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伍尔夫关于女性与文学的作品首次辑集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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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女性文谈》，〔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刘文荣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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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尔夫女性文谈》，〔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刘文荣 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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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pan style="color: #95a5a6;">弗吉尼亚·伍尔夫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伍尔夫关于女性与文学的文章散见于她的全集，在本书之前尚未被辑成一集。本书精选伍尔夫在女性写作、女性作家、女性作品和女性人物四个方面的评论文章，深入分析了女性写作的历史发展、女性写作的阻碍与未来，思考男女写作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才能算作真正平等。这些充满创见与思辨的艺术性散文作品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不仅充分体现伍尔夫的散文风格，也具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span></p>
 <p><strong>&gt;&gt;内文选读：</strong></p>
 <p>“女性与小说”其实有两层意思：既可以指女性与女性写的小说，也可以指女性与关于女性的小说。我在这里故意含糊其词，是因为女性小说常常和一些与小说艺术毫不相干的东西纠缠在一起。所以，在谈论女性小说时，就必须留有余地，必须要有伸缩性，这样才有可能讨论小说以外的那些东西。</p>
 <p>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女性写作，就会引出一连串问题。我们随即会问：为什么在18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女性小说？为什么到了18世纪以后，女性不仅开始像男性一样写小说，而且还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为什么女性写作——不论当初，还是今天——都一直以小说作为主要表现形式？</p>
 <p>只要稍稍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我们若想自己来回答上面这些问题，那只会是徒劳一场。因为它们的答案一直被锁在一些陈旧的抽屉里，尘封在古人留下的那些破旧的日记里，或者只是残存在一些老人模糊的记忆里，而且很快就要被彻底遗忘了。所以，我们要想得到答案，只能返回到历史的幽深之处，到那些昏暗的过道里，在往日平凡乃至卑微的女性生活中寻找。</p>
 <p>女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昏暗中，只有极少数几个偶尔露一下身影；因此，关于过去普通女性的生活，人们知之甚少。英国的历史，历来就是男性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历史。我们对于自己的父辈，多多少少总有点了解，特别是他们的非凡之处。他们曾当过步兵，或者曾加入过海军；曾担任过公职，或者曾制定过法律，如此等等。但是，对于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母和我们的曾祖母，我们又知道什么呢？只有一些传说留下来，说她们中的某一个长得很漂亮，某一个是红头发，某一个曾被皇后亲吻过，如此而已。总之，除了她们姓什么叫什么、何时结的婚和生过几个孩子，我们对她们几乎一无所知。</p>
 <p>正因为这样，我们要想知道某个时期的女人为什么会做这件事而不做那件事，为什么她们不写小说，或者为什么她们会写小说，而且还写出了传世佳作，确实是件很难很难的事情。不过，假如真有人去查考那些积满灰尘的书信和日记，把往日的历史彻底翻一遍，并能准确地再现出莎士比亚时代、弥尔顿时代和约翰逊博士时代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那么，我想，他或者她不仅能写出一部极为有趣的书来，而且还将为文学评论家提供一件他们迄今尚缺乏的武器。杰出女性是有赖于普通女性的，唯有对普通女性的生活状况有所了解——譬如，她有几个孩子、是否有经济来源、是否有自己的房间、是否独自照料孩子、是否有仆人、是否要承担家务，等等——也就是说，唯有当我们考察过普通女性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之后，我们才能知道，那些杰出女性——作为小说家——为什么有时会成功，有时却会失败。</p>
 <p>在历史上，似乎有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两个女性活跃期之间常有一个女性沉默期。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的某个小岛上有萨福和一小群女人在写诗。后来她们沉默了。然后到了公元11世纪，我们发现在日本有个宫廷女子，即紫式部夫人，写了一部篇幅浩瀚而且非常优美的小说。接着，在公元16世纪的英国，男性剧作家和诗人虽然无比活跃，女性却噤若寒蝉——当时正值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但文学却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学。此后，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同样在英国，我们又看到女性开始写作。这一次不仅写得很多，而且成就卓著。</p>
 <p>毫无疑问，女性的这种奇特的间歇性沉默与活跃，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和习俗造成的。如在15世纪，一个女人若不愿嫁给父母为她选中的男人，父母就打她，强迫她出嫁。在这种情况下，简直不可想象她会搞什么艺术创作。又如在斯图亚特王朝，一个女人嫁给哪个男人也不是由她本人决定的，而她一旦嫁给了某个男人，“至少依据法律和习俗”，那个男人便“理所当然”成了她的主人。这样的女人，恐怕也不大可能有时间和勇气去写小说。社会环境和社会导向会对人的心灵产生巨大影响，这在我们这个精神分析时代已开始为人们所认识。此外，从艺术家的回忆录和书信中，我们也开始得知，艺术创作不仅需要非凡的才能，还需要社会的呵护——这一点，只要读一读济慈、卡莱尔和福楼拜等人的传记和书信便可知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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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尔夫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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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所以，很显然，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不寻常的兴起，是以法律、习俗和日常生活中的无数细微变化为前提的。当时的 女性已稍有闲暇，还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教育。中上等阶层的女性自己选择丈夫，也不再是稀罕事。值得注意的倒是，当时最杰出的四位女作家，即简·奥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都不曾生育子女，其中有两人还从未结过婚。</p>
 <p>那时，不准女性写作的禁令虽然已被取消，但看来仍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压力，使得当时的女性即使要写作也只能写写小说而已。那四位女作家，她们的天赋和个性其实大相径庭，相互之间的差异甚至超过任何四个普通女性。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截然不同；乔治·艾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也毫无相似之处。可是，她们的教养却差不多，所以都从事同一种职业——写作；而且，当她们写作时，都只限于写小说。</p>
 <p>小说对于女性来说，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最容易适应的文学样式。道理很简单，因为写小说不太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和戏剧创作及诗歌创作不同，写小说比较随便，有时间随时可写，没时间随时可放下。乔治·艾略特就曾一边写小说，一边照料她父亲；夏洛蒂·勃朗特也经常为了削土豆而暂时搁笔。女性生活通常局限在起居室里，那里因为有客人来来往往，这才使她有可能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人们不同的个性。也就是说，她的生活使她有可能成为小说家，而非诗人。</p>
 <p>即便是在19世纪，女性的生活仍仅限于家庭生活，女性的情感也仅限于家庭情感。在这方面，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固然表现得非常出色，但由于当时的女小说家因其性别而被排斥于其他生活领域之外，她们的小说也确有生活经验偏狭的缺憾。毫无疑问，小说家的生活经验对于写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假如康拉德不曾当过水手，那么在他的小说中就不可能有那些精彩的海上生活描写；假如托尔斯泰不曾当过兵而且亲身经历过战争，假如他不是那么有钱而且受过良好教育，不曾接触过社会各阶层的人，没有那么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那么《战争与和平》就会变成一大堆空空如也的废话。</p>
 <p>然而，对于《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莱特》和《米德尔马契》的作者来说，除了中产阶级家庭的起居室和客厅外，其他生活领域的每一扇大门都是紧闭着的。她们不可能有战争经验或者航海经验，也不可能有政界经验或者商界经验。</p>
 <p>不仅如此，就连她们的个人感情生活，也要受到法律和习俗的重重限制。乔治·艾略特由于和刘易斯先生未婚同居，便招来公众舆论的指责，迫使她不得不搬到城外去住，从此闭门隐居。这样的处境，当然不利于写作。乔治·艾略特曾写到，她从不邀请客人上门，除非有人主动来看望她；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个地方，托尔斯泰正活跃于军界，正和来自各阶层的男男女女交往，生活散漫而无节制，却从未受到过公众舆论的指责。而正因为托尔斯泰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小说才会写得那么博大精深。</p>
 <p>就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而言，还有另一个与小说家性别有关的原因。我们在《米德尔马契》和《简·爱》中能感受到乔治·艾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的个性，就像在狄更斯的小说中能感受到狄更斯的个性一样，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又能感受到一种在狄更斯小说里所没有的东西，即女性意识——一种因自身受到歧视而感到愤怒、因自身不受重视而想大声呼吁的女性意识。这就使当时的女性小说比一般的男性小说多了一种额外的因素，而这一因素通常会使小说扭曲，或者说，是这类小说的一大缺陷。小说家一想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声辩，或者把小说人物当作发泄小说家自身不满情绪的传声筒，无疑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那就是：读者不能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小说本身，而必须双重地关注那些与小说无关的问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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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弗吉尼亚·伍尔夫<br>
   编辑：周怡倩<br>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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