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问题的对谈

春节前，一位远方的老朋友来看我，他是离休了之后到北京来探亲访友的，阔别了二十多年，很自然地见了面就谈家常，今年几岁了，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心脏病、气管炎之类，谈了这些之后，看见我书桌上有一本《读书》杂志和一本在他看来似乎是很奇怪的书：《第三次浪潮》，于是谈话转到了读书的问题。

“你还像过去一样每天要看两小时的书么？”

“不行了，视力衰退，过去两小时可以看完的书，现在四小时、五小时也看不完了。”

“你比我大七岁，也已经过了离、退的年纪了，还看这些干什么？”

“年纪老了，可以不吃不喝了么？”

“那不一样，不吃饭肚子会饿，不读书……”

“说实话，在知识方面，我现在正饿得发慌。”

他有点茫然，好像不懂我的意思。这位朋友虽然是个军官，但他参军的时候已经高中毕业，也可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但他一直自诩实干家，就是没有读书的爱好和习惯。他顺手拿起那本大概有五百多页的《浪潮》，掂了掂，问我：

“这是讲什么的？”

“讲的是对未来世界的展望，现在有一门新科学，叫‘未来学’。”

“未来学？未来……”

我懂得了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意思是你已年过八十，还有什么未来？于是我笑着说：

“我不是还能站起来和你握手，坐下来和你谈话么？今天不死，就还有明天，明天不就是未来么？”

“不跟你扯这些了，我问你，你是哪一年解放的？回到家里，不是说所有的书，都被抄光了么？”

“书，的确是荡然无存了，用卡车拉走了，经过交涉，七七年冬退回了一部分，其中有一部残缺不全的《资治通鉴》，我历史知识差，就利用这一段空闲的时间读历史，也觉得很有兴趣，而且得益不少，对我个人来说，读中国历史，感慨最深的是中国封建主义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特别是宋明以来的道学和礼教的影响之深，为害之烈。我还想到，远古以来，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一般市民，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颇不相同，他们都有一套相当高明的处世权术，也懂得做官之道。士大夫得意时则讲孔孟，失意时则讲老庄，或者逃禅学道，他们懂得怎样对上，怎样对下，怎样对同俦，怎样保护自己的官职。官僚主义是四化的大敌，是改革的大敌，但要彻底地清除它，看来也很不容易，老百姓是痛恨官僚主义的，但对它们硬是没有办法。”

“我同意你的讲法，别说大官大府了，连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负责人，官僚主义也很厉害，我们那里这几年‘包公戏’大流行，可能表示了一种人民的朴素愿望。……可是，你说的是读历史，怎么会和未来学连系起来呢？”

“这说来就话长，八○年以后，我得到了可以买内部发行书籍的权利，于是开始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这一类书很多，也有公开发行的，几乎整整着迷了一年，其中最花工夫的是丘吉尔的回忆录，这是一部‘大部头书’，这书没有丘吉尔特有的文采，但它的好处是言必有据，绝大部分材料来自政府和军方的档案，我从这里知道了雅尔塔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一些细节，知道了英美苏三国对战后世界的蓝图，知道了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态度。这一来，兴趣就转到中国的党史问题上去了，于是挤时间读党史和有关的回忆录，正面的读，反面的也读，读了这些，我才恍然大悟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上海地下党三次大破坏的实情，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李竹声、盛忠亮这两个大叛徒都是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重要分子，才开始懂得了看事物——包括读历史也必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具体实际，才懂得了照搬外国模式、不问具体情况、一切搞本本主义、一刀切的害处。”

“老兄，你讲了多少次‘懂得了’，‘才懂得了’，早已过去的事，‘懂得了’又有什么用处？”

“你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什么想法？……”

“这，你怀疑我对三中全会以后一切决议的态度？”他似乎有点发怒了。

“我的意见是：‘觉今是而昨非’，不知道过去走错了路，犯错误的原因，尽管口头上讲拥护，今后在实践中还是会犯错误的。你在十年浩劫中受了委屈，吃了苦，不妥协，顶住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想问你，当你第一次接触到农业政策改革的实施，听到安徽、四川实行了三中全会的农业政策……例如‘承包’‘个体户’‘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时候，你怎样想，怎样看的，你一点都没有怀疑，一点都没有抵触？”

“那是有，这是老实话，还有人对我说，这会走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的话哩。我是八二年秋收之后，亲自回到过去打游击的老区去看了一下，和当年的老房东谈了几天之后才明白的。那时那个村子的人均收入还刚到一百一二十元，可是他们高兴极了，一个劲地问我现在的政策会不会变。这时我才懂得了土改之后，合作化之后，再说‘越穷越革命’这句话是错误了。”

“哈，你也说‘我才懂得了’了！”

“这是‘闻道有先后’的问题，和你谈的读书问题关系不大。”他反驳了。

“‘闻道’的‘道’是哪里来的？也用一句古话吧，古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前一句，我你都做到了，但是不读书，感性知识不上升到理论，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懂一点历史唯物论，错误是会重复的，碰到新事物，又会犯错误的。”

“好，这一点我承认，回去之后，把三中全会以来的红头文件再读一遍两遍……”

“这才对了，你也懂得了读文件的必要了吧，但是文件要读，理论书也要读，我劝你再学习一遍《实践论》和《矛盾论》，能下决心读一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当然更好。不过毛主席的那两本书的好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且容易懂。这两本书，我们读过不只一次了，但你不妨试试看，经过了十年浩劫之后再读，会有更深的体会。要认识我们这些所谓老家伙，就是书读得太少了，想得太少了，知识底子薄，于是就跟不上时代，我开头说的‘饿得发慌’，就是这个意思。你我都该老老实实地承认，解放以来，我们对知识这个问题注意得太不够了，智力投资太少了。”

“饿得发慌这句话，对我说是对的，对你这样的文化人，就不对了吧。”

“你对我的估价不对。我们这些二十年代的留学生所占有的知识，正如我国五十年代进口的机器一样，早已经老掉牙了，现在是八十年代，人家叫我们‘发展中国家’，这在语言学上是一种‘委婉语词’，或者‘模糊语言’，说得老实一点，就是‘落后国家’，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不久前，一位老同志颇有感慨地说：‘要是我们在解放初期，即五十年代肯下决心，像日本明治维新时下一个“教育敕语”，挑选几十万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干部，让他们上学校读书，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精心培养，几十年之后，十万人中能出一两千个郝建秀、李鹏式的干部，那么开创四化新局面，实现翻两番，就容易得多了，不幸的是逝者如斯，无可奈何了。’”

“这一点我同意，那，事到如今，该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是大力提倡读书。我们面临着‘第三次浪潮’，或者说科学技术上已经经过了三次‘产业革命’，现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迫在眉睫了，再不注意这个问题是不行了。”

“十八世纪英国有过一次产业革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第三次、第四次……？”

“对，十八世纪中期，说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吧，英国发明了蒸汽机，有了火车、汽船、皮带传动的机器，这是第一次产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评价这一革命时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科学发展没有停止，再过一百多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人类又发明了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可以把水力或火力发出的‘能’输送到千万里之外，这就是人家所说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又发生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原子能的使用开始于一九四五年，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开始于一九四六年，这之外，当然还有外层空间的探索(宇航工业)、遗传工程、合成材料、激光科学等等。第一次与第二次和第三次比，可以说是如小巫之见大巫，发展的速度也大不相同。第一次到第二次之间隔了一百二十年，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只相隔了八十年，而现在呢，单讲电子计算机吧，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制成于一九四六年，这部机器有一座洋楼那么大，一共用了一万八千个电子管，运算速度是每秒钟五千次，可是，时间只过了不到四十年，现在已经从电子管(第一代)到晶体管(第二代)，再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第三代)，又从集成电路到大规模集成电路(第四代)，这种第四代的电子计算机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可以在一块几平方毫米的芯片上，集成几十万个元件，因此，它体积小，耗能低，运算快，可靠性高。三十八年(一九四六——一九八四)，换了四代，每一代都是一次飞跃，是不是就此停步了呢，它还在飞，还在跃，日本人放言，要在一九九〇年造出第五代电子计算机，赶在美国前面，美国人当然不肯示弱。现在，微型计算机、处理机不仅已经进入了生产，而且侵入了学校、家庭乃至文艺领域。‘计算机’这个名词是中国人给它取的(香港叫它电脑)，今后可能要改一下了，因为它的功能已经远超过‘计算’的范畴，它开始进入了‘人工智能’，它会‘感觉’，谁也不能说它不会超过‘感觉’而到达某种程度的‘思维’。反正，第一、二、三次‘产业革命’之后，科学的进步、变革，不会再用世纪计，不会再用年代计，而真的‘日新月异’了。科学是最活跃的生产力，生产力是要影响生产关系的，这些事，作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不关心、不理会是不行的。十二大以后，我们党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电脑’也已经不再是奇怪的东西了……”

“原来如此，所以你又想啃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的世界观是和我们不同的，他对‘第三次浪潮’可能带来的前景的看法，我们也不一定能同意。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即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前的十几年之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乃至上层建筑的变化。这对我国的四化规划，是一个必须密切注视的信息。”

“注意到了又怎么办？我们还这样落后……”

“还是一句老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我认为是有办法可以赶上去的。我最讨厌十年浩劫后颇为流行的民族自卑感。锁国是不行的，当鸵鸟是不行的，‘我行我素’，依旧搞‘十年、二十年一贯制’更是不行的，不要忘记‘扬长避短’这句话中的那个‘长’字。中国是有许多长处的，除了地大物博(能源、资源、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稀土元素)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真正懂事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说这几年生活好起来了，主要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

“这是对的，可是在科学这个问题上，我们起步太晚了吧。”

“现在还不迟，只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执行十二大决定了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靠’科学，——这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智力投资分不开，不妒贤嫉能，不搞平均主义，十六年后翻两番是有把握的。我们不是在外国封锁的情况下，制造了原子弹、氢弹，发射和收回了人造卫星，从海下发射了导弹么？这些都是在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做到的。中国人不仅不笨，而且很聪明，美国在电子计算机方面号称世界第一，但美国‘电子计算机大王’王安就是美籍中国人，美国不断吹嘘他们的宇航事业，他们宇航工业的高级研究员中有好几个华裔，高能物理方面更不必说了，丁肇中、杨振宁、袁家骝……可以数出一大批，连‘世界桥牌女皇’杨小燕，不也是中国人么？不久前报上大登的修瑞娟这样的中年知识分子决不是少数，问题还是在于坚持和认真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选贤任能，信任科学，信任知识分子。从古以来对人类社会提供了多多少少发明创造的中国人，是一定能赶上科学、技术方面的新浪潮的。”

“今天报上看到，上海、广东，还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在应用和推广微型电子计算机了，我也相信，中国人是能对世界作出贡献的。”

“不止电脑这一门，在遗传工程(主要在植物学、医学方面)、宇航工程……中国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决不能算落后，只要安定团结，好好埋头苦干若干年，不管它第几次浪潮，中国是不会落后，也许还会冒尖的。”

“这一点我也相信，可是，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离开了工作岗位的人，又能做些什么呢？”

“做些社会工作不好吗？对青年人做些爱国主义教育，讲讲我们年轻时代受到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讲讲我们前辈推翻三座大山的艰辛，对了，假如你同意，讲讲学科学的重要性、紧迫性，不也很有意义么？”

八四年二月

壬申杂记

一九九一年过去了。按传统的干支，这一年是辛未、羊年。中国遇到了特大的洪涝灾害，但是这只是气候上的灾年，而不是政治、经济上的灾年。在西方的世界，一九九一年是对称年。对称年这个词开始于十一世纪，这就是顺读倒读都一样的那一年，如一〇〇一、一二二一、一九九一等等，按洋迷信，对称年是多事之年，这一年也的确多事，从年初的海湾战争开始，经过华沙条约的消亡，南斯拉夫内战，到十二月的苏联解体。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连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也没有料到。

从十月革命算起，迄今七十四年，从组成苏维埃联盟算起，也已经六十九年了，十月革命的炮声一响，丘吉尔就叫嚷要把这个新生的婴儿掐死在摇篮之中，当时有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出兵支持白卫军反苏反共，但不到三年，就被不正规的红军赶出了俄罗斯国土，这之后是封锁、制裁、颠覆，但没有成功。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一直打到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但是，苏联不仅顶住了德军的进攻，而且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一九九一年以前的世界格局，是一九四五年美、英、苏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制定的，二战之后，苏联成了超级大国，以柏林为中轴，欧洲一分为二，东欧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欧则组成了欧共体，它的后台是美国，这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的资本主义阵营。美对苏、北约对华约，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局面持续了四十年，在六七十年代，苏联采取了攻势，北起芬兰，南到罗马尼亚，后来终于出兵阿富汗。当时，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了霸权国，勃列日涅夫提出过“主权有限论”。苏联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奢侈、任性，但在文化、科技——特别在航天工业方面还超过了美国，说他是“一世之雄”，一点也没有夸张。可是，为什么一九九一年“八月事变”之后不到四个月，竟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突然出来公开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了呢？这是一个很难解释、也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出兵，没有注入过资本，也没有干涉过苏联的内政，一九八八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过一本书：《一九九九年——不战而胜》，下一年，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写的《大失败》一书中，则把社会主义消亡的时间拟定在二〇一七年，即十月革命一百周年那年，他半开玩笑地说：到那时，克里姆林宫的红场将成为一个旅游点。而现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把这个日程提前了十年或者八年。苏联自我解体的原因很复杂，可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时代变了，国际形势变了，有了核科学和电脑，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思想僵化，脱离实际，脱离了人民群众。在农村，依旧坚持他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在工业方面坚持他们的铁板一块的全方位的计划经济。一九八五年以后，冷战结束了，但苏联依旧在大量增加军事经费，而不向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戈尔巴乔夫也讲改革，但他的改革只限于“公开性”而没有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是粮食出口国，去年，苏联却进口了两千万吨粮食，现在还在向欧美要求粮食援助。陶醉于超级大国的美名，满足于陆基和海基远程核导弹的数量超过美国，而不注意经济体制的改革。

东欧变色，苏联解体，而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巍然不动，理由是很清楚的，因为早在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预见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九亿农村人口，所以我们从那时起就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我们裁军一百万，军工转民用，在经济政策方面，我们也开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让集体和个体经济为补充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加上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同时进行的，我们设置经济特区，我们大胆地引进了外资和侨资，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十三年，中国已经改变了面貌，我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逐年增涨，大部分地区已经从温饱走向小康，按眼下的形势，只要政策上不犯重大错误，不再遇特大自然灾害，那么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国民经济总值翻两番，人均年收入达到八百美元，是有把握的。这就是说，我们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找到和坚决地走这一条路，新中国花了三十年的时间。

一九九二.一.十

文：夏衍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明

《夏衍全集》漏收的两篇文章

扫码下载文汇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