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在罗马世哲会的“自我知识与实践知识”圆桌后，参与讨论的学者们合影。中间为著名的现象认知科学家、曾在2018年8月做客文汇讲堂的美国孟菲斯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教授加拉格尔，里昂高师米歇尔·怀

【导读】2018年8月，从1900年开始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第一次在中国北京举办，创下了8000人注册参与的记录。2024年8月1日至8日，第25届世界哲学大会延后一年更换为罗马接棒，而中国学者的注册人数多达400人，占与会数近十分之一，创下海外国际会议之最，这与六年前的北京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举办密切相关。四个自信、文化走出去、新文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六年，国内各领域的变化，给中国国际学术交流和话语权带来怎样变化？文汇报文汇讲堂策划了“从北京到罗马——中国哲学人的文明互鉴之路”专题策划，9个中视频已刊发。现刊发一组6篇文稿，含学者撰稿、访谈稿和圆桌观察，继续深化这一主题。

本篇为自我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圆桌观察。

圆桌期间，怀教授和加拉格尔教授不断与年轻学者们交流

“跨越边界的哲学”是第25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按照国际哲学学会联合会（FISP）主席Luca M.Scarantino的解读，哲学家们将挑战严格的学科界限，讨论紧迫的伦理、社会和精神问题,解决紧迫的公共问题。这个议题获得一致通过的共同的背景和一个潜在的前提是，当前世界处于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中，而跨越边界的前提则是实现自我理解和在此基础上的理解他人。现实生活使我们有跨越边界的动力，而理解则是对话讨论的前提。

诚然，“理解”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跨学科的热门话题。华东师范大学知识与行动研究中心发起的圆桌会议，以“自我知识与实践知识”为题，集中讨论了对自我的、行动的和对他人的认知与偏见。简单而言，8月8日的这场圆桌讨论，从哲学的、逻辑的角度讨论了关于人如何理解自我、理解他人的议题。

承金-冯学脉，推动“理解”的认识论纵深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知识与行动中心成立于2009年，发扬了金岳霖-冯契学脉中深厚的认识论研究传统，由教育部“长江特聘学者”郁振华领衔，专注于知行哲学的研究，并于2010年，与中心与法国里昂高师认知科学的认识论中心合作，在中法科学与社会研究院（Joriss）的框架内，成立了知识与行动研究室（Knowledge and Action Lab，简称KAL）。

KAL以国际化的工作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设课程、开展“知行讲堂”的讲座等形式，吸引了不同国籍的世界同行参与。共同研究“知识与行动”领域的前沿问题。知识和行动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哲学难题。而在当代哲学、科学（特别是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知行哲学又蕴蓄着新的可能性。

“知识与行动”曾举办过四次国际会议

2018年，当时KAL，在北京召开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成功举办了以“具身认知”为主题的圆桌会议。这是因为近二十年来，“具身性”在认知科学哲学中扮演者极为重要的角色。

2024年，在本次世界哲学大会上，“自我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圆桌主题体现了大会主题“跨越边界的哲学”背后的世界哲学关怀，即哲学为如何寻找确定性做理论上的探索。KAL在“理解”的认识论方面也多有积累，2017年就组织过“理解的当代认识论探究”工作坊。当代知识论著名学者、美国福坦莫大学教授史蒂芬·格林（Stephen Grimm）做了题为《为什么理解是当代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一个热门话题？》的主题报告，来自4地6所高校的学者就理解的话题开展了深入探讨。

那么本次世界哲学大会上，“理解”的主题又有了怎样的研究进展？KAL的三位年轻学者对此进行了报告。

当不知道自己是谁，应该在更不确定情境中寻找自我

Sean Clancy展开“反事实情境”分析

作为本次圆桌会议的报告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Sean Clancy探讨了自我认识与实践知识在面对“反事实情境”时所遇到的挑战。他认为为了真正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各种反事实情境中将如何行动。例如，一个人面临拯救生命与赚取1万美元两个选择时，对他的抉择的反思有助于我们了解自身真正关心所在。

运用想象的空间，可以讨论更反事实的情境。为此，哲学家可以大开脑洞。假若道德与宇宙中肉豆蔻数量有关，道德的提升就意味着最大化肉豆蔻数量，那么，有道德的个人就只需要关注肉豆蔻而不需要关心道德吗？假若人不再是思想、情感、心理结合的综合体，而是由神谕决定的、体重介于20至200公斤之间的生物，那么我们究竟是应该持怀疑态度而去寻找更多的证据，还是接受这样的观念，直接放弃对“人”本身的认知？

Sean Clancy认为，这样反事实的情境，会让人感到困惑，不知道应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还是接受新的信息。但他认为，这样的困惑恰恰意味着，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以便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答案将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反映出我们关心哪些事物。

落空的行动还能正确认识自我吗？

徐竹发言

如果说Sean Clancy从极端“思”的层面来认识自我，圆桌会议的另一位报告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徐竹则从“行”的落空的角度切入，讨论了行动和意图、行动和自我认识。

在当代认知研究中，一种以“4E”作为标识的新认知观已经形成并正在发展，其基本主张为：行动是认知的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唐热风也曾在“知行讲堂”上论述过关于知识与行动的关系，并提出知识行动论的观点，将知识分为三种，并指出每一种知识既是某一种对应的行动。行动哲学的发展直接源于牛津哲学界代表、维特根斯坦的高足安斯康姆在她的书《意图》种也曾指出行动者对自己的行动具有“实践知识”，即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自我知识。至少在常识意义上，行动者对自己的行动有特殊的权威，可以仅凭第一人称视角就知道“我正在做什么”。

徐竹对“行”的探讨受到安斯康姆及其著作《意图》启发

然而，从行的角度来认识自我，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行动的落空。在思考行动的意图或意向性行动如何界定的问题时，安斯康姆曾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当我闭着眼在黑板上写字，很可能因为粉笔或黑板的问题，实际上没有写出任何一个字，但即便如此，行动者也仍然知道“我那时是在黑板上写字”。

通常人们会认为，这时行动者所知道的不过是自己的意图，即想要在黑板上写字，并不是行动的事实。因为由于他闭着眼睛，并不知道实际上发生的行动是失败的，即并没有写出任何一个字。

在这个思想实验中，安斯康姆总结道在行动失败甚或根本未发生的情况下，行动者对自己行动的知识——实践知识，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修订安斯康姆理论，以实践知识认识自我

对于安斯康姆的这一概念，徐竹认为它要求既坚持事实主义的意图概念，又主张实践知识的不变性。因而有两种同情性理解的方案可以考虑。

首先，徐竹分析了基于命令逻辑的解释。命令只能与另一个命令相矛盾，同理，意图只能与另一个相反的意图相矛盾。不成功的或直接歪曲的行为并不与意图相矛盾，仅仅意味着意图的“落空”。意图的落空并不表示实践知识是错的。，这与事实描述与事实的否定之间的矛盾关系不同。

徐竹认为，麦克道尔的修正主义方案，是同情性理解方案之一

二是，匹兹堡学派代表人物麦克道尔的修正主义方案。麦克道尔认为安斯康姆的理论中唯一需要作出的修正是，人类行动者的实践知识通常需要利用接受性的、观察的知识，而不是像安斯康姆案例中描述的那样，总是闭着眼睛写字。香港中文大学黄勇就曾举例认为“获得理性的狼也不一定会做出道德行为，相反它在狩猎过程中会使用欺诈等行为”。在“知行讲堂”中，黄勇在批评西方哲学家索萨的概念时，就曾提出要“关注知识的内在驱动作用”。因此，徐竹总结道，当行动失败时实践知识也并不会完全不变。

基于此，徐竹指出两者可以相互整合。一方面，当行动失败时，行动者可能放弃原来的意图或采取相反的意图。另一方面，实践知识的本质是自我知识。实践知识是通过知道自己的行动而了解自己，因而这种自我知识同时也是面向世界的认识。

自我知识和实践知识在反事实情境中又将如何？

那么当我们在反事实测试中讨论实践知识时又将如何？Sean Clancy在圆桌会议现场通过两组案例进行了讨论。

第一组案例是“火灾案例”和“税务抗议者案例”。Sean Clancy和与会者讨论了“如果一个人的错误信念为真，他们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否正确或至少被允许？”。在火灾案例中，弗兰克被他敬爱的上帝命令杀死他心爱的孩子，于是他烧死了他们；在税务抗议者案例中，抗议者伊万认为自己没有义务交税，甚至无视法院传票，不予交税。

第二组案例关于打碎博物馆的花瓶，讨论了行动者是否会被追责的问题。案例一中，埃尔博特由于食物中毒产生幻觉，把花瓶看成了袭击游客的熊而打碎花瓶；案例二中，伯纳德由于想当网红心切并且不愿被别人抢占先机而打碎花瓶。从结果看来，前者获得了谅解而后者却没有摆脱责罚。

Sean Clancy总结认为，就上述两个案例而言，人们很难得出道德结论。因此可以通过反事实情境进行测试。在反事实情境中，如果测试者的错误信念为真，那么他的行为在道德上可能是正确的。当然，反事实测试有其自身障碍，并鼓励与会者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方案。

对话的障碍是偏见，由信念和态度构成

当人们踌躇于如何理解自我，在意图、行动中迷失自我时，在我们理解他人时也会有我们自身无法有意识控制的认知怪物在作怪，那就是社会感知中的内隐偏见。圆桌会议的报告人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何静就这偏见如何影响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和感知进行了解读和探讨。

何静从内隐偏见入手分析认知如何作怪

何静引述了心理学家G. Allport的观点，认为偏见是对属于某一群体的人持负面态度，仅仅因为某人属于那个群体就认为其具有该群体令人反感的品质。而信念和态度是构成偏见的两个基本要素，例如“印度人不总是守时”的信念和“我无法忍受印度人”的态度。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则更为复杂。第一是当我们在进行判断时，判断证据总是欠缺的。与对自然事件的判断不同，我们对他人的判断依据很难用是否充分来进行衡量。第二是偏见不必然是消极的问题：我们同样很可能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他人作出积极的评价。第三是过度分类的问题：过度分类或许是人类心智的一个特点。分类可以使我们快速识别相关物体、容易地解决问题。利用这些分类，语义关联可能存储于语义记忆中并自动激活，作为高效的工具；但当这些关联反映着社会权利层级时，情况会更加复杂，可能导致认知谬误。

关注个体认知偏见的产生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然而，更艰难的事实在于，偏见植根于我们的大脑，它是特定文化留给我们的印记。何静通过预测心智模型来解释偏见产生的原因。

根据预测加工理论，大脑首先预测一个先验概率，然后通过基于似然性和当前证据的贝叶斯推理，持续地更新先验概率，使其接近真实概率。大脑层级预测编码的通道是双向的，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感知经验始于先验知识，并被它在不同程度上所渗透。

何静的进一步分析

根据知名的神经科学家、伦敦大学教授C. Frith的观点，在数百万年的演化中，先验知识部分地植根于大脑中。因此，何静认为偏见定义为一种先入为主的判断，它鼓励我们启动预测，尤其是当个人在社会分类之外几乎无法获得别的信息时。预测的准确度不甚重要，只要我们能根据错误反应调整下一次预测，在预测的循环中，我们的世界模型将愈发准确。同时，何静指出，论述偏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如何通过特定社会网络实现的，以及偏见具有传递文化信息的功能。

偏见作为一种预先判断，是由大脑的预测加工机制决定的。从神经生物学角度来看，偏见是特定文化在个体大脑上的印记。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个体的认知偏见，还要关注文化对个体先验知识的深远影响。

青年教授脱颖而出，徐竹曾获第四届“科史哲青年著作奖”

三位中外年轻学者的理论思考，也吸引了著名的现象认知科学家、美国孟菲斯大学的加拉格尔教授，与他们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也显示了哲学在关切现实问题上的强大潜力——不仅是学者们进一步研究的成果，也是发扬金-冯研究传统，与西方认识论对话的成果交流，文明互鉴的意义正在凸显。

（此文何静亦有贡献）

文：童毅影
图：主讲者授权PPT 童毅影整合
编辑：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

不确定世界中的自我理解与理解他人|世哲会文明互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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