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化运动的堡垒：上海解放前生活书店党小组的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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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生活书店于1945年10月10日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6号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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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下属新闻出版处通过学习、分析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调查研究、搜集资料编成的《上海书局及出版社》，有的放矢，得以确定需要接管的每一家文化机构的具体情况，进而明确具体的接管政策和方式，从而准确地没收、取缔反动宣传机构；管理、审查其他宣传机构；鼓励进步的出版事业；保障社会对报纸、杂志及文化娱乐的需要。至1949年8月底，接管工作短时间内基本完成，祝志澄、王益等接管了胜利出版公司、独立出版社、拔提书店、时与潮社、中国印书馆、铁风出版社等33家官僚资本企业，对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华夏图书公司、立信会计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有少量官僚资本的企业单位开展了清理工作。《上海书局及出版社》为接管干部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为我党顺利解放上海、接管上海作出了重要贡献。</p>
 <p><strong>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生活书店</strong></p>
 <p>自1932年在上海《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建立，生活书店就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向广大读者提供精神食粮，致力于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在和国民党的斗争中，生活书店逐渐融入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周恩来同志高度肯定，指出“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要是通过韬奋主编的刊物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知识分子中去的”。&nb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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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抗战胜利后，生活书店于1945年10月10日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6号复业。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出版物，配合当时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蒋政治斗争，成为揭露蒋介石政府种种欺骗宣传及其独裁统治、介绍党的主张和政策、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的有力武器，起到了团结激励人民和瓦解敌人统治的作用。三店的发行网点成为党的重要宣传阵地。1948年2月22日，三店遭到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查封，部分店员去往解放区，部分店员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秘密排印图书，做调查研究工作，迎接上海的解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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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trong>《上海书局及出版社》：“调查研究”的具体实践</strong></p>
 <p>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即指示华东局社会部，配合解放、接管江南城市，做好江南城市的调查和材料工作，命令上海的地下党党组织搞好出版业的调查研究。这个调研上海出版机构的光荣任务交给了“革命文化运动的堡垒”——生活书店。生活书店成立了党小组来领导完成此项任务。周天行领导了这党小组的工作，参与此项工作的生活书店党员有方学武、范用、许觉民、董顺华等，冯黎云也作了收藏和分录资料的工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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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调查上海出版业的情况，包括出版机构、印刷厂、书店，甚至各家机构负责人住址及家中电话号码也在调查之列。范用曾回忆：“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之一，是调查官方书店、印刷厂，尽可能详细，甚至包括这些机构负责人住址及电话，写成材料，交组织上转送丹阳第三野战军，印成手册，以便接管。”许觉民在《风雨故旧录》中说，当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加紧调查国民党出版社、书店、印刷厂在上海的财产状况，房产的分布，负责人员的名单。重点对象是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中国文化服务社、拔提书局等，这都是国民党党办的单位；其次则调查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出版单位。规定这项任务必须限期完成。” 调查的开展主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分析出有官像资本的出版企业30多家。收集到有官僚资本的出版、书店、杂志社、印刷厂的企业单位资料，便用薄纸小楷字抄正，放在皮鞋底层里送给周天行。周天行布置冯黎云分类编卡，秘密保存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内。</p>
 <p>生活书店党小组将资料汇集形成《上海书局及出版社》未刊稿。底稿誊写在华东新华书店原稿纸（25×20cm）上，竖排，中为书名“上海书局及出版社”；右上“上海调查资料（文化篇二）”；右下方框内竖排两行“对内参考 不得外传”；左下“江南问题研究会编印 一九四年三月”。</p>
 <p>《上海书局及出版社》未刊稿按照按笔画排序（页左上列出出版机构首字供检索），主要内容有：出版机构、地址、电话、附注、设备、资本、组织、股东等，其中，接管工作所必需的出版机构的地址、电话为本书最基础之内容，政治背景是本书最为关注的内容。例如：</p>
 <p><span style="color: #7e8c8d;">中国建设信托服务社：负责人王艮仲，C.C.之少壮派；文通书局：该书局出版《蒋经国先生思想与生活》等书；正中书局：该局为C.C.系文化事叶（业）机构之一；拔提书局：该局为国防部政工局邓文仪主办，为军统书店；独立出版社：该社为CC所掌握；大东书局：董事长陶百川为C.C.重要干部，书局为C.C.出版机构之一，总经理杜维屏为杜月笙之子，新股四亿元，由杜月笙出资。</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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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span style="color: #7e8c8d;"><img class="ait_item_box img_default" style="max-width: 60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src="https://image.whb.cn/image/ba60416ca5724ffc9ad5a430c78a085e.jpg" alt="" width="4000" height="6000" data-id="1144991" data-src="https://image.whb.cn/image/ba60416ca5724ffc9ad5a430c78a085e.jpg" data-width="4000" data-height="6000"></span></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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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在丹阳集训起见，负责接管出版社的干部赵晓恩与徐伯昕住在一处，一方面参加接管工作集训，学习党的各项政策和入城守则，一方面整理、研究上海地下党送来的关于设在上海的官僚资本办的出版企业资料，一些民营出版事业中官僚资金所占份额等情况。《上海书局及出版社》未刊稿前有一页签条，有接管干部为了熟悉情况，从华东出版委员会出版室主任赵晓恩处借到了《上海书局及出版社》和《上海概况》和来进行学习。</p>
 <p>《上海书局及出版社》把以生活书店党小组为代表的中共文化战线工作人员的情报调查成果完整地记录了下来，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重视调查研究的革命传统、优良作风。</p>
 <p><span style="color: #7e8c8d;">（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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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高明<br>
   图：受访方供图<br>
   编辑：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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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运动的堡垒：上海解放前生活书店党小组的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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