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人们对她说，她不可能既当女人又当文学艺术家

《永不停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传》 [加拿大]罗斯玛丽·沙利文 著 陈小慰 译 中信出版社出版

阿特伍德的父亲是一位昆虫学家，六个月大的她被放在背包里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丛林生活，后来成为她第一任丈夫的吉姆·波尔克说：“她是名副其实的丛林之子。”在阿特伍德出生的那个时代，女孩们还会因为创作野心而受到打压，但是她却坚信自己要写诗，要成为作家。这一点从未改变，无论是她在“波希米亚使馆”参加文学活动时，在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求学时，还是在一家市场研究公司做小职员时。通过作者的描述，一位杰出作家的职业生涯图景徐徐展开，她“永不停步”的独门创作秘籍慢慢显露：为何她能创作出《可以吃的女人》《使女的故事》《猫眼》这样的作品？她的创作中有多少亦真亦幻的部分？她的艺术创作与个人生活又具有怎样的情感关联？如今，年逾八十的她，依然笔耕不辍，跨越题材，打破桎梏，永不停步地在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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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想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脑海里就会泛起一件轶事：

那是1948年或1949年，一个小姑娘正坐在电影院里观看电影。那时候，这可是难得的享受。是同学的生日会，家长请小朋友们看的。电影叫《红菱艳》，讲述一个名叫维多利亚·佩姬的年轻姑娘成为世界著名芭蕾舞者的故事。维多利亚很漂亮，她戴着钻石头饰，穿着轻盈的芭蕾舞裙，像个公主一样，在优雅的舞厅和各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欧洲城市里翩翩起舞。小姑娘看得如痴如醉，因为她也想变成这样的人。可突然间，她万分沮丧地瘫坐在座位上。影片中维多利亚的生活正演变为一场悲剧。大师对她横加训斥，年轻的丈夫离她而去。最后，她跳到迎面而来的火车前，被碾死了。小女孩感受到了影片传递的隐含信息，并为此震撼不已：如果你是女孩，就不可能既当艺术家又当妻子。如果想两者兼得，最终结局就是与飞驰而来的火车相撞，落个粉身碎骨的可悲下场。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就是那个影院里的小姑娘。在她出生的那个时代，女孩们还会因为创作野心而受到打压，但她后来却成为了一名杰出作家。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讲述她幼年时代的故事，讲她观看《红菱艳》时受到的巨大心理打击，一个令我着迷的问题是：尽管她为此感到沮丧，却为何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如果这就是她看到的幻象，又是什么原因，通过什么途径，使她能够成功逃离？许多1939年出生的年轻女孩都仍然把影片中传递的思想铭记于心。而那个年代，这个年轻女孩又是如何培养出这种天赋的能力，毫不动摇地坚信自己呢？

在一次采访当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说：“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我们对作家的看法多少带着点浪漫色彩。我们认为‘写作’与作家做的事情无涉，而是与作家本身有关。”这句话听起来无关痛痒，但一旦认真思考，会发现其涵义深远。

在以上含糊其辞的话语中，她将有关艺术家的浪漫主义历史瞬间消解。这种对作家的认知，比起其他任何东西，都值得尝试去挖掘。

当她刚开始作家生涯时，一个年轻女孩要相信自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20年前，她曾说过：“与男性相比，很少有女性在早期就有强烈的动机认真写作……‘当作家’更容易被她们视为一种存在状态，而不是一种工作状态。”一旦无法立刻得到认可，就很容易放弃。“特别是女孩子，她们所受的教育，让她们学会取悦和安抚他人。一旦有人不喜欢她们，她们就会认为是自己的失败。”为了写好作品——“而去钻研、去探索、去接受他者规训、去迎难而上，其中包括遭遇失败的风险”——在年轻女性中并不受鼓励。

关于一个人如何形成自信和勇敢的态度，“没有这些，成为作家的计划是否就会变成一个笑话”的问题，她解释说，“一个人作为作家的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作为一个人的充分自信有很大关系……而这来自其童年时代。”那么，她的自信是根源于其童年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从一个在电影院里观看《红菱艳》的小姑娘，到成为一名在国际上声名遐迩的成功作家，其成长历程是本书叙事的一部分。在许多方面，我认为这个故事是近30年来女性作家集体叙事的一部分。以下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同时期出生或同时期成名的作家名单令人印象深刻：A.S.拜厄特、娜丁·戈迪默、乔伊斯·卡萝尔·奥茨、安杰拉·卡特、汤婷婷、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玛丽-克莱尔·布莱斯、玛吉·皮尔西、玛丽莲·鲁宾逊、托妮·莫里森、艾莉森·卢里、安·贝蒂、埃琳娜·波尼亚托夫斯卡，还有其他许多。这些女性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贴在男性艺术家和女性艺术家身上的传统标签。

如果我们回到1948年上映的《红菱艳》，当时战争片充斥着银幕，电影工业也在争相寻找新的主题，我们很容易就会把这部电影看作是对女性在艺术中所扮演角色的思考。最初的剧本由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撰写，主题是莫伊拉·希勒饰演的维多利亚·佩姬的芭蕾舞生涯。维多利亚是一个志向高远的年轻舞者，被著名的导演和编舞鲍里斯·莱蒙托夫聘用。他是一位老派大师，习惯使用无情的戒律和刻意羞辱的方式培养舞者。艺术对莱蒙托夫来说是一种宗教信仰，而维多利亚则是他创作的作品。

莱蒙托夫为她写了芭蕾舞剧《红舞鞋》，由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改编而来。他是这样向她描述这个故事的：“一个女孩从吉普赛人那里买来了一双红色舞鞋，一心想穿着它跳出成就。一开始她跳得很开心，后来她累了，想回家。但红舞鞋不累。它们不知疲倦，带着她不停地跳，从室内跳到野外。时间匆匆而过，爱情匆匆而过，生命匆匆而过。但红舞鞋仍在不停不歇地跳着。最后她死了。”

这个故事构思极其巧妙，简直就是一个关于女艺术家宿命的寓言。莱蒙托夫怀着嫉妒心和占有欲，把维多利亚视为自己创作的作品。她是能保证他名声不朽的可塑之材。但她犯了一个弥天大错，爱上并嫁给了公司的年轻作曲家。她成了两个男人争斗中的棋子。莱蒙托夫愤怒地高喊：“身为舞者，一旦沉溺于人类之爱那令人怀疑的舒适安逸，便永远无法成为伟大的舞者。绝不可能!”丈夫则要她为了他放弃艺术。他需要她陪在身边，当他的缪斯和灵感。她试图选择自己的艺术，但这个决定毁了她。在电影结尾，维多利亚似乎选择了事业而不是婚姻，她走向舞台入口，表演芭蕾舞剧《红舞鞋》。但突然之间，红舞鞋拥有了自己的意志。带着她来到阳台，俯瞰着她丈夫即将离开的火车站；又让她跃过阳台的栏杆。在她奄奄一息之际，她恳求丈夫为她脱掉红舞鞋。

显然，女性就应该是缪斯女神，而不是大师。难怪50年前，年幼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会坐在影院的座位上垂头丧气。是什么导致一个拥有自己艺术事业的女性如此高危？答案很简单。在已经成为传统的行事方式中，女性只能一成不变地身为被动的艺术灵感，缺了她，男人便无法从事创作。

（本文节选自该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