员有著名的京剧艺术家言慧珠、李玉茹、李丽芳、童芷苓等。上海梅派弟子有李炳淑、张南云、夏慧华、陆义萍，和史依弘、郭睿玥、李国静、高红梅、田慧等。

一代戏曲大师与这座城市互为影响的多重关系，值得不断研究。

文：熊月之、刘祯、周锡山、周群华
图：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李婷

梅兰芳在上海：一个人与一座城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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