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李宏图：从文本到行动：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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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教授

最近，商务印书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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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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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教授的《政治的视野》一书，此书原版在200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思想史家，斯金纳精心挑选了自己所发表过的作品，按照不同的主题辑为三册出版，依次为《论方法》《文艺复兴德性》和《霍布斯与公民科学》（<span style="color: #7e8c8d;">中译本即出</span>）。斯金纳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回望一生，自己富有价值能够传世的文章不多。在我看来，斯金纳过于自谦，这部三卷本的著作可算传世之作，能够在60余岁学术最为成熟之际，将体现自己学术代表性的文章结集出版，由此可见此书的水准。中文学界一直在期待此书能够早日出版，时至今日终于面世，要感谢译者的辛劳，为学界奉献了这部皇皇巨著。此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学界系统了解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理路，而且也对推进国内思想史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大有裨益。</p>
 <p><strong>“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strong></p>
 <p>昆廷·斯金纳出生于1940年，受业于剑桥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斯金纳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这本书汇聚了斯金纳多年来对思想史研究的思考和成果，是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出版后，广受好评，并于次年获得沃尔夫森学术奖。此后，斯金纳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内继续开拓，在马基雅维里、共和主义、思想史的方法论等一系列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著有《马基雅维里》（<span style="color: #7e8c8d;">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span>）、《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span style="color: #7e8c8d;">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span>）、《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span style="color: #7e8c8d;">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span>）、《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span style="color: #7e8c8d;">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年</span>）、《法庭上的莎士比亚》（<span style="color: #7e8c8d;">译林出版社2023年</span>）等。</p>
 <p>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1997年，斯金纳荣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这标志着他获得了学术上的至高地位。长久以来，他一直被公认为“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不仅被看做是著名的学者，而且也是位思想家。学界甚至认为，在当代，斯金纳是可以排在全球前十名的思想家。</p>
 <p>因其创造了新型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因此也被芬兰学者帕罗内称为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的革命”，并成为国际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对这一学派，国内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关注到了，21世纪初，国内开始对这一学派陆续展开系统性梳理介绍，经过多年努力，使其成为在中国学界耳熟能详的学派，其理论和方法也被很多学科所采纳运用。&nbsp;</p>
 <p><strong>确立理解现代国家的标准</strong></p>
 <p>作为一个学派的开创者，如果历数斯金纳的学术贡献，首先应该要提到其成名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书中，斯金纳通过“历史”的方法来“说明形成近代国家概念的大致过程”，确立了理解现代国家的标准，而这一点对于学界而言非常重要。斯金纳说：“我从13世纪后期写起，一直写到16世纪末，因为我将设法说明，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具备了关于国家的公认的近代概念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从“维持他的国家”——其实这无非意味着支撑他个人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和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这种转变的一个后果是：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做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目标。随着把国家作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然而又是非人格的权力来分析，我们可以说是进入了现代(modern)世界。此时现代的国家理论尚有待建构，但它的基础已经完备。</p>
 <p>对“国家”和“自由”意涵的探讨，集中体现在第二卷《文艺复兴德性》之中。在这一卷中，斯金纳重点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为道德和政治思想史所作的贡献”（<span style="color: #7e8c8d;">第11页</span>）。涉及共和、国家、自由等一系列关涉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同时也考察研究了马基雅维里等思想家。正是从文艺复兴开始，进入到对英国革命时期一批思想家如弥尔顿、霍布斯等人的理解，从而在逻辑上也自然接续过渡到了第三卷《霍布斯与公民科学》，解释霍布斯对“国家”和“自由”的不同理解。这也如斯金纳所说：“欧洲现代政治思想最深刻的分歧，一边是新罗马式的自由和自治政府理论，主要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提出。另一边则是国家的现代理论，将国家视为不受控制的主权的负载者，这一理论由17世纪绝对主义的捍卫者提出，在霍布斯的哲学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达。”（<span style="color: #7e8c8d;">第18页</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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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的视野》之 《文艺复兴德性》 ， [英] 昆廷·斯金纳 著， 罗宇维 译， 王 涛、孔新峰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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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trong>思想家的文本就是一种行动</strong></p>
 <p>任何研究范式的形成总是要以方法论作为支撑，斯金纳自然也是如此。如果要评判斯金纳的学术贡献的话，尤其需要重视他对思想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贡献。而这集中体现在《政治的视野》三卷本中的第一卷：《论方法》。</p>
 <p>思想史研究首先要面对如何处理文本，对此，斯金纳一直呼吁和坚持要将文本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由此发展出现在被大家统称的历史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这一研究范式。对这一方法的特质，斯金纳自己有过言简意赅的陈述：“我将捍卫着我对阅读和解释历史文本的一个特定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究竟在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施行性（performativity），强调我们需要以互文的方式来处理文本。当然，我的志向不是去完成进入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把握他们的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复原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span style="color: #7e8c8d;">《论方法》总序</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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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的视野》之 《论方法》， [英] 昆廷·斯金纳 著，王 涛 孔新峰 译校，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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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当代英国思想史家蒙克曾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斯金纳等人的努力，在英语世界的政治理论研究中有了一场历史性革命，这场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追寻作者的行动和意义的历史，并且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从“文本中所引申出来的意义必须是一种在历史上可以辨识的意义”。</p>
 <p>面对后现代对作者主体的解构，斯金纳始终捍卫着文本作者主体性的地位，其最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从作者的角度认识世界”。由于受到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特别是“语言就是行动”的影响，斯金纳一直坚持，为了要理解思想家文本的意义，我们不仅需要复原作者们说了什么，还需要复原他们做了什么。由此，思想史家需要理解言语行为，为此又需要通过复原该行为体现的意图，来表明某个言语行为的具体性质。正是在这一主旨下，研究者就需要考察作者如何写就文本、利用何种修辞方式组织文本，以及为何该文本表现出自身的特性和形式。于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在这里发生了转换位移，正如斯金纳的学生、也属于“剑桥学派”的第三代学者阿纳贝尔·布瑞特所概括的：“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只是孤立地研究‘伟大的观念’和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只是把思想史视为与人类行动的历史相区别的一种历史类型，并且把‘语言’当作思想家们的思想或观念的一种表达。现在，受到语言哲学的影响，思想史研究对象发生了转换，重点研究思想家‘言说’的方式，以及如何运用‘言说’去思考。因此和以往最大不同的是，这一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关注思想观念的‘表达’，而是找寻过去的‘表达方式’，发现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即‘修辞’。”</p>
 <p>在斯金纳看来，“文本即行为”。思想家写就的文本不仅是对那个时代论辩的一种介入，思想家们的写作实际上也是在进行一种行动。如果说从文本到行动是在学术意义上所展现的一种令人叹服的创造，那么在我看来，在这一研究范式的后面，何尝不是隐含着斯金纳这位思想史家对当下时代焦点问题的介入与行动？无论是他对现代国家，还是对自由内涵的考察，莫不如此。就思想史家的一种行动而言，坊间还曾流传过有关斯金纳的一则趣闻，也许正包含了行动的另一层指向——由于斯金纳的杰出学术贡献，他可以获得爵位，而他断然回绝：“作为一位共和主义者，我不会接受那一具有贵族等级制的封号。”每每想到这一趣话，总是让我肃然起敬，因其不仅可以让人更为深刻地理解何为言语行为，以及“思想家的文本就是一种行动”这一方法论的命题，而且也在依照什么原则展开行动的层面上，为世人作出了榜样性的示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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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宏图<br>
   编辑：蒋楚婷<br>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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