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卫建民：写在书里的北京打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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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居室求学（五十八）

读了《我的皮村兄妹》《劳动者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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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 #3598db;">专栏：居室求学（五十八）</span></strong></p>
 <p>读了《我的皮村兄妹》《劳动者的星辰》等几本打工者写的书，我的生活才向远处延伸，了解到城市核心区之外许多边缘人的生活。</p>
 <p>我还算得上是个读书人，几乎天天都读书读报刊，但所读书籍和报刊，在类别及数量上总是有限。因此，虽然信息流汹涌澎湃，我还是缩在小小的信息茧房里，能够看见的只是时代潮流中的几朵浪花。比如，若不是偶然读了《一个贫穷的作家准备重新找工作》，我不会知道袁凌先生写了那么多非虚构作品，几十年单枪匹马在中国的底层奔波，用自己的笔书写普通劳动者，关注他们靠体力劳动养活自己的命运，真实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他的穿透力极强的作品，像文字织成的黑白纪录片，缓缓展现现实生活的另一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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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到今年，没有单位、没有社保、没有房子、婚后不生娃、收入很不稳定的作家袁凌已年过半百。由于图书市场萎缩，他主要依赖版税生活的日子发生危机，所以才在网上找工作单位，再次从生活的激流向岸上凫，向现实举手投降。我在视频里看到，本来已有稳定的工作且在海关已是科长的袁妻，辞职后嫁给他，跟着这个一无所有的光头走到北京，也是一脸理想主义光芒，没一丝丝这个时代女性的俗气。袁妻也喜欢写作，目前在一家杂志社工作。</p>
 <p>对用文字打工的这对夫妻来说，月亮还是便士，面包还是自由，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p>
 <p>袁凌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已有硕士学位，还曾考上清华大学的博士，但中途而退，放弃到手的高学历，一头闯入生活，要用笔征服世界。他曾在几家著名的媒体工作，早年以“调查记者”名世，写过好几篇产生重大影响的调查报告。后来，他离开体制，以一个文字打工者的身份，在北京打工人聚集的朝阳区皮村廉价租了个房子，真正是和靠体力劳动赚钱的打工者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体验和观察打工者的生活。皮村近邻首都机场，天天有国内外航班在打工者的头顶飞过，天上人间，是截然不同的活法。有一位喜欢美术的打工者，就在一片破败的房屋上空，画了一架庞大的空中客车飞过。这正是他们的生活纪实，非虚构作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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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皮村在鼎盛时期，外来打工者近三万人。这些来自五湖四海，栖息在没暖气没空调的木板房或村民出租的房子里的外省人，不少人拖家带口，有的打工者的孩子就出生在杂乱的城中村。为了解决打工子弟上学的问题，这里一度曾办起学校，但因教育政策原因，学校解散了。打工者除了体力劳动外，还要有精神生活呀，于是，皮村出现了“工友之家”，每年春节还举办“打工春晚”，有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以志愿者身份主持这个特别的节目。从袁凌的书里，我看到，喜欢文学的打工者办文学杂志，办《皮村报》，自发成立“皮村文学小组”，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的几位教师，每周以志愿者身份来讲课，和文学爱好者交朋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劳动者的星辰》，就是打工者创作的作品选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劳动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杭育杭育”派文学。一个打工者群落，受到北京几位知识分子的关注；皮村也成为一个社会学、城市学意义上的样板。打工者在劳动之余，唱唱跳跳，写写画画，也能享受精神文化生活。所以，有的打工者称皮村是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延安。因为皮村有文化生活，一些在农村时就喜欢文艺的打工者向这里奔赴，一天劳动之余，他们在皮村做起了诗人、作家、画家、音乐家、学者的中国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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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今年是皮村文学小组成立十周年。按袁凌的说法，“种种迹象表明，工友之家和文学小组的现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为这个群体留下一份记录，是一个需要着手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组织和机构要求袁凌抓紧记录这些打工者的当下生活，是袁凌自己的良心和职业敏感生发的责任感。于是，他用如椽之笔记下《地下室的舞者》，把一个在北京当月嫂的甘肃女子的命运和梦想摆在了读者面前。还有个当月嫂的四川女子史鱼琴，既要给富豪的外室当月嫂，又要照顾自己患癌症的丈夫。史鱼琴从在度假村当服务员，到在成都火车站擦皮鞋，又跑到北京当上星级月嫂，不停地迁徙，不断地应战命运的挑战。一个月嫂的生命轨迹，也是社会变化的见证。史玉琴还习惯写日记，曾坦然地把自己的日记本借给袁凌，让这位作家了解自己的打工史和隐秘的内心。按《相遇》《逐光》《归宿》《离开》四辑，袁凌大跨度地记录十几位打工者的生命史。他不但写打工者的现在，也把笔远伸到打工者的家乡，甚至跑到打工者的家乡，亲自观察远行者出发的原点。北京皮村和打工者的村庄连接起来，袁凌笔下的人物就有了纵深，一个个艰难生存的劳动者的哭与笑就成串地洒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林巧珍的聪慧，史鱼琴的乐观，寒雪在他人屋檐下的坚韧，诗人小海的梦，范雨素、陈年喜的作品被文学界和广大的读者接受， “不服气的野马”王德志。还有潜心研究《庄子》 并已在《文史哲》发表过论文的张行，自认为是曹操后裔，在名片上印着“战略家/作家”的曹草。有好几位曾在皮村文学小组活动的打工者，是自由的脑力劳动者，他们像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风尘仆仆，希望得君行道；或是像水浒人物，要把一颗头颅卖给识货的。袁凌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亲密交往，谈话不寓褒贬，采访不设圈套，而是把自己当成和他们一样的野生植物，在北京的五六环外野蛮生长。他笔下的张家口来京打工者王春玉，当过农民，当过兵，是北京最早骑自行车送快递的先驱。当兵时，王春玉就爱给报纸投稿，曾是所在武警支队的秀才。退伍后，他干过各种工作，但还是不忘初心，喜欢文学。在长期的练笔和坚持下，他的文字功力已很强，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也很深刻。在一篇名《衰落的故乡》里，他忧伤地写道：“故乡的一个个老人们，如夕阳西下，用他们最后的光芒，挣扎着照亮这里即将黑暗的天空。我无力回天，也无法改变家乡的境况，只能叹息地看着房倒屋塌、十室九空，再过几十年，这个村庄将不复存在，我疑惑，到那时，故乡没了，我会在哪里落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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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g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style="max-width: 60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src="https://image.whb.cn/image/0a9debd8ae9b4742b8ad9c1f4b58fabe.jpg" alt="" width="645" height="981" data-id="1128035" data-src="https://image.whb.cn/image/0a9debd8ae9b4742b8ad9c1f4b58fabe.jpg" data-width="645" data-height="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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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我居京40年，亲眼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巨大变化。即以打工者为例，20多年前，有不少外来的打工者是可以在二环内的露天市场摆摊卖货的。他们租廉价房，早出晚归，是能靠劳动维持生活并获得收入的。随着首都新规划的严格落实，城市建设的向外扩展，非首都功能区的划分，打工者逐渐往外转移，存在了几十年的皮村，按袁凌的观察，也不会是打工者的久留之地。所以，他才重返皮村，选择十几个人物，以调查记者的方法、作家的文笔、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写下《我的皮村兄妹》。</p>
 <p>但是，《我的皮村兄妹》作为商品，销售情况并不好。有人分析，除了图书市场萎缩，还因为袁凌写的是穷人。如今大家自顾不暇，已没人关心穷人的事情了。想想看，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曾记否？当年图书市场上，《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哈佛女孩》等书籍，卖得多火呀！“成功学”类的书籍，一个时期迷惑了不少人。如今打工者已够辛苦，打工者要用劳动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们目前的生存状态，有关打工者的书籍，再也不会吸引读者了。怎么办？</p>
 <p><strong>&gt;&gt;作者简介：</strong></p>
 <p><span style="color: #95a5a6;">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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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卫建民<br>
   编辑：周怡倩<br>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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