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在现代文学空间中发现“乡绅” ——读《地方的浮沉：现代乡绅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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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浮沉：现代乡绅叙事研究》，

袁红涛 著，上海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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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的浮沉：现代乡绅叙事研究》， 袁红涛 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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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明清时期以科举制度为基础形成的乡绅阶层，既是沟通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也是地方社会得以稳定的重要因素。但近代以来，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新教育的兴起以及建设现代国家的需要，乡绅及其所经营的地方社会迎来了历史巨变。中国现代文学众多作品叙写了乡绅阶层在现代时期分化、嬗变直至走向覆灭的种种情形，但直到近年来，现代文学中的乡绅叙事才得到研究者的自觉关注。袁红涛的新著《地方的浮沉：现代乡绅叙事研究》直面这一涉及社会、历史与文学的复杂问题，强调在现代文学的地方场域中来动态地认识“乡绅”阶层命运变迁；另一方面，通过对乡绅叙事具体作品的解读，来呈现现代文学中“地方”社会形态的隐现浮沉。新的研究视角的切入，使得众多熟悉的文本呈现出更为复杂、丰富的内涵。</p>
 <p>鲁迅的《离婚》《阿Q正传》《故乡》这些我们都不陌生的文本，经由作者的细致解读而呈现出另一种风貌。对于《离婚》，既有的研究者往往将七大人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形象”且“体现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爱姑则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又有局限性的农村妇女形象。但作者将爱姑与七大人置于中国地方社会的绅-民关系格局中予以审视，认为“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很重要的权力形态——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慰老爷和七大人掌握着绅权，处理乡村事务，实行着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而爱姑和他的父亲找七大人调解家庭纠纷，并非由于他们的“不觉悟”，而是地方社会的自治性使然，“对士绅而言，调解纠纷既是他的权力，也是他的义务；对于村民而言，这既是他们基于实际需要对士绅阶层的期待，他们也以社会舆论、道德评价等方式对这种权力进行约束”。最后，爱姑在见到七大人时的突然胆怯和妥协并非是因为她的反抗性不强，而是她意识到身处绅-民等级格局中，她要面对的是士绅所主导的乡土社会秩序。对“假洋鬼子”，读者常常以这个戏谑的绰号（阿Q对他的蔑称）来表达嘲讽之意，却忽略了他在那个大转型的时代所代表的乡绅阶层分化的迹象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鲁迅自身的人生体验。他“从‘文童’到‘假洋鬼子’再到参加‘柿油党’等身份的变化，以一身包含了新学与旧路、维新与革命、‘地主’与现代知识人等多重矛盾关系初露端倪时的形态”。《故乡》在作者看来，其核心是一个现代知识者的乡愁。小说中的“我”已经脱离了从一个“少爷”成长到“老爷”的士绅生活轨迹，然而故乡仍是士绅社会的延续，于是“我”的返乡只为确认要告别故乡，在陌生的都市里踏上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者未知的道路。《故乡》其实内蕴着“曾延续千余年的士绅阶层在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时刻的深长咏叹”。</p>
 <p>该著借鉴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和视野，对于诸多小说人物形象做出了新的解读。科举的废除和新教育的兴起，切断了传统乡绅与国家权力直接联系的通道，引起了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重构，传统士绅让位于新的绅商或绅学阶层，同时不少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人向城市流动成为自由职业者、公务员、知识分子，由此造成了乡间的“土豪劣绅”一跃而起，填补了权力真空。《地方的浮沉》一书通过大量细致的文本解读呈现了这一变迁过程及身在其中的人物形象。茅盾小说《动摇》中的胡国光就是这样一个混迹于地方社会的劣绅，他利用时事剧变来为自己谋利益，辛亥革命时率先剪掉辫子加入革命党，后又加入商民协会，四处投机拉票当选“委员”，以激进的革命姿态蒙蔽了省里来的特派员得以当选县党部“执行委员”，掌握了更大的权力。《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是钱良材，他奔走于城乡之间，维持着作为传统乡绅的父亲创办的地方公益事业，想以一己之力扭转本县绅界的堕落。但身处新旧交替的时代，他内心充满了困惑、反思和自我怀疑，“‘道’是什么呢？良材苦笑着，却又忍不住想到：‘可也作怪！这一个字，在父亲那时就轻而易举，片言可决，干么到了我手里又变得那么疑难？’”作者独特的研究视角使这一原来常常被忽视的人物因其时代特征而独具意义。相较于钱良材在时代的剧变中坚守地方社会，叶圣陶《倪焕之》中的小学教师倪焕之则揭示了“一个地方社会的读书人最终告别士绅社会空间和士绅传统，寻找新的空间建立新的身份认同，由此探索全新的知识分子道路的历程”。倪焕之生于清末，上过私塾，废除科举后进了学堂，在中学时代经历了辛亥革命，毕业后做了小学教员，在小镇上迎来了五四运动，后在老同学的感召下离乡进城、参加五卅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感到幻灭，最终病死于都市。新教育将倪焕之培养成了现代知识人，改变了他的思想观念，毕业后他虽然不愿意当教员，但作为一个地方社会的边缘读书人，“教员”是他唯一的出路。他逐渐从教师这一现代职业岗位中建立起职业伦理，获得人生价值感和幸福感。他和留日归来的蒋冰如一起推进教育实验，将学校视为引领和改变地方社会的所在，这其中既有他对于现代教育事业的思考，又混合着新士绅对于地方的责任。最后他离开小镇进入城市的选择，正是各地接受了新教育和新文化的青年们告别地方社会、进入新的文化中心城市，从而集聚成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共同历程。以空间转换视角中对倪焕之人生的解读，或许也能引发当代“小镇青年”的情感共鸣。</p>
 <p>坚持将人物身份与其所在的地方社会相联系，该著还发掘了“十七年”文学中的一些乡绅原型。《红旗谱》中的冯老兰常常被视为剥削农民的“地主恶霸”，而袁著则还原了其原本在地方社会的主导角色，而不仅仅是地主。冯老兰后来砸钟、卖钟、侵占四十八亩官地，这一形象折射出的是清末以来的时局动荡、制度变革所导致的“乡绅对于地方社会的公益性影响减弱，私利性日趋严重”的趋势。由此还关注到冯老兰的儿子冯贵堂作为上过大学的新一代乡绅，也曾经有过改革乡村社会的设想，只是后来返回旧路成为了劣绅和汉奸；进而指出从传统乡绅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还有诸多像冯贵堂这样的返乡者因其身份的过渡性而湮灭在文学史书写中。</p>
 <p>“在传统与现代的认知框架外，文学批评同样需要打开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场域，才可能更贴近地把握创作世界的变化，从而回应历史与现实中的复杂问题。”该著正是基于对已有文学研究方法、视野的自觉反思，选择新的研究路径，使得对现代文学中的乡绅书写进行初步系统研究成为可能，也为近年来渐成潮流的社会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做出了富有启示的探索。（<span style="color: #7e8c8d;">作者系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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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潘&nbsp;磊<br>
   编辑：蒋楚婷<br>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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