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点 | 深化立法领域改革，用足用好制度优势——专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沈国明

城事

元荡湖受益于长三角协同立法，正迈向共管共治新阶段。

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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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荡湖受益于长三角协同立法，正迈向共管共治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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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法者，治之端也。<br><br>
   作为上海地方立法实践的参与者、推动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沈国明认为，随着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地方立法的工作思路与时俱进，一方面继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通过立改废释纂使法律体系更趋完善，另一方面要用足用好制度资源，让各类法律法规切实落地，产生应有效应。<br><br>
   去年3月修改后的《立法法》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赋予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权力，这正是创新之举。其意在实现制度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各部门应积极参与、群策群力，加速释放浦东新区法规的溢出效应。”在沈国明看来，浦东新区法规的立法项目，应当来自现实需求、回应社会的改革呼声，并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机制。<br><br>
   他也认为，要统筹运用立、改、废、释、纂等方式，提升立法工作效率。譬如，立法解释权倘若运用得当，有助于提高立法效率。“立法解释帮助大家准确理解立法宗旨和原意，一些本来不甚清晰的问题得到解决，既省却了原本需经修法的较长程序，也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现有法律法规的实际效果。”<br><br><strong>突破既有规则，放手改、大胆闯</strong><br><br>
   地方立法权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br><br>
   沈国明说，地方立法功能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地方的实施细则。第二类是解决地方事务。比如，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护、垃圾分类等。第三类是为国家制定法律“趟路”“试制度”，为国家立法探索方向和积累经验。浦东新区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的正是“探新路”的使命。<br><br>
   谈及浦东新区法规，沈国明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承担过多项“趟路”探索任务，如今要坚持发扬优良传统、弘扬改革精神，坚持立足全市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看待浦东新区法规。各职能部门不能只管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要形成合力，破解体制性、机制性难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实际上赋予了上海勇闯敢干的相应权力，上海应当充分利用这项制度大胆闯，创制新规则，让浦东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于法有据，为全市乃至全国积累经验，提供示范。”<br><br><strong>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牵一发动全身”关键点</strong><br><br>
   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意味着将有限的立法资源用在刀刃上。<br><br>
   “切口小、聚焦解决现实问题，这是数十年地方立法的成功经验，也符合全国人大对地方立法的要求。”在沈国明看来，地方立法不应追求体系化，也不能满足于将相关政策法条化，而应当注重可操作性。<br><br>
   想要精准捕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就需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要用足用好现有的制度资源。比如，关于立法有很多制度资源可充分运用，立法听证会、论证会等。<br><br>
   他清晰记得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举行的多场立法听证会的场景。譬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问题、劳动合同问题、优秀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保护问题等，利益相关方、政府部门代表、社会人士等就同一个主题轮番发言，在经历了观点碰撞后，在权利义务与权力责任的配置方面能取得共识，对提高立法质量有帮助。<br><br>
   他认为，法律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立法过程应是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充分发扬民主，有助于认识事物间的彼此联系，减少决策出现合成谬误。为此，上海要进一步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作用，使其内涵不断丰富，运作更加优化。<br><br>
   目前，设在产业园区、居民区的基层立法联系点资源禀赋不同，功能任务也各有侧重。“这些基层立法联系点就像立法网络的‘神经末梢’，能否发挥采集基层意见的优势，精准探测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点、敏感点，这才是更重要的。”他认为，通过系统设计，让更多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主观能动性，将是深化立法领域改革的发力点之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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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嘉旖<br>
   图：袁靖<br>
   编辑：范菁<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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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 深化立法领域改革，用足用好制度优势——专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沈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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