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那会，毗邻的马路没有通公交，放学时，我们常常会手拉手横行在空无一车的马路上，亢奋地一遍遍高唱：“差路，上海音乐厅大光明！”也不知这一句的来历，大约这两个地方在那时人们心目中代表着“高档”吧，不过当年我们和“高档”隔山隔水。上海音乐厅没进去过，屠巴海爷爷来学校教合唱，亲切地问有没有谁会唱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唱过的小曲，我们一概摇头，不久我们集体去新造的万体馆参加歌咏大会，这是那年代我与音乐家唯一的一次交集。大光明电影院也没进去，附近有衡山电影院，干嘛跑那么远，坐26路从徐家汇出发要一毛钱来，都可以买一本连环画或者两三包桃板、盐津枣了。大光明门口当然走过路过，小小的门面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倒是隔壁的国际饭店让人油然有种敬仰，那么高，隔着马路仰着脖子数，24层要数一会了，还有那旋转门，转来转去都是神秘，这么“高档”的地方，小小的我不敢靠近，更别提进去了。

读中学了，学校坐落在天平路，离武康大楼咫尺之遥，有不少同学住在武康大楼周边，有的就住在大楼里。有一阵，我和同学一起在学校对面的天平食堂搭伙，吃完饭，三步两步就行到淮海路，武康大楼矗立在那，老旧的砖红色并不醒目，底层的行廊里开着理发店、百货店、食品店等一溜小店，囊中羞涩的我顶多在门外看看。淮海路上人不多，不时有26路开过，小辫子搭在横七竖八的电线网上。再平常不过的街景，没有人想到去和武康大楼合影，当然也没漫步武康路那茬。我只是知道，武康大楼也与“高档”相关，住在里面的同学不是名人之后，就是干部之家。

中学同学吴刚画的记忆中的武康大楼

大学的时候被分到文学报实习。那是新华路弄堂里的一栋洋房，门洞和大厅幽幽暗暗的，靠着花园有高高的落地窗，是一楼最明亮的地方，我们会在那聊天。老房子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倒是记住了那里的一些人。报社有位姓陈的秘书，五十来岁了，但身材窈窕得如同少女，据说原来是跳芭蕾的，她从黑魆魆的门洞里走来，门外透进的微光勾勒出美好挺拔的身形，让人艳羡。文学报藏龙卧虎，美编是谢春彦，嘻嘻哈哈的，对我们这些小字辈也没架子，兴起了主动为同学画像，同学也没太当回事，把画随手一放，再也找不到了，如今后悔不已。

工作了，办公大楼在北京东路外滩，一拐弯便是圆明园路、虎丘路，但是，那时除了偶尔去文汇报社，大家根本不愿意踏入这个街区。饭后散步自然选择外滩或南京东路，虽然那时还没有宽阔的滨江步道，沿江排开的大楼积着百年的灰尘，石头墙面看上去黑乎乎的，但毕竟它们伟岸气派，又有江景衬托啊！南京东路更是过眼瘾的地方。而那几条小马路就不同了，红砖大楼里有好多民宅，似乎散发着陈腐的味道，每次都是快步走过。单位有几间单身宿舍就在圆明园路、滇池路和江西路，每间小房间都要挤好几个人，那年代，能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单位正对面的大楼里同样有很多住家，走进那些门洞，横七竖八地挂着电表箱、水表箱，角落里塞满东家西家的破凳子、旧水壶等杂物，墙面沾满厚厚的油垢，黑黑黄黄地斑驳着，一股熏人的油耗气。那一排门洞里还开过两个饭店——时美和圆明园，从外滩一侧进楼则是外贸公司，底楼短暂地开过一个外贸沙龙，白天卖咖啡，晚上是酒吧，同事现在还会津津乐道地讲起当年喝了咖啡走人却忘了付钱，过两天去补缴，对方还一脸蒙圈。二十几楼经常会卖些出口转内销的衣物，我曾在那买过几件羽绒服，式样别致，穿了很久。

上世纪80年代北京东路圆明园路口孙介璋摄

记得第一次走进武康大楼，是去采访同学那名满天下的艺术家母亲。门厅的地砖很老旧了，电梯启动时发出很大的声响，走道和别处一样堆着杂物，辅楼的楼梯是水泥的，很普通。尽管如此，我依然感受到了它曾经的阔气和豪华：暗沉但宽敞的门厅，让岁月漂了色但不失雅致的地砖，还有住宅电梯，这一切可不是寻常人家能拥有的呀！有点惴惴地敲开门，赶紧搬出同学的大名来壮胆，同学母亲立马由衷地绽开了笑容，操着一口浓郁的绍普道：“你是妹妹的同学呀！”一副自家人的亲切和关爱，同学父亲也投来淡淡的一笑，初次采访的紧张感就这样被化解了。

那时，我三天两头要去复兴西路的上海越剧院和石门二路的上海沪剧院，当然也要去汾阳路150号的越剧院三团，那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七十年代办公楼的模样，只是一层的练功房有六米高，爬得挺累才能到二楼的排练厅，我常在那看赵志刚等一众青年演员排演新戏。旁边是一大片起伏的草坪，草坪深处是一栋白色建筑，大家都叫它白公馆，说它曾是白崇禧的官邸。后来我才知道，上海越剧院原来就在白公馆，而那栋二层楼是拆掉大玻璃花房建的练功房。隔着浓浓的绿荫，马路上几乎看不见白公馆，只有进门才看得见。白公馆有些气势，但谈不上漂亮，一、二层已经做了越友酒家，满满地搭着玻璃外墙。因为与梅龙镇合作，酒家生意非常红火，二楼大厅里圆桌一个紧挨着一个，排得满满登登，两间小房间也一样的拥挤。越剧院大大小小的活动都在这里吃饭，我借光成为常客，关于淮扬菜的认知都是在这里建立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袁雪芬和成立不久的上海越剧院三团青年演员在白公馆合影

走到三楼，恍若来到另一个世界，这里是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主持的越剧艺术研究中心。上楼便是客厅，正中放了张乒乓桌当会议桌，靠墙放着几个书柜。客厅连着半圆形的大露台，超级宽大，但已被封了起来，放进了五六张办公桌，成了办公室。在那，还能看到身形修长、线条流畅的立柱，俯瞰下去，正对着一大片绿绿的草坪，只有在这，我才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好美！”袁雪芬老师的办公室连着客厅，南北都有很大的窗户，东面又有两扇落地长窗，特别敞亮，天气晴好的时候，满屋子的阳光。那时正在编《越剧舞台美术》画册，袁老师把编辑部就设在这儿，宽敞的大屋子被几个长条桌和书桌椅子占满，桌上各种书籍资料层层叠叠，一屋子的拥挤，但书香浓厚。

袁老师在越剧界是一言九鼎的顶梁柱，看上去常常是严肃的、自带威严的，但对我这种小记者从来不摆架子，预约采访时她会问：需要我讲什么？讲几分钟？到时候，她真的就讲那么几分钟，思路清晰，言简意赅，从不跑题，让我由衷敬佩。一个人的能力绝不是多读几年书就有的，她二十来岁就能成为一个剧种的引路人，除了冰雪聪慧，真是需要过人的思考提炼能力，当然还有无时不在的认真执着，从袁老师那，我获益良多。在那绿茵茵的草坪上，我曾见袁老师为台湾周弥弥示范表演祥林嫂，转瞬间，她像立刻换了个人，一双眼睛满是祥林嫂的悲凉和疑惑，幅度不大的几个动作，尽显祥林嫂的孤苦和无助。由于是近距离观摩，袁老师那抓取人物灵魂的深厚功力，特别强烈地震撼了我，让我终生难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越剧表演艺术家（后排左起）袁雪芬、戚雅仙，（前排左起）张云霞、王杏花、金采风在白公馆合影黄德君摄

没过几年，上越三团团部租给宝莱纳了，餐厅开张那天照例要大宴宾客，商家给了越剧院一些名额，袁老师特意吩咐：一定要把多年来宣传越剧院的记者请来，我因此有幸和前辈们一起开了眼界。只见整栋房子被漆成了绿色，鲜亮但不扎眼，明媚又透着典雅，窗框勾勒出白色的轮廓，我第一次领略到色彩和建筑形式的魅力，一栋那么平凡无奇的办公楼突然变身洋气养眼的新楼。当然，那天我也第一次品尝了现场酿制的纯正的德国生啤，醇、厚、微苦又回甘，滋味妙不可言。在喧闹的爵士乐中，一众来宾大口喝生啤，大块吃肘子和香肠，还没出过国门的我第一次体验了一把德国的饮食文化。

我一直觉得，不仅是人与人，人与场域也是有缘分的。过了很多年，上海沪剧院搬到了天平路淮海路口，紧挨着文艺医院，我经常去那采访。回到中学时代熟悉的街区，这里有了点变化，但依然是静悄悄的。天平路开出了好几家颇有品位的衣铺和杂物店，有了点时尚的味道，武康大楼却是老样子，理发店、食品店还在，也有些新开的店，人流、车流多了许多。

有段时间，我几乎天天跑新华路，幼小的女儿白天托给了住那的外婆。那是弄堂最深处的一栋小洋房，三层小楼挤着五户人家，共享一楼的厨房。二楼的公用卫生间非常大，马赛克瓷砖，铜制龙头，很大的浴缸，只是龙头早不通热水，浴缸也锈迹斑斑，洗澡还得各家搬个塑料盆、提着热水瓶进去。楼下有块不小的绿地，被瓜分为七零八落的菜园，间杂着晾晒的衣服和堆放的杂物。后来，洋房拆了，建起了商品房。再后来，弄堂口挂起了“外国弄堂”的铭牌，这里的建筑成了历史保护建筑，再也不能随便拆了。

我想去找当年的文学报社，从U字形的弄堂里来来回回，就是没有一栋楼跳出来和我的记忆相呼应。直到前两年，我跟随交大历史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设计总监冯立先生重新认识“外国弄堂”，他告诉我：当年的开发商普益地产在营销策略上重点强调了它的区位优势，既毗邻租界，又可享受田园生活。我忽然意识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这里还是阡陌纵横的郊区，不用沧海桑田，仅仅百年，城市的版图就已如此巨变。冯立特意指着外国弄堂对面、新华路上的两栋别墅说：外国弄堂是私人定制的别墅区，由邬达克担任总建筑师，具体哪些别墅出自邬达克之手已经难以考证了，但这两栋样板房无疑是由邬达克亲自设计的。我不免细细看去，只见一栋依然挤着一堆住户，蒙着时间的尘垢，一栋已成了幼儿园，整洁得多。站在那里，我不禁浮想翩翩：或许，J.G.巴拉德曾牵着大人的手，来看过这两栋样板房吧，他们会有怎样的雀跃与期待？他在这里度过的奢华的童年是那样让他铭心刻骨，促使他写下了《太阳帝国》。在冯立的指点下，我终于确认了文学报的旧址，破败的大门紧锁着，窥见的只有堆得高高的杂物。楼还是那栋楼，那曾经的文气早已烟消云散、无影无踪。

我还跟随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副总建筑师郑宁女士再访汾阳路150号。白公馆作为酒家的一页历史已经彻底被翻过去了，所有那些遮蔽了它原本光彩的搭建已完全被拆除，它以全然陌生的形象矗立在我眼前，美丽优雅，恍然若新。郑宁带领她的团队负责修缮白公馆，她告诉我：这座邬达克的早期作品是为万国储蓄会董事长盘腾设计的，之后几易主人，虽然它被称作白公馆，但其实白崇禧、白先勇父子入住的时间不过一两年，解放后，上海中国画院、上海越剧院和上海沪剧院先后入主，上海众多重量级画家、越剧艺术家曾在白公馆合影，前两年，沪剧院更以大台阶为舞台，上演了实景式的沪剧经典片段“花园会”。在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的大合影中，白公馆典雅的身姿历历在目，甚至成为修复的参考资料，而到了八十年代初，那份优雅已经耗损殆尽，人们不再选择将建筑作为照片的背景。

历史建筑的维护是一件极其耗费财力物力的事，需要长时间的物质积累；珍视历史建筑的价值，需要社会共识的逐渐凝聚；历史建筑的修复更是一件极其琐碎、复杂、考验耐心和细心的工作。郑宁告诉我，经过考证，他们发现白公馆外立面本来并不是白色，而是浅米灰色，用普通的黄沙水泥做成水平向的划格仿石。寻常的原料，经过设计之手，却创造出非凡的美。时隔二十多年，我终于见识了它整体的美：气派的步梯，宽阔的平台，敞亮的百叶门窗……郑宁娓娓道来：百叶门窗是按照历史照片复原的，客厅黑白相拼的大理石地坪是根据邬达克的图纸复制的，天花是根据残存的片段重修的，而壁炉、卫生间地面则参考了旁边同期建造的工艺美术博物馆。做酒家的时候，楼层的高度都动过了，很难再恢复，以至于门窗、楼梯、天花等很多细节都要重新设计衔接。我们曾经那么滥用这么美好的建筑，想想也是罪过。郑宁特意介绍了楼内线条流畅的弧形楼梯，扶手用的是精细的水磨石工艺，一楼雕花是石刻的，两者浑然一体，它是整栋楼最精美的历史原物。我想了又想，当年无数次走过这个楼梯，从来没有注意到它的雕饰、它的弧线。美需要发现的眼睛，发现美的眼睛需要培育。

我也去了外滩源，引路的是上海明悦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人、资深建筑师沈晓明先生，他曾主持这里诸多建筑的修缮工作。他指着路口那些大楼说，这些古典风格的红砖大楼建造年份都比较早，用的是英式红砖，过去中国建筑都是用青砖的，因为西洋建筑的需求，才有了国产红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东方第一都市的上海，其建筑风格的演化是与全球同步的，艺术装饰风格刚刚在美国兴起，上海就立刻跟风，成为继纽约和芝加哥之后艺术装饰风格建筑最多的城市。在外滩源就有不少这样的建筑，并且可以看出细节上的渐变过程，由邬达克设计的真光大楼和广学会大楼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两栋楼看上去不那么显眼，却非常精致耐看，它的精致感来源于砖体富有设计感的排布，沈晓明说：这种排砖，有棱有角，看似简单，其实要算好模数，排好样子，让工人依样画葫芦，这样的排布，让整个建筑物有了阴影感、立体感，然后有了一种向上的动感。

真光大楼细节

沈晓明还特意介绍了别具东方风韵的女青年会大楼，当年它和这一带所有的建筑一样，被油烟抹得灰头土脸，谁也没有在意过它，如今突然发现了它不同一般的美：不大的门楣上是瓦当形制的装饰，墙上一方方花纹犹如一扇扇窗花，走进门厅，醒目的红、黄、绿在脚下组成了大小不一的方格，天顶是满满中国风的彩画，一栋教会组织建造的大楼竟有那么多东方元素，原来它的设计师是美籍华裔建筑师李锦沛先生。沈晓明说，为了加固地基，所有的地砖一块块挖出来，编号，然后再一块块拼装回去。眼前的美丽来之不易，哪一个细节没有融入设计师的反复考量和工人们一丝不苟的劳作。

去年，我和几位老同事相聚，特意选在女青年会楼上的饭店用餐。走上露台，我们首先寻找老单位大楼的踪影，它以陌生的屋顶的形态呈现在眼前。外白渡桥、上海大厦依然是旧时风景，但友谊商店已变身奢华的半岛酒店，曾栅栏掩映、绿荫环绕的外经贸委大楼已成为对外开放的外滩33号，当年一栋栋很不起眼、满是尘垢的大楼也已华丽转身，成为时尚地标。记得那年二十几层的文汇大厦拔地而起，成为街区中的翘楚，比邻的同行们深以为傲，现在才知道，这块地基上曾建有上海最精美的犹太教堂。如今，文汇大厦已从地平线上消失，遑论更久远的阿哈龙会堂。

饭后漫步，感慨良多。虽然在这个街区工作了近十年，但当年谁都没想到去考究这一街区的来历，当然也就无从知晓虎丘路原来叫博物院路，因为这条路上的亚洲文会大楼曾是亚洲最好的东方学博物院所在地，这里还有曾经的东方好莱坞光陆大楼。

在圆明园路口的大楼前驻足，有位同事曾在这里的宿舍暂住。她反复打量，好不容易才确认当年宿舍的方位，发现过去的入口已装饰得像窗户。再行到老单位门口，早换了新主人的大楼已经旧貌换新颜，想在门口拍照留念，一脸凶悍的保安急急地驱赶着我们，说门厅也不许站，更不要说进去了。我们只能来到路口，仰望着大楼，热切讨论着哪几扇窗户属于我们当年的办公室，莫名地引来一众围观。那冬暖夏凉的江景房早已离我们远去，我们的心底还执拗地把这里当作自己的主场。对面的红砖大楼已在电视剧《繁花》之后成了人尽皆知的外滩27号，而它于我们与一些零碎的图景和故事相关。

熙来攘往，回到曾经生活、求学和工作过的地方，放眼尽是盛装打扮、打卡拍照的年轻人。不少街区已经抹去岁月的沧桑感，焕然如新。在那些彰显着时尚与经典的建筑前留影，这有什么错呢，这不正印证着城市更新的成功吗？但于我而言，它们时下华美的外表和曾经的图景会在脑海中叠加，眼前还不时会闪出建筑师们顶真的眼睛。建筑之美，来自它的过去，那些与建筑相连接的人和事，也来自让它们重新焕发青春的人。我乐于故地重游，寻找属于自己的记忆，同时，我也乐于探索更多的街区，去发掘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事，寻找属于群体的被岁月湮没的记忆。建筑无言，但建筑背后的故事生动喧哗，只有找到那些故事，建筑才与今天的我们联动，真正成为我们的心灵家园。

文：赵洁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明

我的记忆散落在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 | 赵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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