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回溯历史，看透趋势：下一次大规模全球化何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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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崩溃：下一次大规模全球化何时到来》 

[英]哈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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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次崩溃：下一次大规模全球化何时到来》 [英]哈罗德·詹姆斯 著 祁长保 译 中国出版集团 | 中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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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在这本书中，作者展示了过去200年全球化及其转折点的新历史。通过研究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七次经济危机——19世纪40年代末、1873年同时发生的股市震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大萧条时期、20世纪70年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他总结出七条经验，并向我们展示了其中一些危机最终如何推动市场朝着劳动力、商品和资本市场更加跨境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而另一些危机则推动了实质性的去全球化。</p>
 <p>作者指出了两种危机。那些由短缺引发的事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了更大的全球化，因为市场扩大，生产者创新以增加供应。相比之下，需求驱动的危机，比如导致大萧条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危机，通常会导致国际贸易萎缩、全球化程度降低，同时伴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人们对政府的怀疑态度也日趋浓厚。</p>
 <p>本书还考察了一些关键的思想家，他们的著作塑造了我们对每一次危机的理解：1848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纪70年代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莱昂·瓦尔拉和卡尔·门格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财政部长卡尔·赫弗里希，大萧条时期的凯恩斯，20世纪70年代的弗里德曼和哈耶克，2008年的本·伯南克，2020年的拉里·萨默斯和拉杰·切蒂。</p>
 <p><strong>&gt;&gt;内文选读</strong></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价格如何塑造全球化</strong></p>
 <p>一个相互联结的世界正在分裂。严重的粮食短缺造成饥荒，传染病在营养不良的人口中传播，社会动荡愈演愈烈，政治体制受到挑战与破坏。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特定的地缘热点上，其中一些地点主导了地缘政治的想象，比如东地中海与达达尼尔海峡。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通道具有全球意义，它是一根细细的针，将欧亚大陆中部产粮区与饥饿的甚至濒临饿死的消费者串联起来。听起来很熟悉吗？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种情形反复上演，包括19世纪40年代末、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还有2022年。20世纪70年代，中东成为一场关于全球能源安全的激烈辩论的焦点。粮食或能源供应不足带来的创伤，担心它们受到敌对的、恶意的或完全陌生的势力控制，国内外政策的有效协调给各国政府带来的挑战，这些都从根本上促使人类更愿意重新想象我们的创造力和新技术将如何用来解决问题并将世界各地的人民联结起来。初看之时，这些危机似乎纯属毁灭性的，造成死亡与破坏，而事实证明了它们所拥有的变革意义。这本书旨在讲述转型是如何进行的，及其如何被理解的，或被更好地理解的，以及转型如何彻底改变了思维并重塑了全球化的叙事。</p>
 <p>是什么推动了全球化，即什么使世界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联系加强，而它的脆弱性又在哪里？人们普遍将全球化现象视作某种势不可挡的自我驱动过程、一个现代文明的独有特征，并将它们归因为技术的变革。按照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所宣扬的定义，这种变革在某些时候被称作“现代经济增长”。然而在现实中，相互关联性是一种不均匀的、不稳定的发展，受到人们对混乱与危机的集体响应的影响。在那样的时刻，价格——或者抑制价格的企图——会生成引导反应的信号。它们那种悠悠球般的动作可能会让人困惑和迷失方向，它们会鼓励新的思维方式，有时能产生效益，有时却危机四伏。</p>
 <p>混乱通常始于小规模的，最初看来微不足道的事件，诸如19世纪中叶爱尔兰出现马铃薯致病疫霉这种真菌，2019年末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或者同样还有1914年奥地利皇储被刺杀。经济学家伊恩·戈尔丁和麦克·马里亚塔桑形容这个问题是全球化的“蝴蝶缺陷”。此类危机不受控制地逐步升级，提醒了人们要注意如何理解小事件。它们也很好地说明了为这种理解形成一个框架是多么的不容易。</p>
 <p>本书认为，新的制度通常出自对供给危机这种特定类型的混乱做出的响应，除了市场创新，这些制度还包括更为强大并扩展其能力的政府。该结果改变了人们对互动作用或经济过程的看法。此类供给危机就是粮食或燃料等基础商品变得稀缺、价格上涨，并需要新的生产和分销渠道的时刻。政治事务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应对价格剧烈波动的挑战。“悠悠球运动”带来了政府及商业机构的革命。某些体制过于僵化，以至于被短缺经济彻底摧毁。杰出的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惊人地展示了稀缺性及其引发的囤积居奇与功能失调如何破坏并最终摧毁了中央计划的共产主义经济。思考全球化动态的方向或线性的过程中所固有的难题，典型地体现在对新冠疫情危机的响应中。起初，看似疫情造成了世界的分裂，破坏了多边主义，撕裂了复杂的跨境供应链，并以这种方式扭转了全球化。由于供应链瘫痪，正常的商业活动中断，价格先是被压低；之后，随着商品需求取代了服务需求，出现了短缺，价格飙升，呈现一种“鞭梢效应”，或称“长鞭效应”。各个国家陷入了争夺稀缺资源的冲突，一些国家试图充分利用其对能源和粮食供应的掌控。然后，战争进一步扰乱了生产，2022年全世界的收获量减少，食品供应下降，出现了严重的短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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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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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大国们似乎都在急切地进行改变。中国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立足消费扩张驱动经济增长。美国转向了孤立，甚至在2021年新总统上任后，也只是在口头上支持多边主义，却任由特朗普时代的关税措施大体就位。不止于与乌克兰的对抗，俄罗斯还对整个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造成了冲击。相比之下，较小的国家继续依赖基本商品的贸易，除了食品，还有复杂的工程、电子产品及医药用品。</p>
 <p>然而，历史的经验是，某种全球化的危机会导致更高程度的全球化，它们为沟通和创新创造出新的活力。因此，今天的政治活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大流行将对全球化有何影响？自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正在逆转，抑或进入停滞期或者慢动作般的“慢全球化”（slobalization）。全球化通常被认为主要作用于薪资与价格，促使它们不断降低，其途径是通过将大量新的劳动者纳入全球劳动力大军，让富裕国家的传统制造业中蓝领工人的活动贬值。随之而来的便是民粹主义者对移民和贸易的强烈反对，各国试图限制资金流动。移民流入国担心工资和劳动力市场受到影响，而移民流出国则哀叹人才外流将使其社会和税收体系失去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在大规模岗位流失的经济体中，贸易在许多人看来是一场零和游戏，进口消灭了人们的谋生手段。人们谴责资本流动具有潜在的野蛮性，声称其破坏了稳定；决策层据此做出响应，制定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计划。十二年后，新冠病毒这一全球性威胁放大了全球化面临的挑战。许多民粹主义或反全球化的政客立即得出结论：全球化是罪魁祸首。</p>
 <p>对于流行病或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威胁的认识，理应在全球范围内造就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危机似乎强调了为什么全球化必须加以引导或管理。怀疑论者则很快指出，现实往往更为复杂。新冠疫情大流行往往促使人们首先从某一国家自身利益的角度思考，如所谓的“美国优先”。但政策制定者也会回望，观察并比较其他国家在做些什么，思忖他们需要从中学些什么。各国立即为率先研发出疫苗而展开争夺，以确保长期的科学和技术优势。随后，“疫苗民族主义”驱使美国、英国、俄罗斯展开更直接的交锋，也在欧盟内部引发了激烈冲突。这种朝着贸易保护主义和大国竞争加剧的转向，先是为能源冲突埋下祸根，然后又为2022年的俄乌冲突打下伏笔。其他全球性挑战也在也在其显现之初激发了新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甚至气候变化也和新冠疫情一样，可能被用来构建新的战略优势，特别是俄罗斯、加拿大和挪威这些北方国家，可能会受益于更温暖的气候和经过北极的便捷航行。结果，从新冠疫情大流行开始，再到俄乌冲突，地缘政治好像无处不在。地缘政治思维限制了各国协调一致应对危机的能力，全球化似乎也因此处于守势。</p>
 <p>是这样吗？这种回落还会持续多久？协调，即政府之间的合作互动，无疑变得更加困难。因而有必要依赖其他私下生成的，能将世界团结在一起的动力。但是，这番新举措是否足以解决严峻的供应紧张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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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哈罗德·詹姆斯<br>
   编辑：金久超<br>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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