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骑士和《马拉加姑娘》——送别我的老师董燕生 | 田野

笔会

我身无别物赠君，惟有真心一颗，恰似玫瑰殷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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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燕生（193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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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燕生老师的一生有诸多精彩往事，可惜我只能从1993年入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的迎新会上说起。他当时56岁，眼神明亮、身形挺拔、笑容欢畅，用青铜和檀板般清朗的声音高歌了一首原文的《马拉加姑娘》。后来，我发现这似乎成了我们的传统，无论官方、私下的各种大小欢聚，尾声必是董老师的清唱，而大轴曲目则必是这首墨西哥抒情歌曲。
 董老师出生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的北平，故名燕生。为了躲避战火，他母亲将他寄养在陕西华县的姥姥家，继而辗转到乌鲁木齐上小学、初中，在济南上高中，最后考进北外并留校任教。跨越北方诸省的少年行不仅塑造了他开朗璞拙的性格，也渗透到他的翻译风格中，最终给我们带来了一位“北方口音的堂吉诃德”。
 其实，我读的第一本董老师译著并非《堂吉诃德》，而是1994年出版的《总统先生》。这部小说译作非常值得一读。它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在一个独裁国度中，哪怕是保有任何微小善念的人是如何被凌辱、折磨，直到沉沦于绝望。董老师在翻译中倾注了极大情感，译笔洗练而饱满，只可惜当时的出版社在排版上舛讹频出，让明珠蒙尘了。不过，这部译作正可以说是愁容骑士堂吉诃德到来的前夜。两部作品的调性从极其低郁幽暗，一下子反转到极其欢快明亮。我觉得这真是冥冥中为董老师铺就的完美次第道，惟有见识过黑暗，才会真正理解光明。
 最初推荐董老师翻译《堂吉诃德》的，是北大的赵振江和段若川两位老师。他们夫妇既是董老师的学生和多年的挚友，更是深知他性格和学术能力的知己。在文学翻译史上，每当译者与书中主人公产生极大心灵共鸣甚至性格同频的时候，必有佳作问世。比如，王子失国、历经颠沛流离的鸠摩罗什之于《心经》，醉心艺术、音乐的傅雷之于《约翰·克里斯朵夫》，再比如，心中长存少年“痴气”和理想主义的董燕生之于《堂吉诃德》。
 和那位拉曼却的绅士一样，董老师也是终生未娶。但他似乎没有过心中惦念的杜尔西内亚。他自称单身的原因是“跟着感觉走，寻求最大自在度”。我将其归结为他的少年心性。读书、工作、聚会、唱歌，自己的生活已经足够充实快乐，谁还要找那个麻烦。虽然是资深单身汉，董老师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每天必定打扫一遍。他是没有任何外物挂碍的人，衣物用具毫不讲究，但非常干净利落。他居家工作的常服是一件排版工人穿的蓝大褂，袖口已经磨得薄透发亮，有时则是一件医生穿的白大褂。他会自嘲又自许地说：“这才是我该穿的衣服。我的工作可不就是把不同的文字堆在一起吗？有余力的话，还能顺手治一治走偏了的人心。” 董老师在翻译《堂吉诃德》的时候，大概也有着通文正心的期许吧。他在译后记中写道：
 清一色的机灵人布满天下，未免过于单调和险恶。有几个“疯子”“傻瓜”混杂其中，兴许能在现实和理想的张力之间求得平衡，免得整个社会被不可遏制的物欲拖进深渊。
 董老师翻译的《堂吉诃德》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完整，他完全不能容忍建国后翻译界存在的“看不懂就删，译不出就编”的习气，第一次将这部巨著的全貌展现给中文读者，比之前的译本要多出二十多万字。其次是应时，他认为《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用当时的西班牙语写给当时读者看的，在翻译的时候一定要转化为时下的汉语给时下的读者看。因此，北方普通话口语构成了他译作的基调。在翻译过程中，他经常自己反复朗读，模拟书中不同人物的口吻，以求贴近原著的同时也贴近读者自身的自然语言环境。于是，最终有了这版打破地域和文化隔阂、让堂吉诃德策马来到我们身畔的董译本。
 受封骑士之后，堂吉诃德面临了风车巨人的挑战，而译作出版之后，董老师也卷入了一场无聊又无奈的舆论之战。另一位译者的徒子徒孙在媒体上向董老师发难，指摘他翻译上的错误。如果真的是学术之争，董老师必然是欢迎的，可那几位完全不懂西班牙语，这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吗？真正懂得西班牙语的学者们立刻回文反驳，一来二去，在《中华读书报》上形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擂台战。董老师认为翻译各有风格，对论战不太在意。他原本对另一位前辈译者保持了敬意，说她译笔文雅，比如把堂吉诃德的瘦马Rocinante翻译成“驽骍难得”就是音意兼备的佳译。不过，随着事态的发展，他最终还是生了气。
 他生气的方式也像少年，来得急去得也快。有一次翻译课，董老师突然一反常态，没有笑比人先至，进门就在黑板上写了一段《堂吉诃德》的原文让我们翻译。看过大家的译文之后，他才缓缓说道：“嗯，你们都比某位先生翻译得好。”对比了原文和译文之后，我们赫然发现那位先生的翻译中确实存在着不少连大三学生都不会犯的错误。那节课的主题也就顺势变成了一系列的勘误。而此后，董老师就再没提过这档子事儿。
 后来我才听说，那位先生在听说有个董燕生也斗胆翻译了《堂吉诃德》之后，连译本都没看就说了句“再怎么翻也不会比我的好”。以我对董老师的了解，他的不快并非源于名利之争或学术龃龉，前者他毫不在意，后者他来者不拒，而是来自于那位先生对人的轻慢态度。这是董老师终其一生从根本上所厌恶的。虽然亲身经历过以万物为刍狗的年代，但他一直坚信和坚守，每一位个体的尊严都不该被轻慢和湮灭。无论是面对为他授勋的西班牙王子，还是家附近的修车老汉，董老师都会报以同样平等的尊重和真诚的笑容。
 多年之后，我在董老师的自传兼文集《已是山花烂漫》里读到这段话。“首先应该从自珍、自爱、自尊开始。其次，还要把这种珍惜、爱护、尊重扩展到他人。须知，不仅我们自己，其他所有人都是独一无二弥足珍贵的。只有以自己的生存帮衬、强化、显彰他人的生存，才是生命的终极意义。惟其如此，世界才会少一份恶浊、纷争和强权，而多一份洁净、安宁和正义。” 我把这看作他的骑士誓言，他也是如此践行终生。
 董老师最得意的绝非各种荣誉，甚至不是他精湛的学术和信雅的译笔，而是常年游泳练出来的肌肉和黝黑光亮的皮肤。有一次，他跑到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一带，看到地中海柔波粼粼，忍不住下海游了个泳。没想到风浪骤起，把他卷到几公里外另一片紧邻居民区的海滩。正当他筋疲力尽爬上岸，庆幸自己劫后余生的时候，就听见附近有个老太太大声呼喊：“快报警，有个非洲人游到我们这儿了！”可想而知他的皮肤晒得有多黑。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董老师一直受到肩臂疼痛的困扰，因为无法继续游泳、锻炼而气闷。我时常陪他在附近走走。每逢风和日暖，他必定会褪去上衣，美其名曰多晒太阳能补钙。看着他在阳光中惬意地舒展身形，我想或许在某个瞬间，炙晒的温度会唤起他对某段青春岁月的记忆吧。或许你曾经在北京蓝靛厂或者昆玉河边，见到过一位在阳光下精赤着上身、满脸煦暖笑容的白发老人，那多半就是我的老师，董燕生。
 奇思异想的老骑士终究还是离我们而去了，没能战胜时间风车的轻轻一击，享年86岁。这世间又少了一颗赤忱率真的灵魂。以他的洒脱，肯定不喜欢悲悲戚戚，宁愿大家为他鼓盆而歌。我挑选了他最喜欢的那首《马拉加姑娘》作为葬礼的乐曲。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耳边仿佛又听到了董老师的歌声，一如三十年前第一次听到的那样清亮。我想应和，张开嘴，却难以成声，只有几句熟悉的歌词在心中回荡：
 No te ofrezco riquezas.
 Te ofrezco mi corazón,
 como el candor de una rosa.
 我身无别物赠君，
 惟有真心一颗，
 恰似玫瑰殷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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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田&nbsp;野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nbsp;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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