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生活的情怀与思想的能力——与长篇小说《秋疯》作者苏虹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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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疯》苏虹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王光东：当下的长篇小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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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疯》苏虹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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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东：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出现的“观念化”倾向值得重视。这里所说的“观念化”是指作家想要表达的主题没有很好地和具体的艺术形象结合在一起，有图解作品的主题之嫌。这种现象在“生态小说”及书写“乡村振兴”的小说中体现的较为明显。譬如在生态小说中写到生态保护问题，就写人如何为了经济利益破坏环境、残害动物，乡村振兴类的小说中写到乡村发展就是如何做乡村旅游项目。作品表达这样的问题自然是重要的，但许多作品都这样写的时候，就值得我们考虑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小说创作应该怎么样和生活关联起来——换句话说一个作家怎么样才能真正把握我们社会生活的真相，从而有进入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艺术能力？在今天社会变动日益广泛、日益剧烈，作家面对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等，怎样才能真切地体验和把握理解呢？从这样的问题出发，我感觉你的《秋疯》写的生活是具体、真切可感、生动鲜活的，这可能与你一直身处生活之中，而没有在生活之外有关系，你写的这些内容就是你自己的生活过程。所以我想问，你是如何理解生活、如何表达生活的？
 苏虹：前两天我接受采访时谈到，如果小说是一棵大树的话，它离不开生活的滋养，脱离了生活胡编乱造很难写出好作品，不可能有它的感染力，读者也不一定买账。怎么去把握、理解、表达生活？我个人是这样的，我从小有个作家梦，这些年虽然不是专业作家，但我早就做了当作家从事写作的思想准备，并且也做了一些日常生活的准备。比如，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我会记下来，现在电脑很方便。有时候我把一些思考记忆下来：某件事的经过，这个事情为什么有趣？有趣在哪里？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类似这样的事到底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这里面我感觉在我们了解事实的基础之上，有时候从作家的角度来讲还有一个理性的思考，怎样进入生活，我们能够在写作过程当中选择素材的时候，更好地选择对我们更加有用的题材，写到小说里面。
 王光东：你对当下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消费主义的文化立场认同吗？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它会影响到作家理解生活的能力，消费主义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和市场有密切关联，比如说一本书写出来之后，你要考虑它的市场，你要考虑有没有人买。你会不会为了迎合读者、迎合市场，放弃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独到的理解？
 苏虹：从作家角度讲，我们的作品要接近读者，考虑读者的感受，但也不是一味地迎合作者，不能说读者喜欢看什么就给他看什么，比如有的作者为了满足读者感官需要，一味地把情色的东西过于渲染，这可能会引起某些读者一时的兴趣，但一旦形成标签，作品肯定会遭到排斥。作者还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应该让读者从作品中感受到真善美，感受到社会的脉动、社会的发展趋势。为什么纪实类的作品受到读者欢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社会，作品里有作者的深刻思考，而不是简单地作为一个镜像来反映这个社会的。
 长篇小说也是一样，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应该是既来源于生活，有生活的积累、生活的基础，但又是多重生活的一种沉淀、发酵和升华。因此，作者要把握好度：既不迎合读者，但也要考虑到读者的感受，写出大家喜闻乐见的东西。
 王光东：我想到一句话“生活在别处”，所谓的生活在别处就是在作家的心目中有一个理想的生活存在。
 苏虹：“生活在别处”，是米兰·昆德拉的话。米兰·昆德拉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有多个译本。2019年，我出访捷克，曾在布拉格徘徊良久，长时间伫立于佩德辛公园的山脚下。在那里，我们见到一组据说是反映前苏联占领布拉格期间，迫害屠杀布拉格人民的雕塑。这些人的身体残缺不全。就是在这组雕塑的前面，有刚刚放上去的一束鲜花，也有五六处残留的污物。
 你谈到“生活在别处”是作家的心目中理想生活存在。其实，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大部分人不满足自己现状。正如《秋疯》中退休高官江恩铭所言，“如果一个人能站在一个历史高度观察、分析自己的境遇，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选择不一样的人生”。
 对现实的不满——不满足、不满意，有其积极意义，正因为不满意、不满足，甚至不认同，才有了改变现实的冲动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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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东：“生活在别处”是理想性的生活状态，是一种“大情怀”，这种生活状态和现有的生活状态形成一个对比，当作家以这种大情怀来看当下的生活，对当下生活里面出现的问题采取批判或者是不认同的态度时，他体现出的是一种批判性的能力，是在现有生活的基础上对未来生活的渴望。比如《秋疯》中周宇这个人物，在生活里面遭遇了很多事情，官场的起起伏伏，情感上的变化和内心的悸动。但是当他选择援疆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他对未来生活的渴望，是追求新生活的开始，这种选择包含了他对以往生活的反思或者是批判。
 苏虹：是的，我同意您的判断。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也是脚踏大地。在时代面前，在社会里面，或许我们只是小人物，没力量改变这个社会，但我希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为这个社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包括在道德层面也是一样，我们无法做一个很伟大的人，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努力做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还是可以的。另外，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有思想才能使作品有灵魂。做一个有思想的作家是我的追求。
 王光东：一个作家有思想，他的作品才会有深度。我前面提到现在的长篇小说创作存观念化的问题，观念化就是把一种外在于作品的思想，去生硬地放在作品里面表达。真正的思想一定包含在生活之中，一定是作家从生活里面发现的，不是一个外在的观念，当下我们作家应该有这种思想的能力。
 苏虹：这点恰恰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作品缺少了思想的深度就很难成为优秀的作品。同时，对于长篇小说创作而言，如何艺术地表达生活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秋疯》采用的是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我理解的现实主义，首先从字面理解，必须真实反映现实生活。把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和事物真实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或许是我长期在机关工作的缘故，我的写作风格平实、自然，不善过多的修饰和夸张。这样的好处在于作品可以贴近读者的生活实际，增强作品的真实感和可信度。所以有的读者看过《秋疯》后，问我是不是有纪实的成分，这倒是我乐于看到的结果。
 长篇小说首先是讲故事，生活的细节也是故事性的一方面。比如，《秋疯》中有一大段柳春富进组织部工作前后对周宇称呼变化的叙述：他在报社任副总编辑时，尽管周宇级别比他低，他总是称呼周宇“领导”，并振振有词地说，“你是上级机关领导”，应该这样称呼才对。可是，当他调到组织部并当了处长和研究室主任后，对周宇的称呼就由“领导”变成“小周”了。在这段叙述中，还讲到柳春富搞卫生、打开水特别会选择时机，以及他见到领导“总是毕恭毕敬地往边上跨半步停下，待领导走过后，才会离开”。这些叙述，展示了官场和机关的风气与文化，也揭示了柳春富潜藏于内心的趋炎附势、投机取巧的品性，不仅为其后来令人唏嘘的悲剧埋下了伏笔，而且使其职场人生轨迹更加鲜活、更加立体、更加深刻。
 《秋疯》作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其故事性的发展是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紧密相连。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得以更加立体和丰满地展现。比如周宇与自己的妻子、大学女同学、办公室女同事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我没有写成那些无聊的情色关系，相反，我试图通过他们关系的描写，去展现“爱”与“被爱”这对矛盾的人类高尚情感。所以，有的读者对此“会意一笑”，认为这些人物形象贴近现实，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真实存在。
 王光东：我概括一下关于你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是不是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说。1、一个作家所理解的现实一定是真实的现实生活；2、一个作家一定要有直面现实生活的勇气，要敢于把日常生活里面那些真实、复杂、丰富的生活内容表现出来。我们不能回避或者说逃避生活所带来的苦难和生存的难题；3、通过小说的故事性来展现这种生活的过程。
 苏先生：是的。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现在很多作家因为种种原因不敢直面社会，包括在体制机制、制度层面上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觉得作家应该有直面社会的勇气，要敢于批评、批判。简单一点说，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有生活情怀、思想深度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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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光东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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