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从屠夫的女儿到诺奖得主——mRNA疫苗技术先驱的唯一亲笔自传讲述永不言弃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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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林·考里科，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改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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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塔林·考里科，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改写历史的mRNA疫苗技术的奠基人，全世界最伟大的生物化学家之一。
 在这部自传中，考里科坦诚、风趣、真挚，将她坚忍不拔的奋斗人生娓娓道来。她是匈牙利小镇上一名屠夫的女儿，在没有自来水、电力不足的土屋中长大，因对自然深感兴趣而立志成为科学家，这个志向指引她考入匈牙利最好的大学塞格德大学，进入最好的研究所，却因研究得不到资助而将全部家当缝进女儿的玩具熊，举家迁居美国，继续追逐她的梦想：用创新的mRNA技术，重塑医学的未来。
 主流科学界曾长期不看好mRNA研究。考里科经历了被解雇、降职，期刊拒稿，也申请不到经费，困境与失败成为她数十年里的人生基调。但她永不言弃，因为她坚信自己的研究将改变世界，拯救生命。
 四十年艰苦的探索之后，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mRNA疫苗技术成功落地，向全世界证明了考里科的卓越成就，而诺贝尔奖的颁布将她的名字永久印刻在了人类科学史上。
 作为专注于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考里科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女儿，但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教育。考里科的女儿苏珊在北京、伦敦两届奥运会的赛艇项目中摘得金牌，与母亲顶峰相见。考里科说：科学研究就像赛艇运动一样，看不到终点线，不知道自己与终点线的距离，每一次都要全力以赴。
 在这部自传中，卡塔林·考里科用朴实的语言讲述她的成长、家庭、科研道路，讲述她如何克服困境、突破自我，讲述她的信念和力量源泉，也鼓舞所有和她一样怀抱梦想的人，勇敢前进，执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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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我的科学人生》，[美] 卡塔林·考里科 著， 李敬、梁贵柏 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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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gt;内文选读：
 屠夫的女儿
 我的家人喜欢讲一个故事：一个我已经不记得的时刻。那时我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脸颊胖胖的，齐刘海，金色波波头。我站在儿时的院子里，父亲在我面前开始屠宰家里的猪。这是他的工作，他的职业。他是一名屠夫。这是他谋生的方式，也是他养活我们的方式。他从12岁起就做这门营生了。
 我父亲把宰杀好的猪肚皮朝上放在砖砌的平台上，这样可以防止它沾上泥土。他手持一个类似于喷灯的木制火把烧掉猪毛。他切开这头动物的长长的腹部，把手探进去，小心翼翼地取出内脏，以免弄破。一坨肠子闪着油光。然后他举起斧头，沿着脊椎将这头动物劈开，平分为两半。这时我面前的东西已经不再像动物或者活物，更像是一种产品。最后，他着手把它切成一块块鲜红色的猪肉。
 对于比我大三岁的姐姐苏珊来说，这幕场景太难以承受了。我叫她佐卡，她并不娇气。毕竟，这是战后的匈牙利，娇气是无人能承受的奢侈品，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勉强糊口的劳动家庭了。但此时此刻让我着迷的东西似乎没有对我姐姐产生同样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还是被迷住了。
 想起我当时的样子，我父母常常会笑出声来：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面前的一切——动物内部的整个复杂结构。所有这些不同的部分，它们曾长期协同工作，使这个生物得以生存。似乎它们蕴藏着的所有神秘和奇迹，我终于都看见了。
 对我来说，一切就是由此开始的。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小时候看着父亲工作的那些时刻，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周遭的世界，记得我儿时的情形。
 小新萨拉什位于匈牙利中部，大平原的北部，这里是黏土地带，草原广袤。这是一个中型农业城镇，人口约为一万。这里并不像某些城镇那样与世隔绝，至少我 们镇还是铁路沿线上的一站，什么地方都能到。此外，通往布达佩斯的主干线4号公路也穿过我们镇。镇上有几条铺过的路，但我家门前的路是土路。
 我们家很简朴也很小。这栋房子实际上就是用周围的泥土建造的：黏土和稻草，压成土坯墙，粉刷成白色，然后盖上厚厚的芦苇屋顶。我记得，芦苇已经晒得褪色了，看起来就像一顶蓬乱的灰色假发套。
 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这栋房子当然不止这一个房间，但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其他房间都太冷，只能做储藏室。我们都住在有暖气的房间里。
 暖气来源于房间一角的锯末炉，这是最便宜的取暖方式。炉子由铁皮制成，直径约半米，就像普通的铁桶，中间是圆柱形的炉膛，填满了锯末。我们从附近的一家木制玩具工厂收集锯末，用马驮回家。到家后，我们把锯末堆放在仓房里，堆得比我父亲还高。夏天，我们必须定期检查，以防这堆东西开始自行产生热量；众所周知，锯末是会自燃的。
 锯末炉越烧越热，有时我母亲也用它来煮饭。炉火旺时，外面那层铁皮会被烧红。佐卡和我很早就明白要跟它保持距离，以免烫伤皮肤。不过，我们俩每天早上的任务就是把炉膛用锯末填满。这活儿很难，必须小心行事。就像我们做的许多事情一样，这并不是一件家务事——至少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说的那种家务事。这不是父母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也不是我们给家里搭把手而已。这是一件必须做的事，如果我们不做，全家人就会受冻。
 房间的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我们在这里做饭和吃饭，有时会召集大家庭聚会，举行热闹的庆祝活动。在这里，姐姐和我一起做作业和读书，一起帮母亲用鸡蛋和面，擀出新鲜的意大利面。
 每天晚上，父亲都会站在桌首，给我们每个人分发晚餐。二战期间，他在军队服役，为前线数以百计的士兵做饭，精准地分配食物。直到今天，我仍记得他把意大利面舀进自己的汤碗里的样子。他喊道：“战时前线的战士们！”然后，他伸手去拿我母亲的碗：“战时后方的战士们！”然后，他拿起我的碗，接着是我姐姐的碗，给我们两个孩子舀了最少的分量。“和平时期的战士们。”他平静地说。 最后，他大笑着给大家都加了点面。
 当下的日子可能很艰难，但他经历过更糟糕的时候。每个成年人都经历过。旁边是我们睡觉的床：我的和佐卡的，我们的父母的。几张床挨得很近，夜里，我们伸出手就可以碰到彼此。
 外面不仅是我父亲的熏烤房（那里挂着香肠，黏稠的油 脂被辣椒粉染成橙色，滴到地板上），也是仓房，那里又养了 一头猪，那将是明年的肉。院子里，鸡在啄食，还有几个菜园。大的菜园里种着我们要吃的东西：胡萝卜、大豆、土豆和豌豆。菜园里，什么成熟了，我们就用什么做饭（用辣椒 粉调味，就像做那些香肠一样—总是用很多辣椒粉）。
 佐卡和我还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菜园。每年春天，我们把种子播撒在地里。我们还很笨手笨脚，但我们干活时很轻柔，轻轻地用土埋住这些种子，然后——几周后——我们看着嫩芽破土而出，向着阳光伸展。我们还种了果树，有苹果树、榅桲树和樱桃树，搭了葡萄架和凉棚。
 院子里还有花：蓝色的风信子、白色的水仙花和紫罗兰，连同盛开的玫瑰，让这个简陋的家看上去有点像伊甸园。几十年后的某一天，遥远的大洋彼岸，在一个我年幼时未曾听过的、名为费城的地方，我会在一条宽阔的郊区街道上安家。在那里，我会找花来种。我努力寻找白色的水仙花，只有到了那时，我才明白：我找的不是某一种花，而是这些我还是小女孩时就熟悉的花，这些记忆中我母亲栽培、打理的花。
 在镇子外面，有一片我们自己种的玉米，我们用锄头松土，锄掉杂草。我们间苗，把野草拔出来，用牛粪给土地施肥，然后收割庄稼。我们用玉米粒喂养动物，用秸秆在厨房生火。
 一切就是这样：什么都不会浪费。我们从树上摇下核桃，吃掉果仁，用剩下的果壳生火。多年后，塑料才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多年后，我才有了“垃圾”的概念，才明白有的东西毫无用处，可以直接扔掉。
 我们没有牛，但邻居有。每天早上，姐姐和我都会提着一个空罐子跑到邻居家，装满刚挤出的仍温热的牛奶，早餐时喝一部分，剩下的做成酸奶。冲洗盛过牛奶的玻璃杯时，我们会把冲洗的浑水倒进猪的食槽，它贪婪地舔得一干 二净。
 在我人生的头十年里，我们用的一直是户外厕所。晚上，尤其是冬天，我们会在夜壶里小便。我认识的几乎每个人，至少在那些年里，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家没有自来水。跟那条街上的所有人家一样，我们的院子里有一口井。有时，我会靠在井沿上，探身看着下面的幽暗，感受凉爽、潮湿的空气吹拂着皮肤。到了夏天，这口井就成了我们的冰箱。我们将食物放下去，挨着水边，这样就不会变质。到了冬天，整栋房子都变成了冰箱（在最冷的月份里， 我们会把鸡蛋存放在床下，以防它们冻住）。
 我们用井水来饲养动物，浇灌植物。井水的水质太硬，不适合洗澡和洗脸，也不能饮用，所以我父亲每天步行到附近一条街上的公共水泵那里去取水，他用木棍挑着两个水桶，小心地保持平衡。佐卡和我跟着他，用小一点儿的容器运水回家。
 每周一次，我们将水烧热，倒入浅浅的浴缸，然后在里头洗澡。在社区水泵那儿，邻居们聊着家长里短，讨论当天的新闻，分享日常生活中的快乐和沮丧。
 对我来说，这个水泵是最初的饮水机，也是第一个聊天室所在。
 偶尔会有一个人骑着高头大马从我家门前经过。他用力敲鼓，把我们都叫到外面去，听他宣讲从当局那里带来的所有公告。这是更官方的新闻来源——一些社区把他称为“信使”或“城镇传令员”。
 “下周二，”这名男子会大声喊道，“有一场给鸡接种预防性疫苗的活动！到了那天，把你们的鸡圈在室内，好让每一只都可以接种疫苗！”
 我们记下来，然后在去水泵那儿时将这些信息带过去。大家复述着这个公告，以免有人错过这个人带来的消息：你听到消息了吗？鸡疫苗。是的，下周二。把你的鸡圈在室内。
 果然，到了周二，兽医学校的学生们就走进了我家的院子。佐卡和我把鸡从窝里抓出来，一只一只地递给打疫苗的人——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疫苗接种活动。 科学课无处不在，就在我身边。
 我爬树，观察鸟巢。我看着坚硬的蛋变成光溜溜的雏鸟，它们张大嘴巴讨食。幼鸟长出羽毛和肌肉，离开巢穴，开始在地面啄食。我看到鹳和燕子学会飞翔，然后在天气变冷时飞走。春天，它们回到这里，重新开始这个循环。
 在熏烤房里，姐姐和我用勺子舀起滴下的油脂，倒入罐中；夏天一到，妈妈就会叫一个女人到家里来。这个年迈的女人传递着祖辈传下来的知识。在她的指导下，我们融化脂肪，按照一个似乎只有她才能掌握的精确比例，把脂肪和纯碱混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将混合物倒入铺了茶巾的木盒中，等待它硬化成肥皂，再用金属丝切成块。我们用肥皂洗澡，又将一些肥皂削成薄片，用来洗衣服。
 回首往事，我现在才意识到，当地的“肥皂女士”是我遇到的第一位生物化学家。
 还有一堂课。一年夏天，我们的土豆感染了一种害虫， 即Leptinotarsa decemlineata，美国人叫它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这些昆虫产下许多卵，而后幼虫在花园里泛滥成灾，它们吃掉茎，把所有叶子都啃成镂空花边。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它们就会毁掉整批作物。
 父母给我布置了清除马铃薯甲虫的任务。我搜索植株，一次捉一只虫子，把它们放进罐子里。每只虫子约半英寸长，头部有斑点，背部有引人注目的黑白条纹。这些虫子本身并没有特别困扰我，但如果我漏掉一只，它就会产下一簇簇卵，很快便孵出一群群恶心的粉红色幼虫，蠕动着，看上去黏乎乎的。我也要捉掉那些幼虫。
 这份差事很乏味，有时让人反胃。但这为我提供了昆虫学和生态系统方面的早期教育。因为在这里，同样，什么都不会浪费：我用这些害虫喂鸡，鸡很高兴接受这份奖赏。马铃薯甲虫喂饱了鸡，鸡填饱了我们的肚子：这是关于食物链的一课，毫不夸张地说，这堂课融入了我的生活。
 家里有干不完的活儿。姐姐和我要给鸡喂水，捡它们下的蛋。偶尔，当我们决定要把其中某只肥嘟嘟的鸡宰杀吃掉时，我们会拿着扫帚追赶那只鸡，然后一把把它抱起来。我们俩自己动手刷碗洗衣服。从我们家步行半小时可到我外祖母家，每周两次，她会从她的花园里剪下一束束鲜花——雪球丛、须苞石竹、玫瑰、大丽花、稻草花、郁金香、唐菖蒲和芍药——拉到市场上去卖。
 我们帮着她修剪和整理这些准备售卖的花。即使外祖母没有告诉我这些花的名字，我也会记下来的。五年级时，我得到一本匈牙利植物志，配有匈牙利女植物学家和艺术家薇拉·乔波迪绘制的精美水彩插图。我对这本书很着迷，花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遍遍翻看每一页，记住色彩缤纷的绽放的花瓣，从圆形球茎中伸出的细长根须，以及叶子精确的色斑和条纹。
 我父亲有着美妙的嗓音和颇高的音乐天赋。他唱歌很好听，还会拉小提琴和齐特琴。他总是在高声唱着什么。他曾多次尝试向姐姐和我传授他的音乐天赋，但我们都没有乐感；我们五音不全，手指在小提琴琴弦上也很笨拙。在某个时候，父亲终于放弃了，他继续他的创作，不再操心我们了。
 我父亲还拥有其他方面的天赋。他可以心算两位数的乘法，立即给出正确答案。整个童年时期，姐姐和我一直在考他，他几乎从不犯错。这对我来说也是一堂课，远远超出了数学的范围：智力和教育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可能没有声望或文凭，但仍然可以拥有敏捷的头脑。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以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这个事实如此明显，并不需要特意去了解。直到后来开始在学术界工作时，我才明白情况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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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美]&nbsp;卡塔林·考里科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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