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跟着艺术展开一段精彩的冒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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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一场冒险》，

曾 焱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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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是一场冒险》， 曾 焱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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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pan style="color: #95a5a6;">这本随笔集是曾焱对于艺术的提问与追索，每一篇文章都是一种提问的方式，也都像是爱丽丝的“兔子洞”，为你开启一场与艺术有关的冒险之旅。</span></p>
 <p><span style="color: #95a5a6;">这里有一生都在与不同文化自由对话的夏加尔，与自身始终保持既定距离的贾科梅蒂，纠缠于伟大的艺术与幽暗的人性的卢西安·弗洛伊德，深具自我毁灭气质的莫迪利亚尼等，他们都在用自身的方式不断定义着艺术。这里也有在艺术史上留下个人印记的女性，对于将当代艺术视为唯一方向的佩姬、以美貌和心计掌控着20世纪欧洲最丰厚的现代艺术私人收藏的多梅尼卡、创造了高度个性化风格的弗里达以及以时尚来诠释艺术的香奈儿而言，艺术不仅是一种充满了谜面的生活方式，更意味着人生的多重可能性。这里还有维米尔的代尔夫特、伦勃朗的莱顿、凡·高的阿尔勒，毕加索的马拉加，我们从中辨认的不仅是艺术家的足迹，更有我们自己的爱和忧愁。</span></p>
 <p><strong>&gt;&gt;内文选读：</strong></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20px;">画家的藏画：谁是谁的热爱？</span></strong></p>
 <p>一位画家倾心去拥有另一位画家的作品，这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他们的收藏和博物馆、画廊的收藏有什么不同？谁是谁的热爱？谁又几乎是所有画家的热爱？他们自己的绘画风格在多大程度上受其藏画的影响？</p>
 <p>到达伦敦的第二天，我正好赶上英国国家美术馆的大展“画家之画：从弗洛伊德到凡·戴克”开幕。这是2016年早就令人期待的一个年度展览，英国国家美术馆为它策划和准备了四年。八十多件作品中，既有压箱底的馆藏，也有从其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借来的宝贝，还有几幅据说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二十年之久的画作。</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从弗洛伊德开始</strong></p>
 <p>放在中国绘画史里，“画家之画”这种话题其实没有多么特别。以中国文人传统来说，艺术鉴赏从来讲究私藏和私赏，递藏是习得书画和精进技艺的重要途径，“雅集”作为精英文人常见的聚会形式，则是鉴赏书画的主要场所。传北宋李公麟作、米芾为记的《西园雅集》是驸马王诜召集的，虽说在历史上这场雅集并非真实存在，却还是因其精神性的意义令历代画家反复摹绘。雅集主人多为名门显贵或文坛、画坛领袖，将好友邀约到宅第花园，摆酒吟诗，谈书品画。手里若是没有几件值得观赏的收藏，主人怎能应付得来这样的场面？所以，大画家兼为大藏家，或藏而优则画，这在古代文人社会很寻常。中国艺术史家研究历史上的书画家风格，也都要论及他们的收藏脉络，像明代“吴门四杰”之一的文徵明，他和他的后人都是大收藏家。而巨富项元汴，家族收藏富比皇室，其后人，如项德纯、项圣谟，也都深受家中所藏滋养，成一代书家和画家。</p>
 <p>在西方，情形不大一样。在欧洲，艺术家和教会之间很早就形成了供养人的关系，教堂在艺术传播中充当的角色类似现代的公共空间；进入18世纪后，欧洲又开始形成一种公共博物馆收藏的体制，这些都让艺术家和他们的私人收藏之间的关联性没有那么显而易见。虽然相关记述有时也见于艺术家传记或者个展资料中，但很少有研究会像英国国家美术馆策展“画家之画”这样，以艺术家与他人画作之间的亲密关系来开启一段艺术史研究——从20世纪的卢西安·弗洛伊德、马蒂斯，一路回看到19世纪末的德加，19世纪中期的莱顿、沃茨和劳伦斯，18世纪的雷诺兹，以及17世纪的凡·戴克。通过回溯八位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画家的个人鉴赏与收藏，展览将欧洲绘画在近三个世纪里的变化的线索，用另一种观看方式梳理了出来。</p>
 <p>展览开篇是英国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的藏画。弗洛伊德逝于2011年，生前即提出将自己收藏了十年的柯罗画作《意大利女人》交给英国国家美术馆保存。弗洛伊德有不少名画收藏，包括19 世纪末法国印象派时期的德加和塞尚、英国18—19 世纪的康斯坦布尔，也有他同时代的画家好友培根和奥尔巴赫。但柯罗的肖像画作《意大利女人》仍是展览中最迷人的一幅。馆长加布里埃莱·菲纳尔迪透露，“画家之画”整个展览的想法其实就源起于弗洛伊德的这一捐赠。当英国国家美术馆在2012年最终迎来《意大利女人》入馆的时候，目睹原作的人都惊叹它的不同凡响。柯罗通常被认为是法国19世纪枫丹白露画派的代表，收藏家都渴慕他的风景画作，但弗洛伊德的这件收藏却让人看到柯罗的人物画也如此简朴而完美。策展人安妮·罗宾斯介绍，弗洛伊德是在2001年的一场拍卖会上买下它的，柯罗对人物体积感的表现以及令人意外的粗粝笔触都让他印象深刻而无法舍弃。《意大利女人》被带回家后，弗洛伊德将它摆放在顶楼的房间里，和奥尔巴赫的画、德加的雕塑相对，他每天躺在床上都能看到它们。“对于画家而言，拥有一件画作，意味着最深层次地与之相处，并在过程中发生一种亲密的、极其强烈的创造性对话。”安妮·罗宾斯在展览前言中写道。因为弗洛伊德和《意大利女人》带来的故事，她想到要做一次库房盘点，看看在全部馆藏里有多少画作是像《意大利女人》一样在入馆前曾是属于伟大画家们的私人收藏或是由画家推荐博物馆购藏的。这份清单整理出来后是令人惊讶的，符合以上两个挑选标准的画作竟有七十多幅，其中多数曾为大师们所拥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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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女人》，柯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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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多变的马蒂斯</strong></p>
 <p>不止一部回忆录提到了毕加索和马蒂斯在1910年后逐渐失和，但在展览的马蒂斯的藏画中却可以看到不止一幅作为私人礼物馈赠的毕加索画作。两个伟大人物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粗暴，他们是对手，其实也是某种复杂层面上的朋友。</p>
 <p>1941年，巴黎沦陷期间，马蒂斯移居法国南部的尼斯后，将自己的一幅素描送给了身在巴黎的毕加索，致谢老毕帮自己照护了滞留在巴黎的银行金库里的财产。一年后，作为回赠，出手大方的老毕把两幅同题的立体主义肖像作品《多拉·玛尔》送给了老马。这两幅画一直被马蒂斯挂在他租住的雷吉纳旅馆的房间里，和那段时间他拥有的塞尚、德加和库尔贝的画作收藏在一起。</p>
 <p>马蒂斯的收藏习惯和前面提到的弗洛伊德、德加都不太一样，他的眼光和趣味总在变化。在创作进入新的风格变化时，他就寻求不同的画作，所以他的收藏在数量上很少，因为他极少长久保留藏品，总是频繁和经纪人交易，曾经不计代价得来的画作，如果为了买进更喜欢的新东西，或者仅仅为了获利变现，他也舍得出手卖掉。展览中，有一幅馆方从私人藏家手中借展的高更作品——《戴花的年轻男子》，这是马蒂斯在1900年从沃拉尔手中买来的。那时候的马蒂斯还没有足够的钱，为此用了分期付款的方式，据说他还典当了送给妻子的结婚戒指。高更此作画幅很小，画的是他1891年第一次去塔希提岛时认识的一个土著朋友：年轻男子面目英俊，耳后别了一朵白色栀子花，他的褐色皮肤、粉红衬衫、黑色领结以及后面的蓝色背景形成了丰富的层次。马蒂斯看到这幅画后立刻被它的色彩和线条迷住了，拥有这幅画后，他那个时期的绘画也从中受到影响。但仅仅八年之后，1908年，他已经打算出让千方百计才得来的这幅画作。马蒂斯曾试图用它去交换雷诺阿一幅慵懒的女人像，但没有达成。直到1915年，他才终于如愿卖掉了这幅画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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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花的年轻男子》，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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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899 年。当马蒂斯在沃拉尔的画廊里第一次看到塞尚的《三浴女》时，他立刻对自己刚刚付钱买下的凡·高的《阿利斯康墓园》兴味索然，转头奔向《三浴女》。多年后，他搬到尼斯，手头窘迫，却仍旧为自己热爱的塞尚倾囊而出，以两百法郎买下另一幅塞尚的画作——这相当于他和妻子一个月的生活开销。当然，这幅画后来也被总是渴望拥有下一件的马蒂斯出售了。</p>
 <p>相比之下，德加的《梳发》算是马蒂斯保存时间较长的一幅藏画了。这件作品本身也有点故事。1918年，英国国家美术馆从巴黎的那场德加收藏拍卖专场买下了这幅画，后来馆里有专家觉得画质粗糙，又从馆藏中清理了出去。马蒂斯从经纪人手中买到这幅画，一直将它收藏到1936年，才通过他儿子在纽约开的画廊转手出去。有意思的是，买它的下家仍然是英国国家美术馆，时任馆长的克拉克亲自选中了它。马蒂斯在拥有这幅画的十八年里，从来没有谈论过它，但英国国家美术馆的专家认为，马蒂斯在二三十年代的室内画不排除受到德加这幅画作的影响，比如对织物的描摹，对橙色和红色在画面中的大胆使用。他们在展览中并列展示了一幅从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借来的《漫不经心的阅读者》，是马蒂斯1919年的作品。而就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他收藏了德加的《梳发》。研究者指出，从这两幅画中可以看到一位画家为什么会渴望拥有另一位画家的作品，以及藏画对他们自己的绘画产生了什么影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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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发》，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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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不经心的阅读者》，马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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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当然，还没有任何一幅藏画可以比得上塞尚的《三浴女》在马蒂斯心中的位置。它为马蒂斯的艺术带来了本质的改变，让他学会“像雕塑一样绘画”，并且这种影响对他而言持续一生。1936 年，马蒂斯说：“三十七年来我一直拥有这幅画……我从中找到了我的信仰，也获取了韧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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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曾&nbsp;焱<br>
   图：出版社提供<br>
   编辑：周怡倩<br>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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