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再讲五四：从林纾、张竞生、冯省三身上看到什么？|2024上海书展②

讲堂

保持与之对话能力，扩大研究谱系，五四传统和孔子传统应联合起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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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三陈：陈子善、陈平原、陈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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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如果要向普通公众讲五四，只要做减法，读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的三篇文章即可知晓思想、精神、文化层面的五四是何貌；如果是北大北京研究课程的学生，则要走四条路——中轴线、胡同、新文化、旧城改造，新文化之路就是五四之路；而对于陈平原本人，五四研究则是砥砺思想学问的“磨刀石”，就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来说，研究者必须不断保持与五四中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的对话能力。</p>
 <p>8月20日，上图讲座·2024“上海书展·名家新作”系列上，北大教授陈平原再次南下，就新书《未完的五四：历史现场与思想对话》，携手老友复旦陈思和、华东师大陈子善，主谈他钟爱的五四主题——重返“关键时刻”，而“三陈谈五四”这样的副题，无疑是又一个吸睛点。对魂牵梦萦的五四主题研究，陈平原做了文前的三个层面的陈述。娴熟于五四时期媒体传播的他，也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60分钟内，他从数个被遮蔽的五四人物故事讲起，试图告诉大家，他提倡的“触摸历史”，是需要扩大研究光谱，曾经的“敌对”学者，不幸落难的学生，中途走向歧路的学者，都应放到研究的显微镜下，而不只是以往的成功者、聚光灯人物；而书名中的“未完”，是需要每个人的理解：未完成、未完美、未完结、未完待续……“我们的工作是让一代代人激活那个内存，得以不断与五四对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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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原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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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trong>林纾被误读：</strong></p>
 <p><strong>因为反对新文化运动而写了小说《荆生》《妖梦》</strong></p>
 <p>在五四运动史和新文化的著作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论断：林纾林琴南因为反对新文化运动，而写了小说《荆生》和《妖梦》，意在借用军阀的力量扼杀新文化运动。“这个说法是子虚乌有，是新文化人的哀兵之计。”陈平原为第一个五四人物“平反”。</p>
 <p>林纾在近代文学史上以翻译而著名，《茶花女》《鲁宾逊漂流记》《汤姆叔叔的小屋》，都是他以浅白文言奉献给中国读者的精神产品。近20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他的心态、论文、长篇小说、诗文都有所剖析，尤其点出了林纾有“游戏笔墨”的爱好。陈平原分析，林纾在北京京城中学教书时有个学生叫徐树铮，后成当时著名的军阀。这被研究者认为林纾因为反对新文化运动而希望军阀去剿杀的口实。其实，林纾幼时曾习武，《七十自寿诗》里就有“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的诗句，在散文《技击余闻》里就讲述了福建各种武林高手的逸事，或带剑，或抓妖魔，用现代眼光看，可谓是个古代游侠控，因此，在小说常有诙谐、戏谑口吻。“如果真的是要剿杀新文化运动，何必将小说从北京寄到上海刊发？如果是军事行动，不该密谋吗？”陈平原反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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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琴南照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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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五四运动爆发后，已经于1913年离开北大的前文科教员林纾公开撰文提出批“提倡新道德者，反对旧道德”者乃“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论调前后一致。晚清开启的变革大潮冲垮了第一代启蒙者的根基，早年的先行者站到对立面是大时代里常有的尴尬。“但那不等于所有反对者都是敌人。”陈平原再次强调《未完的五四》中的观点，“新文化运动中，不管左中右、声音大中小，都值得关注。”在陈平原看来，将五四研究的光谱尽可能扩大，是一种研究能力的体现。“林琴南、刘师培、梅光迪、章士钊，都是很有风度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对新文化判断上有差异，不应该归为‘敌人’”。</p>
 <p><strong>张竞生走歧路</strong></p>
 <p><strong>将严肃的性学学术话题社会化遭遇新文化人集体批判</strong></p>
 <p>《未完的五四：历史现场与思想对话》的底板是2018年北大出版社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202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用了更通俗和醒目的书名《未完的五四》。此次北京大学出版社增订出版，年头3月首印后，到5月4000册即告罄。在书中和林纾一起被陈平原视为“偏师”的还有北大哲学系名教授张竞生，他后来以“性学专家”而闻名。“从张竞生的学术轨迹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发展中，哪些是天花板，哪些陷阱掉下去了就很难翻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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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山格夫人与张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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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指着投影里一张美国计划生育倡导专家山格夫人（Margaret anger）的合影，陈平原介绍，1920年代的北京大学里有两个风云人物，左边的胡适，因为他师从了美国的杜威博士，右边是张竞生，他留学法国推崇、研究卢梭。在北大任教的五年（1921-1926），张竞生风头颇劲。在《晨报副刊》上发起了爱情大讨论，提出“爱情四定则”，深得新文化人首肯，鲁迅、周作人都很欣赏他出版的《美的人生观》等书籍。他当时是北大风俗调查会主任，在30多项调查中，一个民族的性生活风俗习惯是个非常重要和严肃的学术话题，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张竞生自告奋勇承担。</p>
 <p>1926年2月2日，他在《京报副刊》上刊发了《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启事，征集大学生的性经验，并且希望写得“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和传奇一般的动人。”这一步酿成大错。张竞生忘了一点，英国学者霭理士做性学术史，调查小册子有限制，购买人有限制。这些征文后来编成《性史》刊发，想蹭热度的投机出版商跟了一连串的情色书，这些账自然都算在了张竞生头上。1926年张竞生离开北大来到上海想以办杂志开书店为业，却举步维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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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竞生与《爱情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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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晚年，他反省：我错就错在把一个社会学的调查当作小说、文学创作。“其实，打压他的是新文化人，因为他把一个有价值的题目给糟蹋了，做了不符合国情的处理，好像一头大象闯进瓷器店，悠然转身，一地狼藉。”陈平原评价。</p>
 <p><strong>冯省三遭开除</strong></p>
 <p><strong>鲁迅、钱玄同等在其翌年去世后撰文，时代潮流的无情</strong></p>
 <p>扩大研究谱系很重要的一点是关注1919年的北大学生。陈平原介绍，2019年，他修订《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书时，增加了16位学生。五四是个学生运动，日后学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不能只知道教师。而那些活跃的学生，“中文系最多，哲学系较少，历史系没有，其他系也没多少声音。”现场，他分享了一位没多少声音、没多少成绩，历史也不会记载的学生冯省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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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日记》里，记叙了10月22日冯省三被开除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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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冯省三是中文系学生，担任世界语学会干事，那个年代提倡世界语的多是无政府主义者，态度比较激烈。新文化运动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北大中文系上课都是发讲义的，原因是所聘的教师多为浙江人，南方口音太重，没有讲义无法听懂。但是讲义占去较大行政支出，是蔡元培、陈独秀等管理者最头痛的地方。1922年10月，校方提出酌情收费，遭到学生反弹围攻校长办公室。当夜，校长辞职、院长辞职、教务主任辞职、各个系主任辞职。学生们一看慌了，放弃了立场，“请校长留下来吧，我们不再争了。”校方也很强硬：一定要处罚一个学生作为交代。而冯省三当日曾说：“大家到会计课把讲义券烧了！”还曾说：“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p>
 <p>于是，冯省三被开除。他去了广东，第二年就去世了。三位老师为他撰文，一位是鲁迅，一位是周作人，一位是钱玄同。鲁迅在《即小见大》一文中写道：“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这么写：“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冯省三和讲义风波也被完整地记录在胡适10月22日的日记里：……到了末了，他要求我准他回校作旁听生，我劝他好汉要做到底，不要对我们作甚么请求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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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梦麟与《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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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陈平原分析，抗日期间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曾回忆，五四后蔡元培辞职从浙江请回来后态度有变：此后的学校不太平。因此，或许对讲义风波的处罚，是蔡元培让学校回到正常秩序的一个办法。</p>
 <p><strong>文艺节和青年节</strong></p>
 <p><strong>中国必须保持孔子和五四双传统</strong></p>
 <p>对于五四运动，陈平原有过三个形容词：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讲到这些非聚光灯下的五四人故事，揭开被遮蔽处，“关键在于要让当代人不断和五四话题对话，和这个历史时刻对话。”因为在陈平原看来，中国文化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另一个就是以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传统。“这两个同样伟大，谈到中华文化，必须将两个传统放在一起阅读、思考、对话。”做五四研究绝不是借古喻今，“但五四研究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不仅仅只对现当代文学硕博生，也需要进入公众视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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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原五四研究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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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点评环节，陈思和非常赞同将研究光谱扩大到反对面，“严格来讲，一个伟大的传统必然是在不断自我分裂中发展，与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他分析，合二为一，不仅看到正面也看到反面侧面，看到主流也看到支流，可以更充分理解新文化运动中的无限可能性。陈子善则从文学层面理解光谱的扩大，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1917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在客观上为五四爆发做了思想准备。”</p>
 <p>陈子善引出一个话题，国共两党对待五四的不同态度，这让陈平原做了一番五四精神的阐释。</p>
 <p>陈平原认为五四是“做”出来的，也是北大不断“说”出来的。1920年至1926年，每一年的《晨报副刊》五四纪念都是北大学生在做。而当年，5月6日，北大教授就开始说五四精神；5月20日罗家伦就在说五四运动的意义。而国民党直到去了台湾，还把五四当作“文艺节”，但是中国共产党在1939年把五四定位“青年节”。“这就显示了完全不同的气度。定义为青年节，意味着每个年代、每个时代，年轻人的努力、困境、思考，始终是我们直面的话题。”即便在当年，北大中文系1917级学生中，许多人也成了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俞平伯回忆，“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当时，傅斯年、罗常培编了《新潮》，许德珩编了《国民》，《国故》则是第三本刊物，这些刊物都影响了日后的政策、思想和学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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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杂志《新潮》《国故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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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讲座伊始，不断赶到的观众尤其是大学生只能在前排席地而坐，陈平原对五四历史的“触摸”形成了强烈的传承气场。除了陈子善年长6岁，陈平原与陈思和两位同龄人今年都届古稀年。陈平原回顾，他的导师王瑶先生当年总在算年龄，1919年五四那年，谁的年龄最大？蔡元培51岁，陈独秀40岁，鲁迅38岁，胡适27岁……陈思和想起，导师贾植芳开口常是鲁迅、胡风，仿佛就在谈隔壁邻居一样。这代学者浸染在导师带来的传统、生活、精神中，五四成了“三陈”这代学人学术生命中的血液，如何不偏激地理解传统、研究传统是他们一辈子的课题。如今，以扩大了的光谱作为研究的接力棒，则是他们的任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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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东馆B1演讲厅的现场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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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点评中，陈子善朗读了陈平原日前报刊上发表的五四研究的自评——注重细节的描述，凸显论战的姿态，兼顾古今的事业，平衡新旧的努力。重要的是基于学术而超越学术，保持与中国当代政治以及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密切联系。</p>
 <p>而2024年上海书展上的这场《重返“关键时刻”》主题讲座，就是一次生动的实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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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念<br>
   图：主办方、演讲者PPT<br>
   编辑：李念<br>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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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再讲五四：从林纾、张竞生、冯省三身上看到什么？|2024上海书展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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